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天下初定，江户幕府从“武治”社会向“文治”社会转型，林罗山在幕府权力中枢的地位不断得到提升，乃至官拜国家文教最高首脑，食禄3500石，并且世代继承。对一介学者来说，这种机遇可谓空前绝后。所谓“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林罗山创造了江户时代“学而优则仕”的神话。不过，如果梳理他的人生经历，不难看出，所谓造化并非偶然，人的才华智慧和努力固然是一大要因，但更多的是时代所赋予的特殊机遇。

林罗山出生于战国乱世，这是日本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他的青年求学时代，正是日本由战国乱世走向统一、封建社会形态发生变化的重大历史转型期。1603年，德川家康在江户开设幕府作为统治日本的行政中枢，以此为标志，日本进入了长达两个半世纪的近世时期。这一时期日本社会的基本框架是：以幕府将军和全国各地大名（诸侯）为顶点，极为细化的家臣集团身份结构，以武士作为统治阶级对农、工、商三个阶层进行管辖和统治。在经济上，以幕府将军这一最大的封建领主为核心，将全国各地大名领地以及朝廷公卿领地管辖权收到幕府将军手中，然后重新进行再分配。从世界史的发展阶段来看，幕藩体制的建立，意味着经过几个世纪发展起来的日本封建制度得以真正确立。幕府为了维持这样一个封建军事专制国家，除了强大的武装力量之外，还需要支撑这一制度的思想意识形态。此前，日本已经有了佛教、神道等思想体系，但是能够在思想上强有力地支撑起幕藩体制封建社会结构的，只有儒家思想中的大义名分和五伦、三纲、五常伦理道德。而在当时的日本，朱子学作为新兴的学问，是儒学各派中最为完善的一派，最符合幕府初建时期的政治需要，并在这一时代背景下，被幕府加以利用，并被提高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林罗山被德川幕府破格录用，并不断得到提拔重用，居于权力中心，从而对国家的政治、思想、文化和教育产生深刻影响。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作为当时日本最杰出的朱子学家，能审时度势，将平生所学与统治者的需要相结合，将朱子学塑造成符合幕府统治者需要的思想资源。

林罗山的学术思想与幕府最高统治者的政治抱负不谋而合，这是幕府政权与他合作的基础。据《德川实录》载，庆长十七年（1612）三月的一天，家康在骏府召见林罗山，询问中国历代先王治国理政之道。家康的问题有五项，其中一项触及了对“汤武放伐”的见解。

所谓“汤武放伐”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政治伦理问题。说的是因夏桀昏庸无道，成汤灭了夏；因商纣昏庸无道，周武灭了商。汤、武两人都是在推翻前代无道的君王后取而代之，建立了新政权。

德川家康和罗山探讨的汤武放伐，并非一般学术问题，而是带有某种倾向性和明确意图的。家康是一个在战国乱世中崛起的枭雄，后来臣服丰臣秀吉，成为五大首席行政长官之一，并在秀吉死后进一步坐大。在战国时代，类似汤武放伐的“下克上”，臣子背弃主君是家常便饭，也是生存法则。不过在彼时天下初定，德川家康需要用一套新的伦理规范来约束战国武士草莽之风，还需要一套理论依据来包装自己，使得自己的行为像中国一代圣君汤武一样，以一个圣君的姿态成为新日本霸主。德川家康向林罗山询问的，其实就是臣下取代主君的大义名分的正义性问题。而按照日本所谓“万世一系”的传统，天皇是不可取代的。所以，家康念兹在兹要放伐取代的主君，就是丰臣秀吉的大阪势力。

林罗山回答非常得体。他站在幕府官方立场，引经据典、以圣人之言，肯定了汤武放伐的正义性和必要性。如果说，林罗山的这番话见解正中家康下怀的话，接下来他在处理“方广寺钟铭事件”一案中显示出的作用，可以说是向家康交出“投名状”。

庆长十九年（1614）8月1日，丰臣秀赖为追念先父秀吉功德，大兴土木修复京都方广寺，并于寺中本殿悬挂大铜钟，请东福寺住持文英清韩撰写铭文。不料，这篇辞意俱佳的铭文却成了德川家康铲除丰臣一族的导火线。

据山幸彦的研究，这一谋略由忌惮丰臣势力的德川家康起意，与心腹天海和尚谋密而成。在保密的情况下，将这个意图传达给林罗山和在幕府担任政治顾问的以心崇传和尚。于是，按照家康的授意，铭文中“国家安康，四海施化……君臣丰乐，子孙殷昌”的文句，被恶意解读为家康身首分离、丰臣氏子孙世代繁昌的险恶居心，由林罗山起草“勘文”（处理意见书），成了幕府讨伐丰臣秀赖的檄文。在接下来冬夏两场“大坂之阵”大规模战役中，家康一举解决了长期被视为隐患的丰臣氏旧部势力。同时借助这一事件，文英清韩也被连累清洗，还连带打击了长久以来占据文化优势的京都五山学问僧势力，为林氏一族垄断德川三百年幕府文教铺平道路。(www.daowen.com)

林罗山虽是顶级的朱子学家，但他身为幕府将军侍从顾问的政治背景，决定了他的学术人格无法拥有真正的独立性，只能以幕府的最高利益为转移。他以一个学者的身份介入幕府各种政治旋涡，学术被异化为工具，“曲学阿世”也成了他一生抹不掉的人格污点，生前身后诟病没有断过，也影响他在后世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

不过，作为幕府高参和主要决策者，林罗山给日本政治思想史留下的烙印极为深刻。幕府设立之初，林罗山就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设计和筹划，兴礼仪，定律令，很多深刻影响江户时代日本的内政外交政策、律令都出自其手，比如《武家诸法度》。

《武家诸法度》是江户幕府确立幕藩体制的法令，旨在约束诸大名权力、维护德川氏在全国的统治地位，其萌芽和出台实施经历了一个历史阶段。关原之战后，各地大名按照要求向德川家康递交宣示效忠的誓纸。誓纸中写有为将军效忠所必须践行的责任和义务条款。起草人为崇传和尚，他以誓纸中最基本的三条法规为基础，再附上十条新款草成《武家诸法度》。丰臣氏灭亡后的庆长二十年（1615），以二代将军德川秀忠的名义向全国大名发布。在幕府政权统治日本的两个半世纪中，多任将军都对这部法令进行充实和修改。德川秀忠颁布的原始版本被称为“元和令”。而对幕府武家统治具有最深远意义的法令，则是第三代将军德川家纲继任后颁布的，由罗山起草制定的法度修正案，被称为“宽永令”。林罗山版的法度由于追加了19条内容，使得《武家诸法度》进一步完善。其中第一次以法令形式出台的“参勤交代”制度对江户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深远影响，值得一说。

参勤交代，一名“参觐交代”，是《武家诸法度》的核心。根据此项制度，各藩大名每年都要有一段时间在江户辅佐幕府将军，其妻室和长子则长期定居江户。这项制度成为幕府监督各地诸侯的重要手段。参勤交代起源于镰仓时代，各地御家人跟随幕府将军前往镰仓效命。战国时代丰臣秀吉在大坂城、伏见城、聚乐第城周边赐予大名大宅邸，提供给各地大名的家室居住，大名一年需要前往团聚一次并参见秀吉，此为参勤交代之雏形。关原之战后，德川家康确立了至强的地位，随着他在江户城开创幕府，“旧贯温存”，这套做法也随即在江户启动，东北仙台藩大名伊达宗城首先积极响应，此后各地大小诸侯纷纷跟进，德川幕府管辖下日本全国200多个藩国首脑，每年定期轮流到江户城协助将军处理国务，同时接受监督，其实是一种变相的人质制度。幕府高层最初只是为了监督地方诸侯而设立的这一制度，却产生了一系列始料不及的连锁效果。

为了强化江户与全国各地的关系，方便地方大名往来江户城，幕府在一个半世纪内先后建成了堪称世纪工程的五大官营交通干道：东海街道、中山街道（又称木曾道）、日光街道、奥州街道和甲州街道。五大交通动脉，促进了列岛人流物流的往来，全国成为一体。诸侯们一年一度往来领地与江户之间，耗费巨大，以至成为诸侯的一大沉重负担。比如江户时代食俸最高、有百万石的金泽加贺藩前田氏，一次出动人员4000名，不包括在江户参勤其间的费用，单是回程耗费就达5500两黄金，加上花费在江户的日常费用，占了藩国岁入的七成以上。再以天保十二年（1841）幕府将军家直系“御三家”之一的纪州藩为例，该年藩主德川齐顺上江户参勤交代，出动武士1639人，苦力2337人，马匹103头。超过4000人的庞大团队沿途吃、喝、停宿所费之外，还要算进他们在江户一年的各种开销用度，各项相加占了领地收成的一半。在这一制度下，各地诸侯无力发展壮大到可以坐大一方、对抗中央的地步。

从另一个角度看“参勤交代”，就会发现这一制度所带来的财富再分配与文化传播具有重要意义。从经济层面来看，首先，这一制度为全国200多个诸侯国带来了长期巨额的旅途消费，刺激了地方经济。在以往，从中央幕府到地方藩府，从百姓收取赋税后，不会或很少以社会消费的形式进行财富再分配。在参勤交代制度的框架下，每个大名每年都必须穿越国境（相当于现在的县域边境），这样从民间收取的税金就以旅费的形式，一部分又回到民间百姓手中。其次，参勤交代更为幕府统治中心江户带来数十万规模的武士，他们获得俸禄也必须在此消费，庞大的消费人口为这座新兴城市提供了巨大的购买力，这是租税部分回到社会和被剥削阶级手中的又一个方式。再次，参勤交代的诸侯人员聚集江户，为全国物与物的交易提供了难得的交易洽谈平台，因为各个诸侯留守江户的职责，除了协助将军处理政务外，还肩负着将各地特产推到江户并完成交易的职责。

再从文化层面来看，这一制度无疑更具有深远影响意义。人员的频繁流动促进了中央和地方资讯和文化的交流，源自江户的文化与时尚得以向全国传播渗透。各地大名武士在返乡前所购置的伴手礼中，除了服饰、器物外，还有文化用品，比如洋溢着江户都市风情浮世绘的各种类型的通俗小说、学者的随笔和汉诗人的诗集等，这些在江户时代都是深受地方崇尚的文化形式。元禄时代发达起来的博物学，也受惠于参勤交代所带来的物产交流。很多大名在前往江户时，会将本地特色的动植物或旅途购置的物品带到江户宅邸中或送人，这样列岛各地，甚至来自外国的物品，就会汇集到江户，大大丰富了博物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因此，很早从中国传入的博物学直到元禄时期才结出硕果，实与动植物、器物的丰富分不开。贝原益轩的《大和本草》和细川重贤的《昆虫胥化图》等反映当时博物学水平的著作在以往时代是不可能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