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中，我国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价值理念等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复杂的公共事务、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和民众需求决定着社会治理对象和结构必然从管理走向治理。

“管理” 和 “治理” 尽管都在强调政府对社会的职能和责任，但二者在本质上是两种不同的治国理政体系。不同于管理所要求的权力强制、中心单一、事权集中和命令效率模式，治理强调政府、社会、民众多主体互动协作，作为一种政治过程，治理的权威是多中心来源的，是协商互动的、分散化与集中化相结合的辩证过程。

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就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双重现代化。^[22]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是，科学地构建各个领域的指导思想、组织机构、法律法规、组织人员、制度安排等要素，形成完整系统的治理体系。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意味着以事权、财权为核心的国家执政能力、以公民素质、社会文化培育等为中心的社会自治能力等方法方式的全面现代化，同时也包括信息、网络等治理技术的现代化。

环境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领域和环节，同样立足于上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7S模型所构造的发展和建设模型既产生于这种治理现代化的变革，也是此种治理现代化变革的结果。该模型的7个要素，能够与中国环境治理的现代化模式形成结构性对应，并为其提供结构构造的要素对应策略。

首先，战略 （Strategy）、结构 （Structure）、制度 （System）等硬件要素，事实上可以为中国环境治理制度的体制框架和具体制度体系设置、包括权利义务权力职责的配置提供思路。现代的环境治理必须遵循科学治理原则、民主治理原则和制度治理原则。

战略是治理发展目标、具体策略和发展路径的总体性规划，现代的公共治理是战略制胜的时代，战略的正确选择将确保治理的方向，有利于组织效率的提升，战略的失误是最大失误，战略的错误将导致治理的整体性失效。环境治理战略的变化，基本内容就是从重经济发展到重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转变，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过去单纯追求GDP 增长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因此，治理的良性运动必须依靠人本主义的理性、科学、全面协调的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方式。

结构即事务构成的要素及其要素间的本质性联系。环境治理战略的基本依靠乃是环境治理组织结构的科学构建。环境治理结构的创新关键在于从离散型、垂直化的结构到综合型、扁平化结构发展变化。这种变化又直接体现为国家治理体制机制的顶层设计方面。在原有的治理结构中，部门分工、行业治理的权力分立与中央地方垂直管理的情况同时存在，职能分散性、中央地方的不协调以及政令一致化带来的僵化和行政壁垒，严重制约着市场要素的积极性。立足 “国家-社会-市场” 的统一协调治理结构，以对社会主体整体的尊重和认可为前提，充分利用主客观激励机制，有效形成多元化的治理格局。

体制方面，理顺党政之间的关系，执政党要从行政性事务中解脱出来，更好地发展和实现良性的政治领导职能，充分发挥其治理权威作用，领导改革政府职能，建立分工合理、权责匹配、民主化复合型的行政运行体系。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培育优质的社会组织，创新多样化的公民参与治理途径。

机制方面，要建立和完善协作机制、信任机制、责任机制、监督机制和信息交流机制，厘清治理主体的权责配置，实现治理主体行动行为的规范化，建成科学的协商互惠运行机制。(www.daowen.com)

国家治理的基本目标和本质要求乃是善治，而善治必然是一种理性的、稳定的、和谐的治理，其依靠的基本工具就是法律。国家治理的选择必然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

其次，作为软件要素的风格 （Style）、人员 （Staff）、技术（Skill） 和共同理念 （Shared value），则直接规定了国家环境治理体系的治理行为特征、参与主体、治理技术和治理文化。

中央明确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因此，中国环境治理的风格 （Style）、人员 （Staff）、技术 （Skill） 和共同理念（Shared value） 要求必须契合上述生态建设的一体化过程。

作为体现风格的治理行为特征，环境治理必然呈现的鲜明特征乃是从行政管制型到公共服务型的转变，政府治理职能和执法主体的行为必然定位于公益性服务，行政就是服务，执法就是服务，既要加强城镇的公共服务建设，也要加强广大农村的公共服务建设，构建不同区域、不同领域相配合的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公共服务的市场化。

而人员即治理主体问题，要从客体化时代走向主体化时代、从传统人事管理走向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从单一被动的管理主体走向多元主动参与的主体，充分动员和调动社会组织和公民的参与，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一方面，以民主行政、信息公开、民主监督为现代行政的基本要求，实现公民个体对社会治理决策、立法、执法、司法和监督的全面参与，而不是完全被动的守法，使每个公民个体都成为治理的完善主体。另一方面，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充分发挥社会自治组织基础性作用，建立政府与社会的相互依赖、相互协作的互动关系。

环境污染问题是全社会共同面临的话题，污染的加重和资源的缩减，正在对环境治理提出更高的要求，环境整体修复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污染治理，成为新的趋势。信息经济、低碳经济、绿色循环经济将成为新世纪全球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环境治理技术将不再依靠过去简单的强制规制、惩罚约束和政策引导，而更多地依靠宏观调控和市场策略的有机结合，用法律制度确保市场力量的积极、主动自我治理，环境治理技术实际上将转变为新经济发展模式的启动点和核心引擎，治理技术变革本质上就是经济增长方式的变革。

治理理念或共同的价值观是走向善治的内在动力，其与公民社会的文化培育直接相关，理念的转型深深植根于文化的变迁，现代的国家和环境治理必然要求从注重效率转向关注公平、从发展经济转向热爱自身，参与、民主、多元、认同、包容将成为环境治理内在的基本要求。治理文化建设包括文化事业建设和思想道德治理二个层面。文化事业是以文化产业为基础的文化建设实体。发展文化事业，应通过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治理的体制机制促进文化产品生产、交易市场的全面提升。思想道德建设则以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职业和行为道德为基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