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创新模式之7S模型，由于其模型构造的抽象性和契合现代治理理论的基本特性，因此，具有分析具体治理制度结构的普适性。

无论是企业管理，还是社会管理，其都属于管理理论发展过程中系统化、具体化、层级化科学发展的一个方向，是管理理论在具体社会子系统当中的具体化。

与所有现代的哲学或理论一样，管理理论最初并不存在，其是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史上基于社会变迁需求自然衍生的结果。人类早期的管理行为，多产生于生产和军事行动之中。一场稍具规模的生产或军事行动，涉及很多的环节，需要多方面的配合，需要详细的计划和周密的部署，从而必然涉及一系列管理行为。这样，就诞生了较早涉及管理文化的论述和观点，《孙子兵法》 之所以被奉为管理学的重要思想来源就在于此。因此，最初呈现的没有系统的管理思维或理论，只是散见于生产组织、国家社会统治过程中的具体的现实应对策略。这个过程时间较长，并直接与管理思想发展的第一阶段，即以 “工具人” 假设为基础的经验管理相连接。此时，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高，管理范围往往只限于家庭或手工业作坊。与之相适应，这一时期形成了基于 “工具人” 假设至上的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以主要用暴力取得绝对集权、组织结构简单、经验管理、以维护自身的权威与地位的稳定为管理的首要目标。

现代管理以科学性为第一个认知特征，“经济人” 假设起源于享乐主义哲学和劳动分工的经济理论，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私利，为了争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工作动机就是为了获得经济报酬。这一概念的提出，事实上构成了科学管理的逻辑基础。泰罗认为利益驱动是用以提高生产效率的主要途径，他把科学管理概括为：科学，而不是单凭经验办事；和谐，而不是合作；合作，而不是个人主义；以最大限度的产出，取代有限的产出，每人都发挥最大的工作效率，获得最大的成功，就是用高效率的生产方式代替低成本的生产方式，以加强劳动力成本控制。工作主要是通过时间和动作研究及工作分析来达到这一目标。同一阶段，法约尔、韦伯为代表的组织管理学派，则对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等管理过程或职能以及管理的组织类型进行了思考，但其基础都是经济人的精明计算。

1933年，人际关系学家埃尔顿·梅奥根据霍桑实验的结果于其发表的 《工业文明的人类问题》 一书中提出 “社会人” 又称社交人的概念。随后，与行为科学的发展相关联，20世纪40、50年代由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人的需要层次理论，指出了人自我实现的最高需求。从而，使得管理理论愈发关注复杂的人的综合需求特别是基本问题解决之后的较高的自我实现需求。实际上，这同政治哲学领域所主张的主体自觉性、社会面对国家的独立性认知一脉相承，并在彼此的领域内互相促进。基于此，管理理论的人性化倾向开始凸显，并日益成为主流，这就为人际关系管理学派、组织管理学派、社会系统学派等的发展提供了最佳机遇。

20世纪以来，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状况发生了重大的转向，人们的生产、生活、交往和思维方式持续性发生变革，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等问题都受到了管理理论的重视，并且非理性主义、现代性问题的产生和后现代对主体的反思等思潮也为管理理论的创新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事实上，管理理论爆发的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的革命性、跨越性转变，即公共管理理论的兴起正是上述综合变化的结果。^[19]

当管理的公共性问题获得共识之后，一种更为现代化、科学化、系统化的管理创新得以产生，这就是融合法治理论的现代社会治理理论。“治理，也叫社会治理，是从西方引入的概念，是当前社会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方向和现实要求。社会治理包含三个方面的含义：其一，社会治理是目标和手段的综合统一。为实现治理目标，还可以有服务、自我管理等多种手段。其二，社会治理是多元管理主体，而不是将社会简单分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社会的全体成员都将成为治理的主体参与者。其三，治理的手段不再是单一的强制管理，而是社会自治、公共协商和自我管理等多种方式的融合。”^[20]

治理理论是传统管理理论划时代的又一重大变革，它的兴起源于全球性的国家和社会治理危机，这种危机在发达国家表现为政府权能型的福利主义的失败，在发展中国家则表现为社会解体、国家政府行政职能的崩溃。而这又根源于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困境，国家、市场、社会运行新情况，要求如各个社会组织或单位内部和外部间的互动日益频繁，简单地借助于国家计划或资本市场的运行远远不够。这种客观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制定政策所应遵循基本层面也发生变化；从而，国家社会治理的总体结构和功能必然发生新的动向。^[21](www.daowen.com)

适应这种变化所产生的治理理论改变了原有管理的单向性、权力性、支配性，而发展出拥有互动、权利、参与等更加重视个体主体的治理新时代。

企业管理理论的发展是和上述管理理论的发展共生的一种理论，企业理论总体发展经历了如下阶段：18世纪末至19世纪末以体力脑力劳动分离和资本家管理为特征的传统阶段，其管理的核心要义是经验；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以资本家同管理员分离为特征的科学管理阶段，这一阶段是对经营进行体系化和模式化的时期；20世纪50年代以定量分析、数理决策、计算机控制为特征的现代管理阶段，科学创新的多样管理工具被运用于管理过程。

7S模型就是现代企业管理阶段的产物，20世纪70、80年代，基于经济危机和工人失业等社会问题解决的现实需求，长期服务于美国著名的麦肯锡管理顾问公司的学者、两位斯坦福大学的管理硕士，托马斯·J.彼得斯 （Thomas J.Peters） 和小罗伯特·H.沃特曼 （Robert H.Waterman），努力寻找着适合于本国企业发展振兴的法宝。其通过对选中的美国62家大公司和43家获利能力和成长速度较快的模范公司进行调查，并充分思考和讨论总结，以企业组织七要素 （简称 “7S模型”） 为研究的框架，创作了 《追求卓越——美国企业成功的秘诀》 一书，构造了企业发展的经典管理模式7S模型。

7S模型以战略 （Strategy）、结构 （Structure）、制度 （System）为管理当中的硬件要素，以风格 （Style）、人员 （Staff）、技术（Skill） 和共同理念 （Shared value） 为管理当中的软件要素，其十分典型地将现代社会管理创新即治理结构的核心要素予以具体运用和型构，充分表达了现代社会工业理性、科学化、社会主体自我认可和发展以及社会文化建设等现代性体验，并以要素的方式将上述现代性体验和理念模块化、具体化和可操作化，实现了 “人的问题要求人性地解决” 的现代治理理念和目标。

环境治理则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和特殊组成部分，由于7S模型与社会治理的内在相通性和核心一致性，7S模型客观上必然具有可以适用于环境治理结构调整的普适性特征。

长久以来我国包括环境管理在内的社会管理模式，主要是政府统管的计划模式或权力强制模式。思想观念方面轻视社会管理的价值和意义，管理主体方面忽视社会多元主体参与，管理方式方面缺少协商协调，管理环节方面没有源头治理，管理手段方面匮乏文化培育和道德自律。将7S模型引入环境治理的现代化变革之中，将为之提供一个极好的、便于认知和学习的、极具操作性的模块化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