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时，在江户城辅政的副将军（相当于宰相）德川光圀对朱舜水的事迹和学问已有听闻，心生感佩。1665年，特遣家臣小宅生顺到长崎打听虚实。小宅遍访当地儒者，并与流寓日本的中国学人笔谈，果然发现朱舜水最有学问，便向德川光圀举荐。8月，光圀迎舜水到水户，执礼甚殷，并“奏请公廷”礼聘舜水为宾师，在江户和水户之间讲学传道。

朱舜水并非为弘扬中华文化赴日，但赶上了好机缘，满腹学问得以留在日本，使儒家文化在扶桑开花结果。江户幕府建立之初就将朱子学奉为国家意识形态，以儒学为中心的汉学是高端学问，舜水的气节和学问深受朝野追捧，这使他对同属东亚儒学文化圈的日本产生一种文化上的认同与亲近感，乐见儒家王道在海外的实现；又遇到一帮情深恩重的好人，有心在海外培养几个读书种子以传承华夏经世致用之学。惠泽所及，促成了“水户学”的发育成熟。

水户学是江户时代一大学术流派，滥觞于17世纪中期以德川光圀为核心的一批水户学人在编撰《大日本史》过程中形成的学派。追根溯源，水户学的诞生与发展乃至后来，都离不开“舜水学”的滋养和点化。水户学发端的前期，德川光圀、安积澹泊、小宅生顺、栗山潜峰等学者都是舜水的门生；后期水户学的再发展是第九代藩主德川齐昭（1800—1860）在水户设立藩校“弘道馆”，重振水户学，扩展学问领域，并与时俱进，大力提倡西方科技文化研究。德川齐昭是幕末颇有作为的政治家，师从水户藩儒学家会泽正志斋，从学脉上看也是舜水学衣钵传人。

所谓舜水学，一言以蔽之就是来自朱舜水的以“实理实学”为核心内容的学问。即以倡导实践、讲究实际，注重实行、追求事功为治学导向的学风，是中国明清之交经世致用之学的重要一环。

中国历史上，每逢国家发生大动乱、大转型之时，就会出现新的反映时代需要的思潮与学术。晚明社会动荡之际应运而生的经世致用之学，源自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方以智、朱舜水等一批进步思想家，该学说认为，学问必须有益于国家社稷，学习、征引古人的文章，向古人学习行事，以治事、救世为急务，鄙薄当世脱离实际的空谈。在深刻探究明朝灭亡的历史教训中创建的舜水学，就是以开物成务、经邦弘化为宗，以明白朴实为道，以批判迂腐的理学为指归的经世致用之学，是舜水在日本传道授业的一大内容。

值得一提的是，舜水学不仅为江户时代的日本学术吹入一股新风，还借助担任幕府实权的人物，在某种程度上将其学说理念在一系列国家和地方的政经文教改革方略中得到实施，中国学问在海外的实践中焕发出生机与魅力。直接受到舜水学影响的是当时位高权重的德川光圀，无论在江户辅助幕府将军理政，还是治理领地都颇具儒者治国的色彩，诸如以仁恕御众，严禁铺张奢侈，留心民间疾苦；以儒家礼仪制定藩规；重实学，实行奖农政策；兴教育，重学术，广招贤士。因其政绩显著，使得水户成为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民风淳厚、学术兴旺的富庶礼义之乡而名冠诸侯。这个时期，无论是户藩或整个日本，都是江户时代少有的“治世”。

舜水学又是事功之学。与今天急功近利的成功学不同，它是一种以“有益身心、有益社会、有益于天下国家”这三个标准为指针来成就自我的可操作性学问。他一再教诲弟子要成为德才兼备、文武兼备的人才，其中尤以修德、立功为至要。他在给加贺藩门生奥村兵部的信中说：与其像宋人理学家一样追求虚无缥缈的圣人境界，不如实实在在学成一项本领，照样是立德立功。对“说玄道妙，言高言远”迂腐之学导致明亡的惨痛教训刻骨铭心，在给安东守约、安积澹泊等门生的教学问答和书信中充满着这类肺腑之言。但他不是那种只会坐而论道的儒者，对日本门生来说，舜水先生就是一个言行如一的典范。与“两脚书橱”的腐儒不同，舜水是个“知”“行”能力都很强的学者，终身注重经世致用的学问。幼年父亲早逝，为了帮助生计，他晴耕雨读，农、桑、渔、猎、商、贾、工艺无所不能。青年时代，目睹国家边疆安危又钻研兵法。壮年遭遇天崩地裂的家国危机，他也不像那些平时空谈道德性命、临危一死报君王的文人，而是像为国捐躯的先师张肯堂一样，前赴后继，积极投身拯救危亡的政治军事活动中。他在日本的言行做派也令门下学子刻骨铭心：整肃衣冠开筵讲学，他是一个德高望重的学问宗师；挽起衣袖，他可以抡斧伐木盖房造屋，甚至腌菜、作酱、操瓠下厨无所不精，令百工巧匠叹服。舜水学中的经世致用思想、知行合一的学风，对水户学重实学、重事功的人才观产生深远影响；在19世纪中期，当日本遭到西方坚船利炮威胁而被迫开国之际，又转化成积极进取、敢于赴汤蹈火的变革维新精神，为国家的成功转型建立了丰功伟业。日本东洋史学者石原道博在考察舜水精神在日本的传承时不禁感叹：幕末国家危机时期，日本奇迹般涌现出佐久间象山、渡边华山、吉田松阴之类思想深刻、执行力强悍的革命家不是偶然的，日本历史上不存在这类人物，其根源就是源自舜水言传身教的垂范（石原道博《朱舜水》吉川弘文馆1961）。

舜水学为水户学带来了重史、尚史的研究风气。这一学风也是源自中国浙东学派的一大学术传统。浙东学术主要以浙江省钱塘江以东的余姚、鄞县（今鄞州区）、绍兴、萧山等县为中心，黄宗羲、朱舜水、全祖望、章学诚、毛奇龄等辈属之，在研究经学的基础上，注重研究史料和以通经致用为治学宗旨，在史学上取得很大成就，成为该学派一大亮色。水户学在舜水的影响和指导下，在史学研究上多有建树，成为江户时代史学一大流派。这个过程中德川光圀起了核心领导作用。

德川光圀（1629—1690），字子龙，号梅里，是德川家康嫡孙，幕府将军御三家（即将军家血缘最近的直系亲属尾张、纪伊、水户三家。必要时候御三家男子可以直接成为幕府将军继承人）中水户藩二代藩主。德川光圀是一个传奇人物，年少轻狂，弱冠之年读《史记·伯夷传》振聋发聩，发誓以中国圣贤为楷模，从此痛改前非、奋发图强，卓然成一大家，其生涯建树成为日本历史小说影视的热门题材。但要说德川光圀对日本历史的影响，则莫过于重用朱舜水，以及在其协助指导下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在舜水协助下，他开始全面地修撰国史，这使他彪炳史册。(www.daowen.com)

1657年，光圀就在江户的水户藩藩邸开设史局编修《大日本史》，起初只有四名儒生参与其事，研发力量不足，又遭遇火灾，一直处于半停顿状态。舜水来后，修史工作得以全面展开，编撰骨干增加到20名，1668年，史局正式命名“彰考馆”。朱舜水任首席顾问，以下学者大出其门下，主编安积澹泊即是高徒。舜水为这部史书定基调：要达到叙述历史的史实，阐明国家的道德，明君臣的职分，严是非的辨别，正润皇统，褒贬人臣。以《春秋》的微言大义，即“尊周王”“退诸侯”“外夷狄”为原则，融朱子《通鉴纲目》“明正统”“定人道”“昭鉴戒”“著几微”的史观贯穿始终。这部规模宏富的国史，一直到1906年才告竣工，是横跨两个世纪的国家文化工程。

日本水户学继承的朱舜水史观，简而言之也就是基于儒家价值观的“大义名分”和“尊王贱霸”思想。古代日本是个王朝律令制国家，平安时代后期王纲解纽，武士豪强势力抬头，政权先后落入镰仓、室町和江户幕府将军之手，以天皇为首的朝廷大权旁落六七百年。水户学派倡导尊皇思想，正如主编安积澹泊所说，“春秋之义，尊王为大”，《大日本史》要改变君臣颠倒，权臣专制的现象，以正润皇统、整饬纲纪为己任。按照这个标准，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得到重新评价定论，值得一说的是对南北朝时期的武将楠木正成的平反翻案。

楠木正成（1294—1336）是日本14世纪初期的武将。平安时代后期，随着地方武士豪强的崛起，天皇朝廷实力不断衰弱，律令制国家走向瓦解。1192年，在军事角逐中胜出的源赖朝受封征夷大将军，在关东镰仓开设幕府，号令天下，天皇成为摆设。围绕着争夺统治权，皇室与幕府之间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息。1331年，后醍醐天皇发动第二次倒幕运动，楠木正成举兵响应，大破幕府军，为勤皇倒幕立下卓越功勋。镰仓幕府垮台后，重新夺回政权的后醍醐天皇推行一系列新政。但改革动了武士阶层的蛋糕，倒幕大将足利尊氏起兵反叛。1336年4月，足利尊氏卷土重来，楠木正成率军迎战，在兵库凑川一带兵败自杀，年仅43岁。足利尊氏迫使后醍醐天皇将代表皇室正统的三种神器上交幕府，拥立光明天皇即位。但上交的三种神器是山寨货，被废黜的后醍醐天皇逃亡京都南部的吉野另立中央，与北部京都朝廷对峙，史称南北朝。1392年，南朝后龟山天皇将三种神器交与北朝的后小松天皇，南北朝结束。

人心不古，历史往往由胜利者一方书写，成王败寇的史观也被后世日本作为评判历史人物事件的标准。楠木尊奉南朝，反抗北朝，死后被官方史书定格为“逆臣”。楠木的事迹，舜水早在长崎讲学时期就从为安东守约批改论文《楠公论》时知悉了，他依照“春秋大义”的标准，认为南朝才是合法政权，因为象征天皇法统的三种神器在南朝，北朝只是叛军拥戴的非正统政权。由此，楠木得到翻案，一改叛贼形象被当作忠臣来赞颂，各地建神社寺庙祭祀。但过犹不及，在明治维新后，楠木被贴上尊皇护国军神的标签，不断得到追封，鸡犬升天，连沾亲带故者的后世子孙也被封官晋爵。在近代以来甚嚣尘上的军国主义皇国史观教育中，楠木还以护国英雄进入课本，灵位被供到靖国神社。今天东京都千代田皇居外苑屹立着一尊铜像，就是被当作皇室守护神的楠木正成，执鞭策马，威风凛凛。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贯穿《大日本史》的指导思想，后来成了近代日本国家变革维新的理论基础。

编修《大日本史》前期，以辨析“名分论”“尊皇”的史学观为其特征，19世纪初期，随着西方势力全方位进入东亚海域，水户学倡导“攘夷论”，成为后期学派思潮，进而在全国藩领内传播，被广为接受。1853年夏天，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佩里率四艘铁甲船撞开日本国门，引爆了国内各种危机，江户幕府政权也走到了尽头。在大动荡大分化的时代旋涡中，水户学成了国家意识形态的中流砥柱，它所倡导的“尊王攘夷”成为一面旗帜，凝聚日本国内各种力量，不仅颠覆了幕府统治，也指出了日本社会从封建割据走向国家统一的方向。梁启超钩沉清代300年学术史，不禁感叹舜水学对日本国家的再造功劳：

“成明治维新之大也，光圀这部书（指《大日本史》）功劳最多，而光圀之学受自舜水。所以舜水不但是德川朝的恩人，也是日本维新致强最有力的导师。”

舜水在水户播撒的“读书种子”，200年后在日本开花结果，成就“掀天动地”的功业，这也许是他始料不及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