式亭三马是日本近世最出色的流行小说家之一。周作人完整翻译的日本近世文学经典中，就有式亭三马的《浮世澡堂》和《浮世理发馆》两部长篇，并多次表达对式亭三马滑稽文学的欣赏，足见对他的偏爱。

安永五年（1776），式亭三马诞生在江户浅草田园町三丁目一个商人之家。原名菊地久德，字太辅，别名西宫太助。式亭三马是他专事写作生涯后取用的笔名。其父菊地茂兵卫，是个江户城里生财有道的商人，精明能干，在源水横町有“长屋”（相当于廉租集体公寓）出租，同时还是一个手艺精湛的出版印刷雕版师，屋号“晴云堂”。式亭三马后来成为小说家，出版书上常常有“雕工菊地茂兵卫”的字样，就是出自其父刀下。因为业务上的需要，雕版师经常要与版元（出版商）、戏作者（流行作家）以及各地书店打交道，从小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耳濡目染，对式亭三马日后成长为一个町人小说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水楼台，在他成为作家以后，父亲作为一个精于雕版和出版业务的书商，在他作品的出版、推广方面给他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江户时代，士、农、工、商四个阶层泾渭分明，各个阶层人等各司其职专务家业，流动很难。商人家子弟，自从诞生那一刻起就肩负继承家业的使命。和别的商家子弟一样，三马幼年在住处附近的“寺子屋”接受开蒙，学习认字、书写、算术和经商往来书信。九岁开始，家里将他送到本石町四丁目一家名叫“玩月堂”的书店“丁稚奉公”（当学徒）。三百六十行，各行有各行的门道。经营书店，是对文化要求很高的工作，要熟悉作家作品，要了解流行书物的信息，要具备一定目录版本学知识，为了应对特殊需求的客人，还要了解古今图书的知识，等等。这些都要求从业人员博学多闻，唯一的途径只有多读书，因此旧时书店从业员的修业时间都很长，某种意义也是培养学者、作家的历程。日本书店行业，自古以来就形成一个传统，学徒一项必修的功课，就是要在学徒阶段通读规定数量的古今文化经典。这曾长期是神田神保町古本书店所奉行的行业传统，在日本，书店行业出身的作家学者不少，与这种行业的文化熏陶不无关系。比如1993年第44届直木文学奖获得者出久根达郎也是古旧书店出身。早年在东京月岛旧书店当学徒，奉命熟读《日本古典文学大系》一百卷，一读13年才出师，打下了扎实的学养基础，获奖长篇小说《佃岛二人书房》就是取材于旧书店行业的故事。出久根的成功，其实就是扎根于江户时代形成的日本书店行业传统。式亭三马在“玩月堂”书店当了八年学徒，得以系统阅读日本古今文学经典，阅读量之大无人能及，据说不到五年他就读完所有的“戏作本”，这是一个为数上千种类的海量阅读。就是在学徒修业期间，他萌生了一个志向，成为像山东京传一样的“戏作者”。

所谓“戏作”，即是“以文为戏”的略称，也就是以消遣、游戏心态从事文学写作的心境，似乎源自唐宋诗人戏作诗风气影响，并为日本汉诗人所仿效。后来，随着新型文学样式的出现，“戏作”一词也被移用戏剧和小说创作领域，如有“元禄莎士比亚”之称的近松门左卫门的净琉璃作品，就被时人称为“彼一笑乃成无稽之戏作”。“戏作者”后来便成了通俗流行小说家的称谓，大正时期的文学家永井荷风就常常以江户时代的“戏作者”自居。江户时代的“戏作者”是一个极为庞大的文学创作群体，代表鲜明日本本土文学特色的创造主体。

在近代西方文学传入日本以前，日本文学已有千年的发展历程。其间端绪固然复杂多样，但基本发展脉络却格外清晰了然，大致经过一个从上层向中下层，从极少数人向平民大众流转渗透的过程。奈良平安两代，文教把持在朝廷皇族公卿手里，文学创作主体为贵族阶层；平安时代后期开始，皇权旁落，律令制中央集权国家解纽，文化活动主体转到名山寺庙的僧侣。江户时代被称为日本历史的近世，在幕府统治初期，天下初定，战国时期的武家文化仍在延续，主流文化依旧由武士和僧侣主导。随着江户城、大阪和京都等大城市出现的空前繁荣，商品货币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作为庶民主体的町人阶层不断发展壮大，文化活动的主体也渐渐从上层社会转移到庶民社会，由城市居民主导的市井文化开始繁荣起来，文化的大众化倾向越来越明显。

町人文化一经形成，就表现出强大的创造力，一些受过良好文化教育的城市商人、市民和长期失去用武之地的下级武士成为文化创造的主体。在文学方面，当时的文坛，来自庶民阶层的作家出现井喷现象，如商人出身的作家有井原西鹤、山东京传、上田秋成、式亭三马等；出身下级武士的作家有松尾芭蕉、曲亭马琴；出生僧侣的浅井了意等，这些作家，立足于庶民生活，排除长期以来控制人们思想的佛教与儒学束缚，树立以人为本的文学价值观，创造出大量作品，使得庶民大众文化得到空前发展。除了净琉璃唱词、歌舞剧脚本等戏曲文学，在通俗小说艺术上先后出现了假名草子、浮世草子、草双子、洒落本、人情本、滑稽本和读本等多种样式。

“假名草子”，就是用日语假名创作的通俗文艺作品，即与汉籍、佛经、医术等高深学术文本相对的出版形态，是一种娱乐与启蒙兼而有之的通俗读物。这一文体最早出现在江户时代初期，一批戏作者在模仿宋明话本小说的过程中出现的。假名草子一般都是几百字或千把字篇幅的一个独立小故事，内容有趣，行文以当时流行的口语为主，句式简短，有点像今天的微博，几个故事合起来组成一本故事集。对比日本平安时代以来小说经典如《源氏物语》，可以看到，物语文学每章的篇幅很长，章下不分节，也不分段，很显然，能够进入阅读的，必须是闲暇充裕、文化教养很高的群体，要么是专业研究的学人。假名草子则代表了另一种阅读形态，通俗易懂，简洁明快，在活字印刷大行其道的条件下大量印刷大量消费，有点像快餐，但更具备现代性，是近代通俗小说的雏形。早期的假名草子不脱亦步亦趋模仿明清故事的痕迹，带有教化讽喻味道，如《棠阴比事物语》《杨贵妃物语》和《御伽婢子》。后来的作家开始尝试用这一套路讲日本的故事，写万丈红尘中的人情世故悲欢离合。其中描写市井日常与花街柳巷题材的故事蔚然成风，是为“浮世草子”，其代表作就是有“花柳街嫖娼指南”之称的井原西鹤的《好色一代男》。

继浮世草子之后开始流行草双纸，洒落本、人情本、滑稽本和读本等通俗小说。最先出现的小说，因书皮颜色分为赤、黑、青和黄表纸，后来出现将黄表纸合卷装订成册的草双纸，是一种图文并茂的通俗读物，内容有童话传说神佛恋爱传奇等，带有扫盲开蒙的意义，主要面向识字不多文化不高的读者群如妇女儿童，有如我国的故事连环画。后来读者群发展成为成年男性，题材也转为受其青睐的花街柳巷传闻和日常生活习俗，宣扬潇洒游乐，揭示男女情爱几微，因而叫“洒落本”“人情本”。江户时代后期，还出现一类类似幽默小说的滑稽本，将街坊里巷的吵架斗嘴插科打诨以高度的语言技巧移植到文本上，表现市井人物的日常人生与世俗风土人情，获得极大成功，成为滑稽本文学经典之作。这个领域，式亭三马以一系列杰出的作品，将滑稽文学的谐趣特质发挥到极致，奠定了江户时代通俗文学巨匠的地位。

式亭三马的成就光耀文学史，但文学生涯却是一波三折，历尽艰辛与坎坷。

17岁那年，学徒期满，三马回家照料生意，同时开始利用经商之余的闲暇读书并尝试写小说。1794年，三马处女作黄表纸《天道浮世出星操》脱稿，其后在父亲好友西宫新六春松轩书店出版。这篇小说写的是江户城平民街区百姓的众生相，儒者、盗贼、婆媳、子女等众生纷纷登场，三马用妇孺皆知的江户日常口语，栩栩如生地表现滑稽有趣的世态人心，可以窥见日后创作风格的基本特色。处女作获得成功，给19岁的三马带来极大的鼓舞，进一步坚定了成为江户城一流小说家的信心，此后笔耕不辍，每年都有作品问世，大都是黄表纸，同时也学习其他小说类别的写作。

1798年，三马发表洒落本《辰已妇言》，描写鲜为人知的江户风月场所深川妓院的日常人生，由于迎合了社会读者的窥秘心理，小说出版后销路看好，但在高手如云的通俗小说领域，三马基本还是寂寂无名的新手。翌年，一场轰动社会各界的笔祸事件，将初出茅庐不久的三马推到江户通俗小说领域的最前沿，使得他成为当时最受瞩目的新晋作家，声名鹊起。

18世纪末，日本天灾连连，加上腐败盛行，幕府推行了一系列旨在恢复经济、强化社会管控、整肃社会风气的改革，文化出版市场也被推到风口浪尖。幕府老中松平定信认为要整肃社会风气，首先要从治理奢靡享乐的秦楼楚馆入手，对吉原、深川等江户风月场所严加取缔，而书写出版花街柳巷的文学作品也遭到严厉处罚。1791年，洒落本小说家山东京传出版了反映吉原游廊娼妓嫖客生活的洒落本《娼妓绢目》一书，被幕府课以有伤风化罪，雕版被没收毁坏，京传本人也受手铐之刑罚，在家闭门反省50日，其间不得外出会客更不能从事写作，在一年之内禁止发行新刊作品；仙台藩的兵学家林子平由于顾虑到俄罗斯势力不断南下可能给日本造成的威胁，忧愤之余写了一部海防著作《海国兵谈》，以期引起幕府的危机意识。不想书刚一出版，就遭到幕府查办，林子平以“妄议中央”被处以禁闭。三马擅长的洒落本题材被列为禁区，他只能尝试开拓另一个创作空间领域，不料也难逃“恢恢文网”。1799年，他发表《侠太平记向钵卷》，这是一部典型的“公务员小说”，描写江户城下町幕府辖下的消防队之间的斗殴和种种不堪，语言诙谐，情节生动，令人抱腹绝倒之处随处可见，但因作品曲笔甚多，如借助古代故事，爆料官场鲜为人知的阴暗面，被主管文教的部门认定影射幕府高层之嫌，犯了禁忌，三马也遭受了和山东京传如出一辙的手锁刑罚。山东京传是享誉江户出版业的名家，名不见经传的式亭三马招致同样的笔祸事件轰动了日本全社会，尤其在江户更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三马尚未出道，但名字和作品一起传开，世间对他都投以关注的目光。等到刑满自由重新握笔之时，三马已经是出版商和读者眼中满怀期待的作家了。世事无常，祸福相依，此又一例。(www.daowen.com)

三马因为不是长子，无法继承家业。按照江户的习俗，长子以下为了获得更好的人生前景，要么到别人家当养子，要么入赘到条件远远较生家优越的人家当插门女婿。1797年，21岁的三马入赘到相当于今天银座二丁目数奇屋桥一家大型书店老板万屋太治右卫门家。他一面照看生意，一面执笔写作，结婚不到10年，妻子因病早故，因为没有孩子，按照当时的习俗，三马离开万屋家自谋出路。他用岳父母提供的一笔安置费，在石町的平民居住区开了一家书店，以微薄收入维持写作，生计经常出现困窘。后来，三马曾经实习过的书店“玩月堂”，女主人年事已高，缺少一个能独当一面的帮手，就将三马招来与女儿成婚，一起帮忙照料生意。江户时代中期起，随着活字印刷熟练运用在出版上，文化传媒产业出现高度繁荣的局面，书店遍地开花，据江户版本学家的研究，当时的书店有案可稽的就有上千家，竞争非常激烈，生生灭灭是常态。三马根据当时的市场需求情况，果断将原先开办的书店转手卖掉，回笼资金投资当时利润较高的生意。后来，三马在本町二丁目繁华商业区开了一家专营仙方延寿丹的药店，也出售一些护肤霜之类的化妆品。三马的小说中，经常借笔下人物之口，变相推销他店里的产品。再婚改善了他的生存状况，他开始将主要精力转向读书、观察和写作。式亭三马非常勤奋，为了在戏作者云集的江户通俗小说领域中确立属于自己的位置，不断尝试各种文本的写作，据说为了掌握读本的写作要领，熟读中国明清小说和山东京传的所有作品，细加揣摩剖析。文化五年（1808）到文化七年（1810）的三年间，是式亭三马写作的丰产期，每年以10部以上的数量推出新作品。

19世纪初期，幕府文禁严厉，作家动辄得咎，为了在夹缝中求生存，三马不得不考虑开拓新的写作领域。在官能小说、政治小说接连遭到取缔之后，作为新兴通俗小说的方式，以滑稽的市井闲谈为题材，与落语（单口相声）风格相近的滑稽本开始登场。从江户城里下町平民街区中的日常生活寻找写作题材成了这一时期通俗小说一大趋势。式亭三马的创意，在于从江户公共澡堂和理发馆这两个最具大众普遍性的空间来驰骋文思。文化六年（1809），三马创作的《浮世澡堂》脱稿，这部被誉为滑稽文学里程碑作品以都市里随处可见的澡堂为舞台，描写当时的世态人情。

在东京生活过的人，都会对那颇具日本特色的“钱汤”也就是公共澡堂留下深刻印象。这一习俗始于江户时代。日本地处太平洋板块火山活跃地带，列岛遍布温泉，自古温泉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佛教传来日本后，僧侣将温泉导入寺院内，作为清洁身体、抵御疾病的一种修行，后来慢慢流行开来。没有温泉的寺庙就在里面设立锅炉房，将水烧开，通两条管道接到木槽里，让冷热水交汇循环，是为人工泉汤，入浴的日语“风炉”一词就是来源于“風爐”的简写。镰仓时代以来佛教大兴，很多寺院为了吸引信众，定期对外开放庙里的食堂和公共澡堂，此后开始在民间传开渐成时尚，室町时代，京都开始出现私人经营的风吕屋了。

由于地质的原因，关东地热资源很少，特别是江户城里几乎不存在天然的温泉，只能采用人工加热设备来提供洗浴服务，也就是“钱汤”，也就是廉价公共澡堂。第一个将“钱汤”移植到江户城的是一个叫伊势与一的关西人，1591年，他跟随德川家康到江户，就尝试在城里开设“钱汤”为武士服务。在17世纪，由于政治经济中心转移，江户城很快成为人口超百万的大城市，人口和住居密集化，加上木造建筑鳞次栉比，火灾和打架斗殴便成为江户两朵花，幕府对居民用户严加管控，一般家庭很少有私家澡堂之类的洗浴设施。对于居住在集体宿舍“长屋”的庶民更不用说。不久，一种物美价廉的公共澡堂“钱汤”就应需而生了。每个社区或街区都有一个或几个公共澡堂，到了19世纪初，江户城里比较具备规模的钱汤就有600多家。混浴是日本自古以来的传统习俗，江户时代早期的公共澡堂“钱汤”，为了节省人力、燃料和空间一般也都采用男女混合，人们也习以为常。不过，随着朱子学被奉为官学至尊，“混浴”习俗以妨碍纲纪为名开始受到整肃。1791年，幕府发布宽政改革令，严禁男女共浴。但根深蒂固的习俗不好改变，后来改成男女隔日入浴，后来混浴很快又死灰复燃屡禁不止。江户时代的钱汤，一般早上八点开业一直到晚上八点。由于贴近下町庶民生活，成为下级武士商人手工业者娱乐社交的公共场所。尤其是澡堂的二楼，是宽敞的榻榻米大开间，原本是为武士提供的放置刀剑的区域，后来渐渐演化成供客人休息和娱乐的公共场所，开间很大，榻榻米上放着坐垫，窗户一律敞开，清风徐徐吹拂，周边风景尽收眼底，是个令人心旷神怡的地方，也是澡堂生活中最有趣味的片段。大开间里面提供煎茶、点心、烟管和各种流行插画小说。客人舒舒服服泡完澡，披上宽松的浴衣，登上二楼，汇聚一起，谈天说地，联络主顾，呼朋引伴，或吟诗作画，甚至谈情说爱，悠游享受尘世中那么一点乐趣……周作人将钱汤浴堂比作大家的俱乐部，澡堂就呈现出一种浮世的众生相，也成了观察世间众生百态的最佳场所。因此式亭三马选择澡堂来表现江户幕府时期的都市众生相，本身就具有典型意义。

这篇小说的缘起，三马在作品的开篇略做了说明：某夜三马和几个书商聚在版画浮世绘画师歌川丰国家里听落语家、三笑亭可乐表演《钱汤的故事》。落语家用诙谐生动的语言，表现澡堂里众生的喜怒哀乐，人情几微无不曲尽其妙，大家欢笑不绝。当场有书商建议说，将澡堂这类人情世故写出不也很好吗？那些描写花街柳巷情爱的洒落本读者已经腻味，而且容易犯忌。也许俗世里可笑可叹之事写出来也很有趣呢。应书商之约，三马开始着手准备，于1909年完稿。全书九册四编，其中第一编和第四编为《男汤卷》，描写男澡堂里的种种；第二编和第三编为《女汤卷》，以女客世界为书写对象。

《浮世澡堂》出版后，三马一跃成名，据同时代的畅销小说家曲亭马琴在《近代物之本江户作者部类》记载，这一年享誉畅销书桂冠的只有式亭三马的《浮世澡堂》。其后在一年内，三马再接再厉又推出长篇《浮世理发馆》。这部小说，与其说是三马浮世小说系列的姐妹篇，不如说它就是《浮世澡堂》的续篇。因为这部滑稽本小说的创作时间与写作《浮世澡堂》的尾声部分重叠，给人感觉是澡堂的故事到此为止，接下来舞台切换到另一个浮世空间——理发馆的写作意图。如果从文学角度出发，则后者无论是创意到表现手法都在前者的延长线上，也没有固定的人物和故事主线，只是故事的舞台换成了江户人的另一大社交场所理发馆，看似闲散地记录了一些理发店里发生的对话，但江户城各种营生的世态人情跃然纸上：吉原游廊的女郎、江户城里的武士大人、卖弄学问的儒师、自视甚高的江户子……都是些呼之欲出的角色，透过这些人物对话，讲述19世纪初叶日本江户时代的市井风俗、俗谚名物、人物声口、零碎物件、语言游戏，乃至作为“滑稽本”屏风的历史风云、文化生态等，至今读来犹然历历在目。

三马的滑稽本戏作文学，尤其是基于日常生活惟妙惟肖的写实手法，为后世作家所传承，甚至直到明治时代初期还成为新时期作家的创作参考。被誉为明治文学一大旗手的夏目漱石，尽管是受英国文学的启蒙而步入近代文学的，但他早期的小说杰作，如《我是猫》《哥儿》等作品，对肤浅的文明、庸俗的世态和浅薄的知识阶级极尽冷嘲热讽、揶揄开涮之能事，那种源自德川时代的“江户子”特有的幽默与辛辣洒脱气质，都能看到式亭三马为代表的滑稽本小说的味道；又如夏目的得意门生假名垣鲁文最广为人知的小说《安愚乐锅》，以当时大受追捧的牛肉火锅店为舞台，描写明治初年全民西化热潮中东京各色人在火锅店里对话聊天的插科打诨，来表现特定时期的社会习俗人情和众生相，所用的文笔，更是直接取法三马的浮世小说。

明治时代中期，坪内逍遥和二叶亭四迷师徒两人，从西方引入文学概念，分别以《小说神髓》和《浮云》从理论和实践上草创了近代日本文学。近代文学的兴起，某种程度是以贬低甚至否定源远流长的本土文学传统为前提的。以写实为主要手法，生动描绘庶民阶层世态风俗以及真实性情的戏作文学，入不了新时代启蒙文学家的法眼，式亭三马的滑稽文学被认为是一种对现实生活的单薄呆板的临摹，虽写实，却是机械性对人性弱点进行描写，无法营造超凡脱俗的境界。以坪内逍遥为代表的理论家就拿三马的滑稽文学开刀，对江户时代戏作者的临摹式写作手法提出辛辣批评，对戏作者代表作家式亭三马等人的作品进行全面否定。一锤定音，这一论调陈陈相因，至今在日本仍是占据主流的学术观点。

对于三马的滑稽本小说，也许需要具备特殊的眼光和情怀。习惯西方现代小说叙述的读者可能觉得看不出什么好处。我也未能例外，虽然很早就接触过周作人的译本，但没完整看进去，多是挑着热闹生动处读而已，自然也没有什么感受心得。独具慧眼的周作人对式亭三马给予很高评价，20世纪30年代就曾介绍《浮世澡堂》和《浮世理发馆》给读书界，并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将其译出，视为一生中重要的“胜业”而自喜。周氏翻译此书的较真劲也是令后人叹为观止的，仅《浮世澡堂》一书，注解就超过600条，篇幅占全书1/3。江户时代通俗小说何止万千，周氏对三马这两部书情有独钟，认为这是中国文学传统所无“为日本所独有”的特质，其实滑稽之类的文学在中国古代并非没有，只是道学八股兴起之后，被士大夫阶级所不屑。殊不知，这类既可以当文学视之，可供研究和写作者取资，也是民俗学的好材料。对民俗学、民间文学的重视，对市井民情、日常事务的关注，都可以归结到周氏一生所信奉不移的“人的文学”理念。

三马一生都在创作中度过，但40岁以后，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出现了后继乏力的现象，这或许与他过早进入“生命晚年”不无关系。文政五年（1822），三马去世，年仅46岁，令人有英年早逝的遗憾。三马天寿有限，写作生涯却不短，在近30年的文笔活动中留下127部作品，算是多产。三马晚年最成功的一件事就是将唯一的儿子培养成家业与文学的接班人。三马之子幼名虎之助，为三马与玩月堂书店家千金的孩子，生于1812年。三马去世时虎之助才10岁，却已经在三马无微不至的教导下培养出严谨勤勉的优良品行，尤其难得的是虎之助传承了其父亲读写的书卷气，后来不但继承家业，在写作上也留下不俗的业绩，文学史上称之为“小三马”。子承父业、父子作家，其情形令人想起19世纪法国浪漫派作家大小仲马父子。

文学创作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因而世人把它说得神乎其神，以为家业可传承，手艺可传承，唯独文章学问无法世袭。其实写作无非也是一种技艺，犹如手艺，竭诚专注，日久自然精进上乘。关键是环境的熏染和潜移默化的影响，才能将写作的热情与灵气传承下来。文学世家，中国古有“三曹”“三苏”；当代有茹志鹃、王安忆母女；日本除了三马父子，当今还有吉本隆明、吉本芭娜娜父女，等等。似乎说明文学也可以家传，岂其然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