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亭马琴生活的年代，在日本近世文化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8世纪中期开始，随着日本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江户时代的社会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商人、城市平民为主体的町人阶层由于拥有巨大财力而迅速崛起，逐步把持了日本的经济。在社会身份上，町人虽然没有像武士阶层一样在社会上占据支配地位，但已逐步成长为新兴的主流力量，他们不仅在经济上拥有睥睨武士阶层的实力，还广泛参与到社会和文化建设中，并最终成为江户大众文化的主导者。

町人文化一经形成，便在文学艺术等领域表现出强劲的创造力，以城市市民为主要读者对象的通俗小说蔚为潮流就是这一时期大众文学的最大特色。这类大众通俗小说通称“戏作”，也就是一种茶余饭后的消遣读物，与代表高大上的汉诗文和优雅的贵族文学相对。近世“戏作”文学的发生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阶段，并在江户后期臻于隆盛。

最早的通俗小说是出现于幕府初期的“假名草子”。所谓假名草子就是采用简易的日语拟古假名文体书写的短篇故事，具有通俗性、娱乐性、教育性的功能。前期代表作有创作于庆安四年（1651）的《棠阴比事物语》，是作家浅井了意根据宋朝公案小说《棠阴比事》进行翻译改写的通俗小说。假名草子到后来转向以青楼游廊的感情纠葛为题材，强调“浮世”中“享乐”本位的合理性，其通俗文学价值受到了很多文人的肯定，很多作家也投身其中，出现了专写浮世之事的“浮世草子”，以庶民阶层为对象的大众文化读物由此确立。1682年，井原西鹤创作的《好色一代男》，被文学史称为浮世草子的起点。

元禄以后，日本的文化中心从代表“上方”的京都、大阪转移到江户。这一时期，各种形态的通俗小说接连出现。继浮世草子之后，开始流行草双纸。草双纸是一种类似绘本的通俗读物，读者以文化程度不高的市民为主。这类文本往往在画面的空白处插入故事情节介绍或人物对话，简明易懂，一度在市井广为流行。后来草双纸读者群扩展到男性，发展为以文字为主，以图画为辅的洒落本，此后又出现谈义本、滑稽本、人情本、读本等通俗小说样式。

洒落本以江户吉原、品川等地的花街柳巷为描写对象，将游廊妓院的生活、八卦、风俗和场景进行细腻描绘，展现花街中的人物和众生相，颇受男性读者的欢迎；谈义本是江户中期出现的具有讽刺性质的教训类读物，作者往往以讲经说教的僧人口吻，描摹江户的世道风俗，以诙谐讽刺的形式对庶民进行教化，谈义本是后来以戏谑、幽默和逗趣为特色的滑稽本的先驱；人情本则是江户大众通俗小说的最后一个样式，是描写江户市民男女纠葛和风俗的小说类型，内容多私奔、殉情之类的故事传奇，是后来孕育明治时期爱情文学的母胎。

在江户通俗小说的各种类型中，读本占有重要地位。所谓读本是指译介中国明清时代小说传奇的作品，后来也指日本作家在中国白话文小说影响下创作的公案小说和本土历史小说，这类读本篇幅较长，动辄几十回，也有插绘，是一种雅俗共赏的小说类型。读本流行于天明时期（1781—1789）最终在19世纪初期发展成为通俗小说的顶点。之所以大受文学史推崇，是因为这种小说类型由于从中国明清小说中全面吸收营养，无论是内容的丰富性，还是思想的深刻性，还是表现手法，都达到日本小说艺术的一个新高度。

日本古代小说有着悠久的传统。不过，像《源氏物语》之类的王朝时代的物语文学因为年代久远，行文过于深奥古雅，曲高和寡，限制了广大读者受众；元禄时期流行的假名草子和浮世草子，又流于浅薄和缺乏文采，因此都无法满足在城市文化生活中居于主流的町人的期待。到了18世纪中后期，江户发展成人口超百万的大城市，成了凌驾于京都、大阪之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随着教育的普及，市民的文化水平不断提高，也对文学艺术的审美提出更高要求。作为对这一时代需求的呼应，读本小说作为更具欣赏价值的新型通俗小说样式迎来了繁荣盛况，山东京传和曲亭马琴师徒就是这一领域的划时代作家。

山东京传（1761—1816），原名岩濑醒，通称传藏，出身于江户城深川的典当商人之家。少年时代，京传一边帮家里照看生意，一边学习俳句、狂歌、浮世绘和小说创作，多才多艺，虽然只比马琴大六岁，成名却很早，马琴投入门下时他已是响当当的畅销书作家和绘本画师；同时他还在京桥银座一丁目拥有一家经营烟草和烟具的商号“京屋”，日子过得相当富裕。一边经商，一边业余从事小说写作——这也是当时大多数“戏作者”的生活方式。据载，曲亭马琴前来拜师时，差一点被山东京传拒之门外，因为实在太穷，在山东京传看来根本不适合走上文笔之路。以当时的常识，写小说只能作为业余爱好，是官家、富人子弟正业之外的一种余兴，倘无殷实的家境条件，靠写作谋生无疑死路一条。不必说山东京传，同时期的著名作家上田秋成、平贺源内和式亭三马，也都是出身富裕商家的“戏作者”，都是经商之余从事写作，因缘际会才成名成家。以马琴的情形，与其从事与生计无益的“戏作”，还不如去学一门手艺自食其力来得靠谱。(www.daowen.com)

也许是马琴的诚恳和执着最终打动了山东京传，虽然马琴没有成为京传的门人，但被特许定期来宅旁听讲义，也帮京传修改习作。马琴原本就有很深厚的读写基础，在京传言传身教下，很快就掌握了写小说的要领，一年后，他的习作《尽用而二分狂言》博得老师的赞赏，推荐给书商茑屋重三郎发表，这是马琴的处女作，也是他向专业小说家跨出的第一步。老师和出版商都看出他在写作上的潜质，给予悉心培养。茑屋重三郎后来聘请马琴来出版社当“手代”（相当于副社长），不用坐班，等于给他提供一份经济保障。为了帮助马琴从根本上解决生计问题，专心从事写作，在山东京传和茑屋重三郎的撮合下，马琴入赘到银座一个经营鞋店的会田家。妻子阿百是寡妇，大马琴三岁，相貌平平，脾气急躁，也没什么文化。在讲究门当户对的封建武家时代，武士与商家通婚本身就有失颜面，何况是入赘到商人遗孀家。不过为了实现当“戏作者”的理想，马琴只能屈就现实。会田家颇为殷实，鞋店生意兴隆，而且在江户还有房屋出租，马琴这才过上了安定的生活，无须再为生计奔波，大段闲暇用来读书，潜心写小说。

机遇偏爱有准备的人。天赋和努力，加上特殊的机遇，马琴很快在江户的通俗小说领域脱颖而出，步入一流作家之列。

18世纪后期，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继续发展，日本国内贫富分化加剧，农村凋敝严重，农民纷纷破产，下级武士沦为贫困，上层社会奢靡腐化，幕府统治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为了挽救濒临崩溃的政治经济形势，幕府老中松平定信实施了宽政改革。作为改革的重要一环，幕府在思想文化上强化统制，独尊朱子学，颁布“异学之禁”，严厉整顿文化市场，对于有伤风化的出版社和作家严加惩戒。山东京传最初以吉原游廊青楼的生活阅历为题材，加上妙笔生花的文采，成为江户城“洒落本”的头牌作家。宽政三年（1791），他出版了《锦之里》《娼妓绢籭》《仕悬文库》三部洒落本，触犯“文字狱”，被幕府课以风化罪，书籍没收雕版被毁，并被处手锁50日之刑，其间禁止任何写作。此前山东京传已经和几家书商签订出版合同，后来经茑屋重三郎的提议，由马琴承担山东京传文稿的完篇和修订润色工作，马琴不负所望，令几方都感满意。以此为契机，他得以和江户、京阪的一流出版社合作，进入当时通俗小说领域前沿，迅速打出了名气。

宽政八年（1796），耕书堂刊行了马琴的读本《高尾船字文》，因在通俗化和趣味化方面的出色表现，甫一面世好评如潮，作品一再加印，初期就售出上万部，这在当时的出版业实属罕见，马琴一举成为畅销书作家。为迎合更多读者的大众口味，马琴一鼓作气，不断尝试新的题材和新的写法，与同时期以怪谈传奇为主题的“上方”读本小说家上田秋成平分秋色。

成了畅销书作家，意味着曲亭马琴可以凭文笔获得自立，后来马琴毅然从商业中退出，家业全权由妻子打理，自己专注于写作，和文坛、书商打交道。兴趣爱好成为一项职业甚至事业，这对马琴来说是快慰平生之事，他为自己在经过多年默默无闻的摸索后终于找到一条安身立命之路而庆幸不已，晚年回忆录中欣然写道：

吾不能为官为医，不能为儒，宁作稗史小说著名后世，亦一快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