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治理失衡的原因中，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环境治理绩效考核目标不科学，具体又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政府和执法官员激励不足，企业激励不足，社会公众激励不足。

首先，政府和执法官员激励不足。污染产生之后，谁来买单？又如何买单？目前，实际存在着三类做法：一是财政买单；二是企业买单；三是官员买单。环境治理事关全体民众的生存和发展，财政买单在治理行为中既体现为政府的市场干预，也体现为社会的全民参与，是环境治理的最终必然途径之一。谁污染谁负责，企业买单从根本上符合治理的基本原则，因此其社会责任的承担亦是必然。而官员买单尽管具有一定的间接性，然其体现为环境治理行政主导模式下治理责任的具体化，直接关系着政府政绩观的标准设定。当前，在政府主导尚未改变的现状下，官员买单事实上是决定治理成败的一个核心因素。

就官员买单来讲，政绩标准至今天为止，客观上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变化。就第一个阶段而言，完全的 “发展才是硬道理”，政府片面地追求发展速度，满足于GDP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不惜牺牲环境，很大程度上讲，政绩观 “污染” 是最大的环境污染。我国当前环境污染的大部分问题实际上都是这一阶段高耗能、高污染、粗放型经济增长发展客观造成的结果。环境治理和环境执法部门在政府整个政策配置和权力结构框架中处于完全的弱势地位。

第二个阶段，主要是近年不断反思过程中发现和确立的相对科学的政绩观，即政府已经逐渐将环境指标纳入官员考核制度。^[7]十八届四中全会后，GDP 指标的单一评价时代将进一步被弱化，生态农村、生态城市成为时代的主流。

但是，官员政绩考核的环境标准处于相对笼统和政策倡导的一种状态下，缺乏具体的、可量化的、易操作的评价状态，环境因素在整体综合评价体系中比例不高。而且，地方财政收入又受到财政分权的削弱，要想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等诸方面的全面发展，经济增长必须得到合理的保护。然而，地方政府为实现政绩的提升和地方GDP 的增长，习惯性地以企业利润为重要考虑项目，在环境治理的过程中，政府和企业这些核心主体依然以 “口号环保” 为基本形态。(www.daowen.com)

实际上，当环境因素进入考核体系之后，一种新的环境治理隐患开始出现。由于现代媒体和社会各界对环境事件的参与和政府治理的非理性，当前环境事件发生时常常演变为社会性事件，进而对官员的政绩和晋升甚至责任产生了一种直接的威胁。因此，为减少环境事件的社会影响，迅速控制事件的传播和境况恶化、扩大化，以预防上级部门对事件的问责和追责，当前的环境治理呈现出 “短平快” 的特征，即事件-应急型治理逻辑的广泛出现。从而，导致环境治理的盲目扩大化和非理性泛化，应付一时虽能把问题掩盖，但会产生新的问题，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相比企业的逐利本性，政府在环境问题上的责任更加重大，如何更加科学地型构政府政绩观，调动官员环境治理的积极性，是十分重要的时代课题。而且这种政绩观不能停留在政府整体的标准设计，而应具体到环保执法部门的执法绩效考核，并能很好地区分个人与部门的权责关系、不同执法部门间的协调关系、执法部门和执法对象间的权责分配关系，真正实现权责体系的科学设立和配置。

其次，企业激励不足。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投资是社会发展必须要考虑的重要问题，众多国家 “先发展，后治理” 的经济发展模式，尽管带来了经济的增长，但也造成了极大的环境破坏。在经济学上，这是较环境治理企业外部性问题更为先在和根本的原因，任何税费征收、企业责任、污染许可、环境保险等外部成本内在化的经济手段，对企业来说，都是被动和被迫的行为，与企业本身的逐利性背道而驰，企业激励存在先天的不足。而现代化的环境治理应当努力寻求将经济增长点放置到低碳产业的发展上来，以产业回报率形成和构建企业参与环境治理的激励机制。

最后，社会公众激励不足。谁污染谁治理，作为一个经济学的投入支出公式具有天然的合理性。但是，面对公共性的环境问题，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长期以来，社会公众缺乏环境治理的参与意识，其关键就在于认为自己不是环境污染的制造者，环境治理于己无关。因此，在生活污染日益成为重要污染源的今天，必须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提高社会公众的环境安全意识、治理参与意识和治理责任感，建立环境治理的公众参与激励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