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通过制定法律规范和宏观政策应对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一批旨在提高违法成本和预防污染源头防控的法律规范陆续出台或修订，国家的宏观纲领文件也围绕科学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方略，系统规划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宏观蓝图，构建适应中国环境治理需求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然而，我国早期的规范性文件更多无法摆脱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矛盾的桎梏，更多关注政府在环境管理中的核心和支配地位，强调政府在环境管理中职权的配置，市场手段使用和公众参与度明显不足，制度之间的有效协调性不足，制度割裂现象普生。在此类规范指引之下，现行环境治理体系存在治理战略不清、定位不明；管理分散、治理主体孤立；手段单一；整体性治理制度供给不足，制度间缺乏有效衔接与组合等弊端，无法完成将各种体制内外、新旧治理要素协调重塑于生态文明美丽中国的历史使命，致使环境治理的有效性无法保障，中国的环境治理体系转型需求刚性。

国外环境治理研究随着时间变迁和情势发展，从早期的政府管制理论、所有权控制理论、自主治理理论发展到目前的多中心治理理论、整体治理理论、网络化治理理论、协同治理理论、生态系统管理理论等，具体的环境治理模式也从政府管制-命令型模式、市场化模式、公民治理模式逐渐向多元治理模式发展。目前，国内学界对环境治理的研究重点是将国外环境治理理论和模式引进中国，并尝试探讨其在中国的扩展性和适用性，如整体治理模式^[24]、协同治理模式^[25]、多中心治理模式^[26]、转型管理模式^[27]等。统观国内外环境治理模式和制度建构研究，目前国内外环境治理研究虽然创设模式众多，但大多强调治理主体从单一到多元的合作共治，欠缺宏观视域的全局框架安排和全面系统的法律制度设计。

2015年国务院发布的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要求到2020年要建立包括环境治理体系在内的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构建以改善环境质量为导向，监管统一、执法严明、多方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着力解决污染防治能力弱、监管职能交叉、权责不一致、违法成本过低等问题。2016年国务院印发的 《“十三五” 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要求加快制度创新，积极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治理体系。并且，2015年1月1日生效的 《环境保护法》也在推动多元共治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上实现了重要突破。^[28]尽管这些纲领性文件和法律规范彰显了中国政府优化和重构现行环境治理体系的决心，并且将会指引中国的环境治理体系日臻完善，然而我国环境治理的建构和完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多元主体的共同治理，更需要架构全局性的、从宏观到微观的全面系统的制度体系以及类型化的、能切实操作的实施模式。(www.daowen.com)

发端于企业管理的麦肯锡7S模型主张企业治理必须要综合考虑关乎企业发展的 7 种因素，包括战略 （Strategy）、结构（Structure）、制度 （System）、风格 （Style）、人员 （Staff）、技术（Skill） 和共同理念 （Shared value），^[29]只有在这7种软硬件要素很好沟通和协调的情况下，企业才能成功获得发展。发端于企业管理的麦肯锡7S模型不仅关注宏观层面的战略及理念等要素，而且涵盖了微观层面的人员、技术、制度等要素，全面系统地统筹安排影响环境治理的七大要素，更为重要的是该模型特别强调诸要素之间的整体联系和系统效应发挥。该模型契合了现代化的环境治理作为系统工程的内在要求，其为生态文明背景下的中国环境治理研究提供了从国家全局视角对社会经济发展进行整体安排的、具体的、可操作的实施模式。目前，麦肯锡7S思维模型已引起管理学界的关注，如华中师范大学张立荣教授借用7S模型探讨当代中国政府的公共治理范式，^[30]但利用该模型进行环境治理制度分析的人数寥寥。根据中国知网平台的文献检索结果，截至2016年12月，我国利用7S思维模型分析环境治理制度建构的研究论文尚没有1篇。本书专注于企业微观整体系统管理的麦肯锡7S模型为分析模式，进而全面系统地构建中国环境治理法律制度框架，以期探寻更加科学合理的治理理论支撑。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强调必须把制度建设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中国的环境治理体系建设必须强化法律制度建设，以便落实环境治理法治化的需求。^[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