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斯认为,交易活动产生的费用一般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判断所交易物品的价格是否与价值相符的费用、交易者各项权利免于被侵犯的费用以及执行契约、监督契约执行的费用。一般情况下,交易费用被划分为狭义交易费用和广义交易费用。仅与契约相关联的费用往往被看作是狭义的交易费用,主要是指为达成契约而产生的事前费用和监督、实施该契约而产生的事后费用,包括事前订立契约的费用、交易活动本身所需的费用以及因违约而导致的各种强制履约和惩罚费用等。广义的交易费用主要是指交易制度规则订立和运行的成本,这些制度和规则旨在规范交易主体的行为,平衡和协调各方的利益矛盾,维持良好的市场交易秩序。
交易费用不仅从微观上对经济主体的契约交易所花费的成本进行了狭义鉴定,还对维持社会中经济主体间的信用交易秩序的成本进行了广义的概括。新制度经济学家威廉姆森认为“交易费用是经济世界中的摩擦力”。这是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不仅限制了分工和交易范围的深化与扩展,而且还降低了交易效率,对经济的增长和利益的实现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而信用却对经济交易起到了较好的润滑作用,由于交易主体之间通过长期的交易已建立了彼此间的信任,信用相应地减少了交易活动的摩擦力,使交易过程更顺畅,交易行为更具确定性和长期性,信用也可通过减少彼此之间的风险防范费用而降低交易费用,使交易双方获取更多的信用利益。如果交易双方在市场中都具有较高的信用度,则在交易前,可以节省大量的信用信息调查成本以及为签订契约而反复磋商、谈判的成本;在交易过程中,就会减少因交易主体彼此不信任而产生的监督执行成本;在交易后,由于不会发生违约行为,也就节省了法律诉讼和自我救济的成本。
信用主体能够创造信用利益的关键是致力于降低交易费用的信用制度安排。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认为信用制度的主要功能就是致力于降低交易费用。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信用能够使个人以 “说真话” 的方式与其交易环境达到和谐一致,节省了通过对外宣传、信息采集、信息判别等手段达成交易的信息传播费用以及信息采集费用,表现为一种节约交易费用的工具;第二,信用能够以 “做实事” 的行为方式保障契约的履行和实施,从而减少为保障合约履行而付出的监督契约实施的成本,节约交易费用。
在信用制度的变迁过程中,道德与契约作为信用利益实现的保障机制,在一定历史阶段也曾发挥过降低交易费用的作用,但随着分工和交易范围的不断深化和扩展,其作用越来越弱化。建立在道德、行政监管、司法等手段共同约束基础上的失信惩戒机制虽然能够保障经济主体的信用利益的实现,但因其成本高昂,所以发挥作用的空间相对有限。随着信用制度的不断演变与创新,以第三方征信为主要特征的现代信用制度,在约束交易者的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交易费用和实现信用利益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环保信用促使企业创造信用利益(www.daowen.com)
现代市场经济中信用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并且已经渗透到经济活动的各个层面,在投资、消费、生产、销售各领域都能看到信用的积极影响。在经济交易中,信用能使交易双方相互信任并对交易结果形成稳定的收益预期,由此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而这种合作关系的长期稳定又会进一步增强经济主体在市场中的信用,为经济主体创造更多的交易机会,获取更多的利益。在此过程中,信用已经演化为经济主体获得交易对手信任并顺利完成交易、实现利益的一种资本。当信用主体拥有这种资本时,它就会充分利用自己已经建立的信用资本扩大生产和交易的范围,获取更大的信用利益。
此外,信用和竞争促进了货币资本的进一步集中和积聚,而资本的集聚和集中又扩大了全社会的投资规模,促进了宏观经济的增长,通过规模经济效应提升了全社会的信用利益水平。债券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融资方都是以自身信用为媒介进行融资的。债凭借自身在金融市场的信用将社会上的闲置资金汇集成货币资本投资到生产领域,进一步扩大自己的生产经营规模,形成了规模经济效益,最大限度地利用社会资源创造了信用利益。另外,我们把信用主体通过信用集聚和集中货币资本的能力称为信用资本。资本的根本作用就是获取经济利益,信用资本作为资本的一种客观存在形式,其存在也是为了盈利。营利性使其具备了人格化的特征,把它拟化成了一种 “活” 的资本,就好像人具有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一样。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只要拥有了能够被他人认可的信用资本,就可以通过集聚并运用货币资本获取信用利益。
现代市场经济已经演化为信用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信用资本已然成为一种生产要素,与劳动力、土地、技术、信息等共同参与资源的配置。信用资本能将社会上闲置的、零散的经济资源进行有效的组合,通过促进资源的合理流动和自由转移保障资源的优化配置。经济学中的 “帕累托效率” 理论认为,如果一个人在没有损害别人利益的前提下,使自己的利益获得最优,且不能够再做 “帕累托改善” 的状况就是资源配置的最优状态。正如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穆勒所说:“人类所有的经济生产联合活动效率取决于人们之间彼此信任、遵守合约的程度。”[18]这表明信用资本有利于提升全社会的交易效率,增加全社会的信用利益。
因此,企业环保信用在经济上可以表现为信用资本并继而给企业带来信用利益。受此驱动,很多企业有意愿提升优良环保信用的等级,以便给本企业带来经济上的回报。正如江苏省环保厅法规处调研员龚志军所说 “通过开展环保信用体系建设,将污染源企业纳入这一体系,建立环境守信激励、失信惩戒机制,让环保信用变成企业的无形资产,为绿色企业拓展生存和发展空间。”[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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