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治理的战略就是对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把握和未来的筹划。战略的确定需要把脉我国现行环境治理中的诟病，需要追溯治理理论发展的历史轨迹，确定适合我国的环境治理的总体谋划方略。前已述之，我国的环境治理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定位不明、管理主体孤立、手段单一等弊端，环境治理的战略需要从宏观上指引我国走出治理的误区。与此同时，从治理理论的发展轨迹看，全球治理曾经经历了政府管制、企业调控和企业自愿等模式，而这些模式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偏颇或发展的困境，可以预测未来的全球环境治理必将走向多中心的协调共治，我国的环境治理战略应当紧跟环境治理的显示需求，体现科学性、前瞻性、系统性和整体性。

我国环境治理战略应从如下两方面确定：其一从宏观上来讲，环境治理的最终归属还是为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生态环境保护服务，环境治理的战略必须体现二者的协调可持续发展特征。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离不开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当代社会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不可能像罗马俱乐部在 《增长的极限》 报告中所述的那样，实现零增长，问题的关键是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人类社会经历了无数次的惨痛污染教训之后，最终选择理性地对待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试图在二者中间找到可以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平衡点。其二从微观上来讲，环境治理需要解决现行治理体系的弊端，环境治理战略必须体现多中心协调共治的全球治理发展趋向。多中心共治是西方治理理论的精髓，也为单中心治理 （政府单中心或市场单中心） 的片面找到了化解的良方。多中心共治强调发挥利益相关方的合力作用，通过政策及制度设计，充分调动各方的参与积极性，实现政府、市场及民众三方主体的共同治理。(www.daowen.com)

因此，我国的环境治理必须在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关系下规划多中心共治的总体战略。并以此条理治理结构、系统制度体系等其他软硬件要素的制度构成。落实该总体战略，一方面要摆正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牵动关系，认识到在当代国际及国内经济新常态大环境下，与绿色发展相背离的经济数字增长是没有实质意义的，通过制度创新与环保产业技术创新，在经济发展与低碳环保之间找寻到二者可持续协调前行的条件设置，实现经济与环保双赢的良性互动；另一方面，紧抓治理的效率及科学性命题，调动多元参与方的热情与动力，走出单中心治理的不彰，最终实现多中心治理的长远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