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期，中日两国同样面临着来自西方的压力，为什么日本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有效地学习和吸收西方科技文化，实现富国强兵，步入现代化国家行列？

兴国大计，教育为本；强国安邦，人才是最关键的因素。日本的现代化进程之所以能比中国等周边国家发展得更快更顺利，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教育的成功无疑是一大要因。大量研究表明，早在19世纪中期开国前，日本就已经具备比较成熟的人才培育机制，在整个江户时代，接连出现人才辈出的奇观，不仅为大规模吸收西方先进文明夯实了基础，也成了日本迅速步入现代化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轨道的有力推手。

这就不能不追溯到明治维新前两个半世纪前的日本教育。日本现代文明成就并非随着开国一蹴而就，经久不衰的江户时代“教育热”为这一成果的诞生准备了充分条件。有学者将19世纪中后期日本与西方接轨比喻成杂树生花，成功嫁接了西方文明的新枝而焕发出蓬勃生机，而江户时代奠定的教育基础是这棵现代文明树上的砧木母体。

“马上得天下”与“文教治天下”

17世纪前后，在日本列岛战国争霸中胜出的德川家康确立了“天下至强”的地位，庆长八年（1603），他从朝廷那里获得“征夷大将军”封号后在江户城开设幕府，作为统治日本的权力中心，一直到庆应三年（1867），末代将军德川庆喜“大政奉还”天皇，历时两个半世纪的幕府治世就是俗称的江户时代，又称德川幕府时代。这一时期被称为日本的近世，也是日本封建社会发展的顶点。随着国内的统一和军政合一的幕府政权的确立，日本的教育在经历长达数百年的动荡和混乱而陷于衰微境地之后，出现了繁荣兴盛的局面。

江户幕府政权崛起于战国乱世。初任将军德川家康半生征战，虽是军事豪强，但器识超群，尤推崇学问，厮杀鏖战之余仍勤学不怠。经过百年乱世，日本国内礼崩乐坏，社会秩序亟须重建。江户日本是以武士阶层为核心构筑起来的幕藩军事体制国家，士、农、工、商，武士是领导阶级。战国时代以来，在特殊环境下养育的大量中小武士，低文化或文盲者占了很大比重。他们狂躁好斗、目无尊长，动辄谋反作乱，无疑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一大隐患。如何改造约束他们成了幕府成立初期顶层决策者所要面临的首要问题。在外部，17世纪初的东亚海域绝不太平，中国大陆因明清鼎革而动荡不安，来自西欧的“南蛮邪教”势力也源源不断地进入日本。随着国内统一的实现，如何用一套卓有成效的方法来重建国家秩序、维护政权稳定成了江户幕府的一大课题。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儒学受到了幕府最高领导层的高度关注。德川家康就常常向京都朱子学派泰斗藤原惺窝垂询安邦治国之良策，并有意礼聘他来幕府掌管意识形态。

藤原惺窝（1561—1619），出生于播磨国（今兵库县）世代公卿之家，因为不是长子无法继承家业，小时候就被送到京都相国寺当和尚，学佛之余跟随寺庙住持修习儒学，后来成了日本首屈一指的朱子学大师，丰臣秀吉、德川家康都曾请他去讲学。他向家康建言：在现有的学问资源中，无论是本土的神道，还是“南蛮”的“吉利支丹”（英语“基督教徒”Christian的日语表音）都不能给日本带来稳定、太平与繁荣。中国的儒学才是安邦定国的学问，特别是朱子学中的“三纲五常”和“礼、义、廉、耻”是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

藤原惺窝门下人才济济，学问造诣以风华正茂的林罗山（1583—1657）为翘楚。在藤原惺窝的强力推荐下，林罗山被拔擢到江户幕府，执掌国家文教事业。

江户幕府第一所官校

自古以来，教育在日本被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一部日本文化史，几乎等同一部教育史。从奈良时代到平安时代初期（大约从8世纪初到9世纪末期），日本掀起了历史上第一轮全面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潮，大量遣唐使将大唐的制度文化输入日本，其中也包括文教制度，如元正天皇养老二年（718）颁布《养老律令》，其中有“学令”条文，规定中央设“大学寮”、各地设“国学”，主要教育对象仅限于首都的皇族贵胄和地方的贵族子弟。在王朝律令制时代，日本的教育主要掌握在京都朝廷权贵和佛教寺庙手中，其他阶层被排除在学校大门外。不过，平安时代（794—1192）后期开始，外戚干政，皇权旁落，武士阶层作为一股新兴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教育开始扩展到武士中的上层。这个时期，“大学寮”和“国学”已经式微，出现了幕府官营、寺营和民营的古代学校，课程主要是四书五经等儒家典籍，以及武士修养和弓马之道等。不过，教育在日本得到广泛普及却要等到17世纪初期，随着日本实现国内统一，德川幕府政权在江户创立，朱子学被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日本教育史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飞跃式发展局面。

林罗山是日本教育史上学而优则仕的典型。他被拔擢重用进入幕府最高权力中枢时才二十三四岁，一生担任过家康、秀忠、家光、家纲四代幕府将军的政治顾问，参与并主持了包括《武家诸法度》和《诸士法度》等重要法令文件的起草，是幕府倚重的文胆。林罗山还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著述甚丰，但他最为后世所称道的丰功伟绩主要还在于他对近世日本文教事业的发展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宽永七年（1630），林罗山在自家府邸兴建“林家私塾”，作为传播朱子学的书院，是一所私塾性质的书院。两年后，幕府在位于今天台东区的上野忍冈设立祭祀孔子的“先圣庙”，同时将“林家私塾”迁来与之合并，主要作为培养旗本和御家人（指有资格谒见幕府将军的家臣和直系侍卫）子弟的专门教育机关，这也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所孔子学院。当时在江户“参勤交代”的各地大名（诸侯）和家臣，也把子弟送到这里求学，比如被誉为“日本武士道鼻祖”的儒学者兼兵学家山鹿素行，早年随父亲从会津藩到江户赴任期间，就曾师从林罗山，是“林氏家塾”早期学员之一。1651年，幕府出巨资大规模修建“先圣庙”，“林氏家塾”渐渐成为幕府祭教合一的官学所在地。此后，德川幕府通过林家私塾的朱子学教育，使社会教化与政治制度相适应，在文治方面为幕府统治发挥重大作用。

在幕府官校发展史上，圣堂曾几度变迁。1663年，第四代将军德川家纲为“林家私塾”赐名“弘文馆”，并从各方面大力加以扶持。1691年，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培养幕府人才的需要，第五代幕府将军德川纲吉命“先圣殿”移往神田汤岛，并重新规划建设，扩大规模，兴建了校舍讲堂和学生宿舍，这就是名垂日本教育史的幕府官学“汤岛圣堂”。“汤岛圣堂”兼具教学与祭祀孔子的功能，是专门为幕府服务的国家级教育机构，由林罗山的孙子林凤冈担任“大学头”（官校校长）。历史风云因缘际会，将这所学校推上了官学至尊的宝座。

18世纪中后期的日本，商品经济冲击下，农村破产，下级武士坠入贫困，上层社会萎靡成风，幕府统治一度风雨飘摇。为挽回颓势，幕府实行一系列改革。幕府老中的松平定信（1758—1829）于1790年颁布《异学禁令》，推行“宽政异学之禁”的思想文化政策，重申朱子学为正统“官学”，朱子学以外的“异学”一律禁止，并将“圣堂”改为“昌平坂学问所”（一名“昌平黉”，取自孔子出生地山东曲阜昌平村）。其后又扩建校舍，使之更具备国家学府的格局。昌平坂学问所仿效明清时代的科举考试制度，于1792年导入“学问吟味”，也就是对所学进行定期考试的制度。考试的主要内容是汉文的素读和对朱子学的理解。通过这一制度，与将军关系密切的幕臣子弟在接受教育之后，其中佼佼者可以跨过身份或家世的藩篱，打开仕途，获得进入幕府的各级权力部门的机会。

作为江户幕府最高学府所在地，在两个多世纪里，神田汤岛一带书声琅琅，弦歌不绝，成了江户日本最富书香气息的学府区。遗址存留至今，在东京文京区的一丁目。明治维新后，这里成了近代高等学校的发祥地。基于历史上与江户幕府文教事业的不解渊源，“汤岛圣堂”附近的神田、水道桥、御茶之水一带至今仍是大学院校集中、书店和出版社辐辏的文教首善之区。

有一本名为《昌平坂学问所日记》的读物，由江户时代曾在昌平坂学问所执教老师的教学日记摘录连缀而成，从一个侧面生动展示了这所幕府官校的发展历程。在学问所担任讲师的都是当时一流的朱子学者，师资之雄厚，堪称前所未有。在官校执教的除了林罗山及子孙一族，还有像新井白石（幕府高参）、室鸠巢（朱子学家、幕府将军智囊）、荻生徂徕（古文辞学派鼻祖）、荻生北溪（荻生徂徕叔父）、松平乘衡（即后来过继到林家，世袭昌平坂学问所“大学头”的林述斋）、佐藤一斋（朱子学家，日本阳明学的弘扬者）等学术巨擘。甚至连贵为幕府至尊的将军都曾担任昌平坂官校的教师。据载，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非常重视官校的建设，在紧张的政务之余，常常抽空到汤岛圣堂视察，甚至登坛开讲《周易》，八年间累计开筵240余次。教育对象也从最初只限于高层幕臣子弟扩大到一般武家学子，后来连各藩国的武士、乡士乃至浪人只要有志于学的都允许前来就学。官校学生毕业后，也大多从事教育。特别是来自地方的武家子弟，回到故乡后成了各地藩校的教师。据研究，在19世纪中期日本开国之前，来自昌平坂学问所的师资占了藩校教员的三分之一。这些毕业生不仅是地方教育的师资来源，也是传播思想文化的活跃分子——经由这一师资群体，昌平坂学问所的教育内容、办学指导思想和教学组织形式向日本各地传播，其影响所及，不仅促进了地方教育的发展，也将幕府政治、学术文化中心的各种新知识、新思想和时代风潮一起向全国各地扩展，促进了各地教育的均衡化，奠定了日本从封建国家向近代化资本主义国家转型的思想基础。比如，被称为明治维新“摆渡人”的朱子学者佐藤一斋，曾是长期执掌昌平坂学问所的校长，利用这一有利的身份，他在幕府最高学府弘扬当时被视为异端邪说的阳明学，成为阳明学在日本的滥觞。一斋门下弟子三千，俊杰如云，如渡边华山、横井小楠、佐久间象山、久坂玄瑞、山田方谷、盐谷宕阴、吉田松阴、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幕末伟大教育家、思想家或维新志士，都是一斋的弟子或再传弟子，经由他们的扩散传播，阳明学成了幕末时期各地学校的主要教育内容之一，并逐渐成为武士阶层的普遍信仰。幕末风起云涌的时代浪潮中，阳明学与时俱进，从边缘走到时代中心，成为变革维新的思想利器。

19世纪初期开始，东亚局势动荡不安，也开始波及日本。江户幕府不断受到国内国际形势的冲击，为了回应重大历史转型期国家对人才的需要，幕府对官校教育制度进行适度调整。江户幕府自“宽政改革”以来确立的以武士子弟为入学对象、以儒学教育为根本的办学理念已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在教育对象上，从仅限于武家子弟扩展为其他非士族阶层；教学内容上，昌平坂学问所打破朱子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与时俱进地引入天文、地理、算术、物理等西方实用学科。“黑船来航”事件后，幕府又增设了两所面向西学的官校。其一是安政四年（1857）设于神田小川町（其后移到一桥门外）的“蕃书调所”，这是一所翻译外文书籍资料和讲授英语的教研机构。“蕃书调所”成立后几易其名，先后有“洋书调所”“开成所”“开成学校”等名称；另一处是安政五年（1858）创立于神田玉池的“种痘所”，是一所西洋医学的教研机构，其后更名“医学所”。1865年，幕府对官校实施教改，对传统教育体制进行重大修订。其后颁布《学问所修业步骤》，对官校课程设置、教师、教学、学制等方面做出新规定。虽然这些教改方案还没有来得及付诸实际操作幕府就垮台了，不过取而代之的明治政府延续了幕府官校向近代学校转变的步伐。

推翻幕府后建立起来的明治政府，将江户改为东京，并于明治二年（1869）三月将首都从京都迁往东京。这一年，昌平坂学问所与开成学校、医学所合并为“大学校”，后改称为“东京大学”，成为日本第一所现代性的大学。

日本列岛的办学热

在幕府的倡导和示范下，全国各地200个地方诸侯领地掀起了办学热，以江户昌平坂学问所为样板，各地纷纷开办藩校、乡校和各种私塾，这一热潮一直持续到明治维新前后。

藩校类似今天的地方公立学校，是日本江户时代由地方诸侯在领地设立运营的各种学校的总称，也称“藩学”，近似后来的义务教育制。教员由藩府聘请，像日本近世武士道鼻祖山鹿素行就曾应聘到赤穗藩传授兵学和武士道。虽是公立，但管辖权不属于中央幕府，由地方藩府自行管理。各地大小诸侯都有一个乃至数个藩校，以地方藩士子弟为教育对象，以传授朱子学为核心，也旁及武艺或洋学。藩士子弟到了六七岁开始入学，先学文，后习武。学文，就是研读四书五经（主要是素读）和书法；习武就是修习刀术、弓马武艺和兵法，还有作为武士伦理的武士道。18岁前后毕业，继承家业或致仕藩府。学校运营费用来自地方藩府财政拨款，学员不仅没有学费负担，成绩优秀者还能获得奖学金，并有机会被选派到江户昌平坂学问所学习，称为“留学生”。另一方面，藩校对学员的要求相当严格。据载，幕府文教部门规定每年10月份各地藩校举行会考，落榜者会受到相应的惩戒。连续三次不合格，身为嫡男有可能被剥夺继承家业的资格，家族也会受到减俸甚至除籍的处分。江户幕府社会实行严格的身份制度，武士是一种世袭的身份。随着江户日本社会实现从“黩武”向“文治”转型，武士也从职业军人转为国家各级政府的行政管理人员，相当于公务员。他们脱离生产活动，为幕府或藩主效忠，以世袭的俸禄为生，是日本最早的工薪族。一旦失业，就沦为形同丧家犬的“浪人”。因此兢兢业业守住家职（世袭的家业）是武士阶层最大的人生意义所在。子弟教育关乎一族的荣誉，甚至家业存废等核心利益。日本人重视教育的基因，即来源于江户武士社会的教育传统。

藩校是伴随着江户幕藩体制的确立而出现的地方教育机构。18世纪中后期开始，在幕府大兴文教风气的鼓舞下，日本地方教育迎来了空前发展的隆盛期，各地藩校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到明治维新前夕，日本国内的藩校总数超过270所，其中最为著名的有会津藩的“日新馆”、九州南部鹿儿岛萨摩藩的“造士馆”、九州北部福冈藩的“修猷馆”、本州岛西南端长州藩的“明伦馆”、兵库赤穗藩的“养贤馆”、东北庄内藩的“致道馆”、纪伊藩的“学习所”和关东常陆水户藩的“弘道馆”等，都是江户文教领域各领风骚的藩校。

江户时代朱子学成为官学，并经幕府官校和地方藩校这些教育机构，由中央向全国传播，进而在武士阶层得到普及，这在日本思想史上是一件非同凡响的大事。这些来自中国大陆的学问，经过武士阶层中的知识精英们的消化吸收，逐渐内化为一种对国家、社会和知识学问的思考能力。有些藩校具备了雄厚教研实力，不但和江户官校平分秋色，甚至引领时代学术潮流。比如源于水户藩的“水户学”，就代表了江户时代文教的最高水平。

“水户学”起源于水户藩二代藩主德川光圀在江户藩邸的学塾开设史局“彰考馆”，组织编修《大日本史》。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得到亡命日本的晚明学者朱舜水的协力，不仅修史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而且一开始就站在很高的起点上。作为地方编著的史学巨著，书中所体现的所谓“大义名分”的“尊皇贱霸”史观，深深地影响了当时的日本思想界；受晚明浙东学派的影响，经世致用思想与讲求实践的精神也构成了水户藩学教育思想的基石。19世纪初，在日本如火如荼的兴学热潮中，水户藩第九代藩主德川齐昭在水户创办藩校“弘道馆”。“弘道馆”与时俱进，根据时势需要调整教育方针，以文武两道为旨归，不断充实“水户学”的教研内容，除了朱子学、武学之外，还设立天文学、医学等西洋自然科学科目，成为当时日本规模最大的藩校，涌现了很多引领时代思潮的学术巨擘，如藤田幽谷、藤田东湖、会泽正志斋等硕学。德川幕府末代将军德川庆喜作为德川齐昭的末子，自幼在“弘道馆”就学，师从会泽正志斋和彰考馆总编青山延光，受过正统水户学熏陶训练。在新旧两种势力处于总决战的前夜，德川庆喜急流勇退，以无血开城的方式让幕府退出历史舞台，这一壮举绝非偶然，在其思想的逻辑脉络中清晰可循，一切都指向早期水户藩校学术思想的深刻烙印。朱舜水通过他在水户藩一手培植起来的济济英才及再传弟子，完成了将中国儒学中“忠君爱国”“尊王攘夷”的文化精神渗透到日本知识精英阶层之间，进而演变为改变历史之潜流的任务。

明治四年（1871），明治政府推行“废藩置县”，藩校从旧体制中退场，却以另一种崭新的方式进入日本现代教育史。1872年，日本颁布教育改革条例，各地藩校便直接或间接成了新学制中的各种初等、高等学校的母体，比如创立于1664年的会津藩“日新馆”后来成了福岛县立高等学校。有些藩校在日本步入近代化国家过程中演变成现代意义的大专院校，如仙台藩创办于1783年的“明伦养贤堂”，明治维新后变身为仙台医科专门学校，青年鲁迅曾在此学医。当时是一所中专，后来东北帝国大学成立时成为该校的医学部，是今天名列世界百强名校之列的东北大学医科大学的前身。(www.daowen.com)

江户时代的地方公立教育机构，除了藩校之外，还有乡校，主要是面向平民的教育机构。18世纪中期起，民间教育呈现蓬勃发展之势，日本大量出现私塾。私塾，又名“学塾”，多由武士或儒学者在自己的居所举办。有些脱离体制的学者，为了解决生计问题，一边开塾授徒，一边研究学问，在传授知识教书育人的同时，致力于学术研究，这类私塾兼具教育与研究的职能。这类教研机构，以“教”养“学”，由于不受幕府管辖或支配，治学研究的独立性和自由性能得到保障，所以产生了不少学术重镇。比如朱子学家、日本垂加神道的始作俑者山崎暗斋，原来早年在土佐藩的吸江寺当和尚，同时还研究朱子学。10年后还俗回到京都，在上京区开办私人学堂“暗斋塾”招收门生，传授朱子学，还进行将神道理论化的研究。又如德川幕府时代中期的著名学者荻生徂徕，青年时代为了谋生，曾在江户芝地增上寺开私塾授徒，钻研学问；晚年从幕府离职后，在日本桥茅场町开办了“萱园私塾”，由此形成了在日本学术思想史上大放光芒的“萱园学派”；江户时代中后期的国学集大成者本居宣长，早年到京都学习儒学和医术，确立了以研究学问为终其一生的志向。后来回乡开办私塾“铃屋”，白天充当行医的诊所，晚上讲学、著书立说，几十年如一日，取得了惊人的学术成就。江户时代末期，出身长州藩校“明伦馆”兵学教师的武士吉田松阴，秉持“以天下为讲堂”的办学理念，甚至连监狱也成了他教书育人的讲堂，由此孕育出“草莽崛起”的教育思想，并在萩藩创办的“松下村塾”培养人才精英的教学实践中得到发扬光大，培养出高杉晋作、久坂玄瑞、木户孝允、井上馨等叱咤风云的杰出人才。他们当中，有的后来成为长州藩“尊攘倒幕”运动的志士先驱；有的成为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坛领袖，影响之深远，及于今日日本政坛。

江户时代很多学者，以私塾为依托，培养人才与学术研究相得益彰，在日本教育史和学术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这些体制外的私人学塾，在历史转型期也充当了孕育近代日本新思想、新观念的温床。安永五年（1776），“兰医”杉田玄白退休后在江户滨町创办西医私塾“天真楼”，促进了西洋医学在日本的传播。幕末时期，绪方洪庵在大阪（当时表记为“大坂”）创办的“适塾”，是日本近代开国史上著名的“兰学”私塾。

创办于1843年的“适塾”主要传授荷兰文和西方医学，招收来自列岛各个藩国的学子。据珍藏旧居内绪方亲笔记录的生徒《姓名录》记载，20年间前来入学的武士达千人之多，涌现了诸如福泽谕吉（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大鸟圭介（明治政府外交家）、大村益次郎（军事家）、久坂玄瑞（维新志士）、长与专斋（日本现代医学创始人）等在日本近代史册中熠熠生辉的英杰人物，使这所私塾成了日本最伟大的学校。“适塾”后来与大阪另一家历史悠久的朱子学私塾“怀德堂”合并，成了如今著名的大阪大学的起源。

传统的东亚学术（儒学）与新兴的欧美学问（西方科学），是日本近代高等教育的两大支柱。这一特点，也是源自江户时代“教育热”的一大结晶。

支撑日本基础教育底盘的寺子屋

1874年，受聘到东京大学执教的俄国学者梅契年科夫写有《回忆明治维新》一书，描摹日本明治维新初期的社会百态。书中对彼时日本教育实况有生动的记载：尽管刚从闭锁、落后的封建社会转型而来，但日本社会教育程度高得令人吃惊，旧武士、工商阶层都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就连车夫、苦力、女佣等底层百姓都一有空就捧着书读，虽然多是通俗小说之类的读本，但识字率之高由此可见。据他了解，明治维新前东京青少年的就学率达到70%—86%，识字率超过50%。与同时期欧美工业发达国家相比，英国是20%—25%，法国是14%，俄罗斯帝国的首都莫斯科约20%——日本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识字率最高的国家！

开国之初，日本能有如此高的教育水准近乎奇迹，这要归功于江户时代寺子屋的大规模普及。

寺子屋作为一种民间基础教育机构，由来已久。平安时代，佛教盛行，民间教育基本掌握在寺庙僧侣手中。为了传播佛学知识，京都几大寺庙设置了帮助小和尚或俗家子弟读写的教育机构，所以叫“寺子屋”。寺子屋以传授儿童简单的读写技能为主，开蒙后再进一步学习儒学和佛学。江户时代很多著名学者，如藤原惺窝、林罗山、山崎暗斋等都有在寺子屋接受开蒙的经历。17世纪以前，日本的寺子屋数量很少，大多集中在大型的寺庙神社里。以寺子屋为依托的初等教育走入寻常百姓家是江户时代才开始出现的。

在日本中世纪，接受教育是公卿、贵族、僧侣和上层武士的特权，基本与下级武士和平民阶层无缘。江户时代在幕府统治下，社会稳定，商品经济高度发达，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同时，印刷业的发达也改变了人们的读写方式，各种读物大量印刷大量流传，也使得民间教育的普及成为可能。

作为民间基础教育的最大载体，江户时代的寺子屋沿用了传统的名称，但并不局限于寺社，而是遍布于城市、村镇，以教育平民子弟。寺子屋一般由个人开办，也有由民间商人或社区居民组织捐资设立的。教师称为“师匠”，由僧侣、神官、武士或社区公务员担任。像十八九世纪之交的脱薪族作家曲亭马琴和式亭三马等，都是在社区的寺子屋完成最初的基础教育。幕末时期，还有武家闺秀到寺子屋任教，开了日本教育史上女教师的先河，并且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

与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奉行的“学而优则仕”传统不同，在日本历史上不曾存在过全民参与的科举进士制度。也就是社会各阶层的子弟，几乎很难通过应试来实现身份转换，每个阶层的身份相对固定，四民（士、农、工、商）各司其职。所以民间教育的出发点着眼于培养能继承家业、学有专长、品行端正的子弟，因此寺子屋的学习内容以符合孩子家庭实际的科目为主，注重实用性。

孩童一般五六岁入学，主要功课是“读”“写”和“算”等基本技能，这是公共基础课。读和写，首先必须掌握的是日语的平假名、片假名，然后才学汉字。童蒙诵读教科书《三字经》《童子经》和《实语经》，以及书道（写字）、算盘和日本地理等都是必修课程。其后根据他们家庭的职业来确定相应的课程及教材。如商家子弟的课本是《商卖往来》，教的是商品名称、经商技巧、商业书信、货币兑换知识之类。比如，江户时代著名通俗小说家式亭三马出身于银座的商人之家，幼年就被作为家业继承人培养、进入社区的寺子屋学习读、写、算和经商知识。还有被誉为“日本现代资本主义之父”的涩泽荣一，由于出身豪商之家，从小接受的也是这类针对商家子弟的教育。农家子弟用《百姓往来》当教材，涉及农业技能、田赋税收、牛马饲养、农村生活知识。此外职人（工匠）或渔家子弟则用《番匠往来》《船方往来》等相应的教科书。具备一定的学习基础后，再修习伦理品行教科书《六谕衍义》和书信写作规范的《消息往来》。据统计，江户时代出版的这类以寺子屋学生为对象的“往来物”教科书现存的就有7000种之多，可见当时寺子屋教育的盛行。

寺子屋的“师匠”以教书为生，是职业教师。生计来自孩子入学缴纳的“束脩”（学费）。学费额度并没有明确规定，每年可分两次乃至数次缴纳，各个家庭按经济能力情况交费。通常是经商的富家每次缴纳一分金，折现在两万日元（约莫人民币1300元）；一般家庭缴纳二三百文，也就相当于现在的5000日元左右（约人民币二三百元），学费不会成为家计负担；农家子弟也可以用新鲜蔬菜、豆酱或土特产充当学费。寺子屋的教师收入一般，但地位极高，受社会尊敬。此外，在长期的教学过程中，师生朝夕相处，结下了很深的情谊。一旦入门拜师，终生视为父兄；学生即便毕业走出社会，往昔的师生关系也会维持一生。寺子屋毕业的弟子称“笔子”，离开私塾后，每年都会定期看望老师，遇到就业、结婚、生子或升迁等人生关键时刻，都会来向老师报告或请益。师匠去世了，“笔子”们出资出力为其送终，安葬师匠的墓通称“笔子冢”，至今东京城郊一带仍有不少这类墓地，在千叶县房总半岛完好保存的“笔子冢”就有2300多座。

到18世纪初，寺子屋已在日本列岛各处出现，为了保证教学质量与意识形态监管，1711年，幕府出台《寺子屋师匠九条》，将寺子屋师资纳入国家文教管理体制，寺子屋基础教育步入健康发展轨道，并且进一步繁盛。据1883年编撰的《日本教育史资料》一书统计，19世纪初幕府登记在册的寺子屋有16560间，而且以每年300间的速度递增。而根据东京学艺大学大石学教授的研究，明治维新前这一数目竟有7万之巨。在1830年前后，寺子屋已遍布日本每个角落，就连边远地区的银山矿场，如本州东北部的新潟县佐渡银山和本州岛西南端的石见银山，都有为矿工子弟设置的寺子屋。从至今保存完好的遗迹看，无论规模和设施条件都相当可观，可以推知当时日本民间教育的确做到了“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的普及程度。

全国星罗棋布的寺子屋广泛提高了平民文化知识水平，养成国民学习热情和尊重教育的社会风气，为明治维新教育改革的成功奠定了基础，为近代化国家建设输送了大量人才。

余波延绵

明治初年，日本政府在教育体制方面向西方看齐，首先大力发展小学基础教育，实行国民六年制义务教育，取代传统的寺子屋教育。明治五年（1872），日本颁布《学制令》，该年，日本全国的小学达到了24000多所，这些小学几乎全由原来列岛各地的城镇村的寺子屋转型而来。小学的师资最初直接来自寺子屋的教师。以东京都为例，当年就有700多名寺子屋的师匠经过培训直接成为寻常小学的教师。

不过，作为一种深深扎根日本社会的教育形态，寺子屋具有深厚的民间基础，并没有随着日本社会的转型而马上消失，而是存续到很久，甚至在明治、大正之交余波犹在。它的生命力在于它的普遍性，能很大程度上让社会各个阶层的子弟都能享有受教育的机会。

为了与欧美现代教育制度接轨，明治政府不遗余力地推行普遍义务教育制度。但由于传统的惯性，很多日本人在孩子的教育上还是倾向接受在日本延续数百年的寺子屋、私塾教育，或者一边在寺子屋之类的私塾接受传统的学业训练，一边与时俱进地学习西方科学文化。这样的教育，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结果，产生了很多既有汉学功底，又有西方学术胸襟的文化巨匠。最有代表性的如冈仓天心和志贺重昂，幼时曾接受传授四书五经和汉诗的寺子屋或藩校开蒙，然后再到传授西学的民间私塾学英语和西方自然科学。又如明治时代著名女作家樋口一叶，早年家境尚好时曾在东京专为上流社会女眷开设的私塾“萩之舍”学习汉诗、和歌、书法和西方文化，虽然因为家里兄妹多，没有进入西式学校就学的机会，但早年寺子屋打下的扎实功底，成了今后在文学创作上登堂入室的深厚基础。

江户时代延续两个多世纪的“教育热”，从国家、地方政府到民间，层层推动，四处扎根，余波甚至延伸到整个明治时代。正是这一深厚的根基，造就了历时数百年人才井喷的奇观，也造就了近代日本“教育大国”的神话。

江户时代的全民化教育热潮，某种意义上也是理解日本近世以来思想文化成就的一个原点。

周朝晖

2020年11月8日

于厦门七星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