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怪杰荻生徂徕:江户时代学术巨擘的传奇人物

怪杰荻生徂徕:江户时代学术巨擘的传奇人物

时间:2023-07-1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1666年3月,荻生徂徕出生于江户,别名茂卿,一名双松,通称总右卫门。徂徕家非但不穷苦且非常显赫,远祖是大和朝廷时代掌管军权和刑法的豪族物部氏,江户时代依然是衣冠士族。1692年25岁那年,随着父亲平反昭雪,徂徕重返江户城。苦读数年,徂徕的学问和人品在江户城已经远近闻名,引起幕府高层柳泽吉保的关注。荻生徂徕或许称得上江户时代首屈一指的精通中国语言、学问的汉学家,有如后世的吉川幸次郎、竹内好之流。

怪杰荻生徂徕:江户时代学术巨擘的传奇人物

秋风肃飒旧坟茔,灯火禅林无限情。豪气当年空盖世,清时何意好论兵。

非朱非陆一家学,维文维武千古名。今日人才寂寥甚,转教后进慕先生。

这首七律出自19世纪中后期日本汉诗界巨子小野湖山笔下。某年秋夜,湖山前往江户城外拜谒荻生徂徕(1666—1728)墓地,赋诗缅怀。诗中的“禅林”就是净土宗佛门长松寺,至今犹在东京都港区三田三丁目一带,从地铁线泉岳寺站出来,步行不到十分钟就到了。某年,我陪同本地航空公司与日本同行洽谈商务,曾在港区的高轮八王子酒店停留数日,客中无事,游遍了周边的寺庙园林,在长松寺邂逅荻生徂徕的墓地时抄写下湖山的这首悼亡诗。

1666年3月,荻生徂徕出生于江户,别名茂卿,一名双松,通称总右卫门。长大以后,因仰慕中华文化,自号徂徕,取自《诗经》“徂徕之松”句。徂徕家世,朱之谦先生在《日本哲学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6月)说他是“穷苦人家出身”,不正确。徂徕家非但不穷苦且非常显赫,远祖是大和朝廷时代掌管军权和刑法的豪族物部氏,江户时代依然是衣冠士族。父亲荻生景明是上野国馆林藩(今日本群马县)藩主德川纲吉的侍医,叔父荻生北溪是名医兼资深法律学家、江户幕府官校的儒师。这样的家庭背景,对徂徕的一生产生了深刻影响。身为士族子弟,徂徕自幼被送入幕府官学师事林凤冈治学。14岁时,父亲因谗言获罪,被藩主夺官并遭禁闭处分,徂徕被疏散到外祖父家,在上总国长柄郡木纳村(今千叶县茂原市)海边荒村里,徂徕刻苦攻读经典,将随身带去的伊藤仁斋的朱子学论著翻烂,打下扎实的儒学学问基础。1692年25岁那年,随着父亲平反昭雪,徂徕重返江户城。此时家里一贫如洗,他在德川将军的家庙增上寺边上开办了一所私塾借以谋生,同时钻研学问。前一年,林凤冈将家塾与孔子庙合并迁移到汤岛,改名“昌平坂学问所”,俳圣芭蕉的《奥州小道》文学之旅刚刚结束。

徂徕在江户城居之不易,曾一度被埋没,没人愿意把子弟送到他的私塾,生活一度非常拮据,经常穷得断炊。《先哲丛谈》有云:“初,卜居于芝街,时贫居如洗,舌耕怠不给衣食。”房东家是个厚道人,拖欠房租从不刻意催讨,而且经常从豆腐店里买来廉价的豆渣炒了给他当饭吃。荻生后来发迹,贵为幕府将军的御用学者兼政治顾问,每月从俸禄中支给房东三斗大米回报,这是日本饮食文化史上非常有名的“徂徕豆腐”佳话。

苦读数年,徂徕的学问和人品在江户城已经远近闻名,引起幕府高层柳泽吉保的关注。柳泽是元禄时代著名的政治家,原来也是馆林藩时代纲吉藩主的家臣,与徂徕父亲是同僚。1680年德川纲吉继任第六代幕府将军后,柳泽被拔擢为侧用人(近臣),实行了一系列积极的社会改革,以文治代替武功,振兴工商业,奖励学术,迎来了元禄盛世。元禄九年(1696)徂徕被柳泽吉保聘往柳泽家领地川越藩任侍讲兼政治顾问,领俸500石大米,外加10个贴身随从,境况为之一变。1705年柳泽被任命为甲府藩藩主,徂徕也一同随往。1709年德川纲吉病逝,德川家宣继任将军。一朝天子一朝臣,家宣上台后重用任甲府藩主时期的侍臣新井白石,柳泽失势。徂徕离开柳泽府邸回到江户,在日本桥开办私塾“萱园塾”,萱是黄花菜的雅称,语出《诗经疏》:“北堂幽暗,可以种萱。”隔壁就住着俳圣芭蕉的高徒宝井其角,写俳句赞芳邻:“寒梅香可闻,芳邻谁人也,荻生总右卫门。”

“萱园学派”的最大特征之一,就是崇尚中华学术,把中国当作日本的文化故乡仰慕憧憬,在文化上是不折不扣的“亲华派”。徂徕追溯日本文明起源时说:位于世界东方的日本,原本是混沌未开漆黑一团的,后来王仁从朝鲜传来论语,吉备真备等遣唐使传来六经,菅原道真传播大唐文章、诗艺,藤原惺窝传播孔孟程朱圣人之言,没有这四个人,日本的学堂也只是徒有其表罢了。他进一步发挥:“包括文字、典籍、学问、法律制度在内的中国文化传来后才促成日本文明开化,创造这一伟大文明成果的只有圣人,中国是圣人的国度。相比之下,无论日本或者西洋,都不具备此能力,只能算是野蛮夷国。”“中国者,人之人也。夷狄者,人之物也,物不能思,唯人能思。中国为礼乐之邦,是其能思之故也。”他曾几度想到中国求学,只是日本实行锁国政策无法如愿。

荻生徂徕或许称得上江户时代首屈一指的精通中国语言、学问的汉学家,有如后世的吉川幸次郎、竹内好之流。他认为,要掌握中国学问的精髓,单靠读汉籍经典是不够的,必须像一个中国人一样从日常生活中去吟味体验,就是把自己彻头彻尾中国化。他以身作则,说汉语,写汉诗,吃中国菜,赏玩中国文物,连姓名也中国化。荻生徂徕的祖上原姓“物部”,他先是给自己取名“物部卿”,后来又名“物部徂徕”,嫌弃这四个字不够中国味,就把其中的“部”去掉,成了“物徂徕”。有这样改名的吗?但门下高徒服部南郭有样学样,也跟着砍掉一个“部”字,改叫服南郭,近乎玩闹,却是完全出于“认真”二字。据说他去为幕府将军讲学时,无视武家严格规范,不着日本武士装,特地订制了中国儒生服,讲席上与略通华语的纲吉将军答问,弄得周围一头雾水。他将孔子像挂在书斋或家塾里,每拜必称“日本国夷物茂卿”。据说一次搬家到品川,偏离了江户城中心,他却高兴得手舞足蹈,因为据说这一来他离圣人国度又近了。他书房里挂的是中国画家的山水或人物画,用的纸张和毛笔非中国进口的不能书写。徂徕这种极端崇拜思想对后世影响很深,大多数知识武士还拿徂徕的书想象中国乌托邦。直到1862年,幕府垮台前夕派遣使团乘坐“千岁丸”访问上海,耳闻目睹中国的现实,总会潜意识里拿徂徕笔下的圣人之国的描绘作比,才知道“此中国已非彼中国”,大失所望,大呼上当。近代以后,崇尚中国文化风物的不乏其人,如沉迷“中国趣味”的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还有常怀“中国文化乡愁”的吉川幸次郎等,身上都有徂徕的投影。近代以来,强势崛起的日本不可一世,徂徕的学问和思想不受主流意识形态待见而被边缘化,一大因素就因为他的“亲华情结”。

徂徕之学虽是冷僻学问,但他在日本却广为人知,是因为他主导了“赤穗仇讨事件”的定案裁判。

元禄十四年(1701)阴历正月,幕府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派遣吉良上野介义央到京都御所给天皇贺年,三月,天皇敕使一行前来江户城还礼。此时在江户“参勤交代”的赤穗藩主浅野内匠头长距奉命负责接待。浅野不熟悉幕府接待礼仪和典礼,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便向吉良上野介咨询请教。因没有送礼,受到吉良的刁难和羞辱,导致浅野在接待过程中漏洞百出颜面尽失。三月十四日上午,接待朝廷特使的最后一天,浅野与吉良在“松之廊”相遇,浅野羞愤之余拔刀砍伤吉良。接待朝廷特使之际在将军府上动刀斗殴,犯上不敬。德川将军震怒之下责令浅野当日切腹自尽谢罪,而领地食俸尽数没收,吉良成了无辜受害者,还得到慰问抚恤。浅野死后丢下的藩士成了浪人,其中四十七人(其中一人后来失踪)为主君申冤不果,在赤穗藩首席家老大石内良雄的领导下,卧薪尝胆,次年腊月以雪夜为掩护杀入吉良宅邸,将其杀死并割下头颅前往泉岳寺祭告浅野怨灵,为主君雪耻复仇,然后向幕府投案自首。

赤穗浪士履行武士忠节伦理的复仇行为获得社会的高度礼赞和同情,舆论呼吁幕府赦免他们的死罪。幕府高层对处置意见不一,如主管幕府意识形态的林凤冈、高级幕僚室鸠巢等都主张赦免或轻判,连将军也举棋不定,就征询徂徕的意见。徂徕上书:义者洁己之道,法乃天下规矩。以礼制心,以义制事,今四十六士为其主报仇,是武士知耻之道也……而长矩殿中犯上,以罪论罚,其众以吉良为仇,未经幕府许可,私自复仇,是以私害公,于法难容。今判决四十六士之罪:予以武士之礼自决云云,这就是有名的《徂徕拟律书》,“忠义可嘉,国法难容”,一语定乾坤,这一判决最终成为幕府妥善处置赤穗浪士的依据,幕府维护了法律尊严,武士们得以用最体面的方式自我了断,并与主君同葬,可谓各得其所。次年春天,樱花盛开时节,四十六浪士在泉岳寺切腹自尽,遗骸厚葬于浅野墓旁。这段鲜血淋淋的恐怖仇杀事件居然被后世学者渲染成武士道的经典美谈,徂徕提供了最初的理论来源。不过饶富趣味的是,四十六浪人自尽的泉岳寺就在不远处,与徂徕安葬的长松寺相隔十分钟不到的步行距离。“赤穗忠义仇讨”后来被戏剧大师近松门左卫门写成《假名手本忠臣藏》搬上舞台,热演几百年,在日本几乎家喻户晓,就像西湖边上的岳飞秦桧之墓一样,每天前来观瞻的游人很多。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起飞,东京奥运会之后,旅游渐成全民热潮,泉岳寺成了一大热点,为了迎合需求,1968年东京都营地铁线专门开设了泉岳寺站,有两条地铁线通过。相比之下,让赤穗义士青史留名的荻生徂徕反而被人淡忘了,成了少数“素心人”钻研的冷僻学问的代名词。泡沫经济以来“江户热”蔚为潮流,德川时代的吹拉弹唱、吃喝玩乐都被挖掘出来怀旧,唯独不见那些曾风靡一时的学者、诗人复出,虽然徂徕一度高居江户学术和诗歌顶峰,但时移世易,明治时代以后,举国热衷“广求知识于世界”“脱亚入欧”,形势大变,汉学日渐式微,也就是小野湖山感叹的“今日人才寂寥甚”,除了追慕只能怀旧。到二战后,汉文学教育几乎从学生必修教养课程中退出,已经几代人读不来汉诗汉文了。我到过几次长松寺,徂徕的墓地依旧满目肃杀、静悄悄的。

荻生徂徕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讲到日本古代思想史,尤其是江户时代的学术,徂徕绝对是个绕不过的存在。我于此道是门外汉,关于徂徕的认知粗浅,我曾从朱之谦先生的《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日本哲学史》上略知一点,也止于浮光掠影。相比之下后来在神保町旧书店购读吉川幸次郎写的《仁斋·徂徕·宣长》(岩波书店,1975)相对好读,比较有趣的是他独特的治学门径。

以朱子学为中心的汉学在江户时代成为显学,隆盛一时,但并不意味着学习这门学问的人都懂汉语。不像现在如研究欧美文学者,不懂英语则令人匪夷所思一样。由于日语融汉字、训读、音读为一体的暧昧性和便利性,日本古代读书人在掌握一定的汉字和汉语词汇之后,就能依照训读来读汉籍了。比如在日本无人不知的杜甫《春望》,却是和式读法:

国破れて山河あり

城春にして草木深し

意思有了,但汉诗特有的平仄意境和整饬的形式美则像兑了水的百年花雕一样“淡出鸟来”,这还是被誉为汉诗训读中的经典。此外,还要顾及语法习惯,还要颠倒迂回,就是动宾倒置,从后往前读,比如张继的《枫桥夜泊》,日本人做如是训读:

月落ち鳥啼いて霜天に満つ

江楓漁火愁眠に対す(www.daowen.com)

姑蘇城外の寒山寺

夜半鐘声客船に到る

古诗如此,儒学汉籍的阅读也是如此。这种治学方式,相当于用直译解读原著,意思明白了,韵味却寡淡了,尤其是韵文作品,一经训读,不仅汉文诗赋的整饬感消失,押韵也对不上,整体意境也被削弱,原著神韵流失大半,也就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理解。徂徕自青年时代起就对这种治学弊端甚为不满,主张应该“唐音唐读”,就是说应该像中国人一样按照中国语言的发音和语法习惯来研读汉籍,为此必须先通晓“崎阳之学”也就是汉语,才是窥得汉学精髓的不二法门。

徂徕在私塾里举办汉语培训班,请长崎的唐通事前来执教。江户时代日本锁国,只允许长崎作为和中国、荷兰贸易的港口。那里有很多和中国人打交道的翻译叫唐通事。徂徕的外语教学法颇有独到之处:“先崎阳之学,教以俗语,诵以华音,翻译以此方俚语,绝不做和训回环之读。开始以零细者,二字三字为句,后使读成书者。崎阳之学既成,乃开始得为中华人。而后稍稍读经史子集四部书,势如破竹,是最上乘也。”

徂徕对外语用功很深,也由此引起治学面貌的巨变。40几岁时,接触了明朝文学家李攀龙、王世贞的文学理论和创作,深受震动。晚明文坛,文风萎靡不振,16世纪末后,七子中的李攀龙、王世贞力矫时弊,提出“文则秦汉,诗则汉魏盛唐”“不读宋以后之书”等口号,被称为古文辞学派,获得文坛广泛响应,一时成为一种新的潮流。徂徕接触之后醍醐灌顶,从中悟出一条治学蹊径,也就是排除翻译或注解,直接从经典原著入手来沟通古今学问,踏出一条蹊径。

徂徕是江户时代的学术怪杰。才高胆也大,谁也不放在眼里,对当世朱子学前辈伊藤仁斋,一改青年时代的仰慕与推崇,在《萱园随笔》中通篇嬉笑怒骂,最后一直骂到朱子学老祖宗朱熹。他认为儒学之道,孟子以后的学者因为不通古文辞,并没有真正读懂圣人之道,承载先王之道的“诗书礼乐”经过秦汉、唐宋到明朝的三次大变革已经衰弱消亡了。宋儒不通古文辞,所以他们所阐述的所谓道,是伪儒学,与真正的先王之道相去甚远。骂人是徂徕一大癖好,尤其喜欢单挑当世名人、大师,连神道和武士道也不放过。芥川龙之介在《侏儒的话》中说徂徕恃才傲物,最大乐趣就是边吃炒豆,边道当代学者短长。他的日常行为也是无拘无束,爱门生视如子弟,甚至放任他们纵酒或嫖娼游乐而备受朱子学正统攻击、诟病,学者野口武彦将他比作“江户时代的唐吉诃德”。其狂放不羁倒令我想起晚明李卓吾、金圣叹之类的学术怪才。这样的人在江户时代居然活得好好的,深受礼遇而且善终,倒是令人称奇。

萱园派门下人才济济,太宰春台、服部南郭、山县周南等辈闻名遐迩,对江户和关西学术重镇冲击力相当大,徂徕曾长久风靡江户学术界。不过,物极必反,徂徕应该不会想到,他如此钟情中华学术文物,却无端造成两个结果:由于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亲华情结”,引起了文化民族主义者的不满和激愤,不但激发了日本宗教神道家对古神道研发的勃兴,也刺激了一些本土学者如荷田春满、本居宣长、平田笃胤等人对日本古代经典文本的发掘和研究,导致以去中国化为己任的江户日本国学兴起——这些都为后来中华文化在日本的衰微埋下前因。

徂徕是个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相当博学。死后门人为他编纂著述目录,有36种之多,研究跨越哲学、政治、法律、经济、文学、兵学甚至连音乐、农学等领域。汉诗是徂徕一大成就,晚清大学者俞樾在《东瀛诗选》为他留了重要一席,认为广博精深的学养滋养了徂徕的汉诗创作:“盖其所学有余于诗之外者,宜其诗之超然等伦也,东国之诗至徂徕而一变。”言及江户时代的汉学或汉诗,理论和实践,徂徕是绕不过的存在,他醉心于“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以模仿为能事。不过下笔太容易,难免“诗多好的少”之嫌,如有一首写打猎归来:

打猎归来上苑秋,风寒忆得鹔鹴裘。分明昨夜韦娘宿,杜曲西家第二楼。

无非摹写长安城内官二代、富二代之流的五陵年少轻薄、游乐的中国故事,典故和路数陈旧,流于俗套。但也有写得好的,比如《春日怀次公》,值得一读:

暗淡中原一病夫,登楼数日满平芜。沧溟春涌涛声大,菡萏晴摇雪色孤。

五斗时能愈我渴,千秋未必须人扶。只缘寂寞悲同调,苦忆周南县孝儒。

这首诗场景宏大,境界深远,登高望远、离愁别绪与满眼春日景观融为一体,寂寞难当,越发想念爱徒山县周南。八句起承转合,写景抒情颇有几分杜工部《登高》的韵味。诗中“中原”“平芜”“沧溟”“菡萏”都是中国古典诗词常用语,徂徕信手拈来,用以描摹日本景观,其中“沧溟”“菡蓞”即是相模湾春潮和富士山积雪。幕末汉诗人柴野邦彦吟咏富士山“谁将东海水,濯出玉芙蓉”的佳句,可能就是直接脱胎于徂徕的创意。徂徕写诗刻意写得“唐味”十足,本诗也不例外,可惜最后一句还是露出了马脚,“周南县孝儒”,即徂徕门下高徒山县周南(字孝儒,也就是诗题的“次公”),为了押韵和平仄把名字砍头又颠倒,不符合作诗规范,是为“和臭”一例。

也有清新可诵的好句子,《甲斐客中》写的随柳泽前往甲府赴任旅途即景:

甲阳美酒绿葡萄,霜露三更湿客袍。须识良宵天下少,芙蓉峰上一轮高。

山梨县的胜沼村盛产葡萄,用青葡萄浸泡清酒做成的绿酒自古有名。明治维新后作为殖产兴业的一环,日本引进欧美葡萄酒酿造工艺,那里成了日本葡萄酒威士忌的一大发祥地,被誉为“东洋的波尔多”。妙的是尾句,“芙蓉峰”即富士山,芙蓉、菡萏都是莲花的别称,将相模湾畔的富士山比喻为出水芙蓉,十分贴切生动,使其成为汉诗化的日本景观。这句诗来自李白“峨眉山上一轮秋”的化用,颇见境界,也是江户汉诗中写富士山的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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