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十一个皇帝的陵墓，除了文帝霸陵、宣帝杜陵在国都长安西南以外，其余九个陵墓，都在长安东北到西北的咸阳原上。我们除了重点对汉武帝茂陵用较多时间调查以外，其余也逐个作了考察。西汉早期三个陵都在咸阳原的东北地区，以高祖长陵为中心，惠帝安陵在长陵之右，景帝阳陵在长陵之左，还是沿用古代“族墓”的制度：“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周礼·春官·冢人》）但是武帝以后，陵墓的安排就发生大的变化。武帝茂陵葬在咸阳原的最西南端，以后诸帝陵墓比较杂乱地葬在武帝茂陵以东和惠帝安陵以西地区，不再按左昭右穆之制。这是对重视宗族关系的“族墓”制的破坏，是表现中央集权体制的建立和以皇帝为中心的墓制的创设。这个陵墓制度的变化，反映了当时政治制度的变革，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治体制的进一步加强。

汉武帝茂陵造在西汉诸帝陵园地区的最西南端，该与古代礼制以西南角为尊长居处有关。从西汉各个陵园的布局来看，也都是坐西向东，以西方为尊的。皇帝陵和皇后陵都在陵园的西部。陪葬墓都在帝陵的东北方和东方。迁移豪富居住而用来供奉陵园的“陵邑”，也营建在帝陵的北方和东方。所有这些，都是沿用古代以西南为尊长之处的礼制。

西汉诸帝陵园，除文帝霸陵不起坟丘以外，高祖长陵和惠帝安陵作长方的覆斗形，其余诸帝都作正方的覆斗形。皇后一般都和皇帝合葬于一个陵园，但是各有陵墓，多数皇后陵在皇帝陵之东，少数也有葬于皇帝陵的西北的，但不见有葬在皇帝陵的西南的。无论皇帝陵和皇后陵，周围都有方形的围墙，四边中央都设有门阙。只有文帝之母薄太后和昭帝之母钩弋太后，因为情况特殊，没有和皇帝陵合葬，另外单独营建陵园，即薄太后的南陵（在文帝霸陵南）和钩弋太后的云陵（在云阳的甘泉宫南）。

依据文献记载，西汉和秦一样在陵墓的旁侧起“寝”，但是西汉的礼制也还有个特点，就是还在陵园的附近设“庙”，在“庙”和“寝”之间设有一条通道，叫做“衣冠所出游道”，或者简称“衣冠道”。每月当宗庙举行祭祀典礼的时候，要把墓主生前穿戴的衣冠，从陵园的“寝”中搬出，送到宗庙中去游历一番，以便墓主灵魂到宗庙去接受祭祀，叫做“月一游衣冠”。究竟西汉诸陵的“寝”和“庙”在何处，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从茂陵的遗迹和出土物来看，寝殿及其附属建筑，当在陵墓周围的方形围墙的东南地区。在围墙东南一里处有白鹤馆遗址，是个不规整的长方形土台，附近有不少散乱的砖瓦片。在白鹤馆遗址西南有压着大石块的建筑遗址，是个近乎方形土台。在白鹤馆遗址以东一里处有一条南北向的沟渠，长５００米，宽１０米，深５米，并有夯土痕迹，沟中两旁断层中遗留许多残砖瓦片，群众称为“瓦碴沟”。在沟西边，曾出土一批有白虎纹、玄武纹的条砖和有丹凤纹、龙虎纹的空心画像砖；还曾发现大型青玉兽面铺首和琉璃璧。青玉铺首很是精致，高３４．２厘米，宽３５．６厘米，厚１４．７厘米，重１０．６公斤。面饰“四神”浮雕，下有双眼、齿纹和环鼻梁。当是寝殿建筑的大门上的遗物。在沟东边，曾出土十二字瓦当，外圈八字：“与民世世，天地相方”；内圈四字：“永安中正”。从“与民世世”、“永安”等文字意义来看，当为寝殿上所用（王志杰、朱捷元《汉茂陵及其陪葬冢附近新发现的重要文物》，《文物》１９７６年第７期）。可知寝殿当建筑在这条沟渠的两岸（参看插图四十）。

依据介绍的情况，这条沟渠长年积水，枯水季节也不见底，近几年平整土地才被填平。很可能，当年开凿深沟，引渭水进入陵园，为供应“寝”中用水，可见汉代确有引水入茔域而为池沼的办法①。当时“寝”中设有饲官，既要供奉墓主每天定时的食品，又要供给管理陵园官吏和侍奉陵寝的宫女的饮食。武帝时，后宫有“好女至数千人”，武帝死后，“又皆以后宫女置于园陵”（《汉书·贡禹传》）。茂陵用来供奉的宫女众多，每天需要用水量很大。与此同时，白鹤馆饲养白鹤，既要饮水，又要游泳的水池，可能也和这条沟渠有关。白鹤馆当是寝殿的附属建筑，以供墓主游乐的。《汉书·五行志》载：“元帝初元三年四月乙未孝武园白鹤馆灾。”刘向为此发表评论说：“园中五里驰逐走马之馆，不当在山陵昭穆之地。”颜师古注：“五里言其周回五里。”所谓“驰逐走马之馆”，该和白鹤馆同样是寝殿的附属建筑，以供墓主游乐的。所谓“山陵昭穆之地”，即指在皇帝陵墓的左右方。按礼制寝殿该造在陵墓的左右方，而这时把这些供游乐的附属建筑也造在一起，刘向就认为不合礼制了。《汉旧仪》（《续汉书·礼仪志》注引）又说：茂陵“已营陵，余地为西园”。说明在茂陵西边的余地上，还有西园的设置，西园也该是供墓主游乐之用的。(www.daowen.com)

茂陵是西汉诸陵中最高大的一个，也是陵园规模最巨大的一个，又是寝殿及其附属建筑造得最奢侈而华丽的一个。茂陵高二十丈（４６．５米），高祖长陵只高十三丈，景帝阳陵只高十四丈，一般只高十二丈左右。茂陵的陵园和茂陵邑，都是武帝即位之后二年（建元二年，即公元前１３９年）开始兴建的。茂陵邑营建在陵园的东南，迁移到这里的豪富的户数也较其他陵邑为多。据记载，建元二年、元朔二年（公元前１２７年）、太始元年（公元前９６年）都曾迁移豪富到茂陵（《汉书·武帝纪》），共达一万六千户（《三辅黄图》）。１９７３年曾在茂陵邑遗址（今窦马村附近）发现许多西汉建筑遗存，有石子路面、五角形陶水道和拐角陶水道等城市建筑设施。

武帝的庙叫“龙渊宫”，是武帝于元光三年（公元前１３２年）起建的，建筑上装饰有铜飞龙。它和茂陵的寝殿之间有相当长的距离。《三辅黄图》说：“长安西，茂陵东有其处。”说明龙渊宫正介于长安和茂陵之间。所谓“茂陵东”，是指茂陵邑以东。《水经注·渭水》说：“成国渠……又东径汉武帝茂陵南，……故渠又东径茂陵县故城南，故渠又东径龙泉北，……渠北即龙渊庙。”可知龙渊庙建在龙泉以北、成国渠的北岸，可能龙渊庙就因龙泉这个地名而得名。从成国渠的走向来看，从茂陵出发，经过茂陵邑以南，才能到达龙泉以北的龙渊庙。从茂陵寝殿到龙渊庙是有相当长的一段路程的，可以想见当时建设的“衣冠所出游道”是不短的。

关于西汉诸帝的庙的所在，有些在文献上有记载。高祖的原庙造在渭水以北，当离渭水不远。惠帝庙“在高庙之西”（《长安志》卷五引《关中记》），也该离渭水不远。看来高祖庙和惠帝庙都在渭水以北，当长陵和安陵之南，又在长安以北，既便于祭祀时把衣冠从陵寝送到宗庙，又便于皇帝从长安出发前往祭祀。武帝的龙渊庙造在茂陵邑以东，又当长安以西，同样是为了便于把衣冠从陵寝送来，又便于祭祀者从长安前往。昭帝的徘徊庙，据《水经注·渭水》，在平陵邑以南窦氏泉的北坂，情况和武帝的龙渊庙差不多。宣帝的乐游庙，《三辅黄图》说在杜陵西北，《天文要录》说在唐代长安曲江西北的升平坊，同样是为了便于祭祀者从长安东南行，又便于衣冠从杜陵送往。只有文帝的顾成庙，在长安城南（《汉书·文帝纪》注引服虔说），在唐代长安城西北角的休祥坊（《长安志》卷十《唐京城四》），靠近长安城而离文帝的霸陵很远，可能由于特殊原因。或许由于文帝不造陵墓，不设寝殿，废除了从陵寝送衣冠到宗庙的礼制。

考古工作者曾经在西汉诸陵墓附近发现多处建筑遗址。例如在景帝阳陵和王皇后陵的正南４００米处，发现有一块大石板，东西长１．７米，南北宽１．７４米，厚０．４米，石板上部加工成“十”字形凹槽的圆盘，经测定，“十”字形正南北向，当地群众叫做“罗盘石”。当是个大型建筑遗址。又如高祖长陵以北３８０米处发现有建筑遗址，元帝渭陵以北３００多米处发现建筑遗址，东西长约２００米，南北宽约１００米。又在渭陵以北稍西３６０米处，出土有一批玉雕及鎏金铜鼎、编钟等。李宏涛、王丕忠等先生推定这些距离陵墓近４００米的建筑遗址，就是庙的所在，认为“所谓‘陵旁立庙’，皆是因地势而建，其方位并不固定”（李宏涛、王丕忠《汉元帝渭陵调查记》，《考古与文物》１９８０年创刊号）。

我们从上述文献记载诸帝的宗庙位置来看，虽然离开陵园和长安的距离各不相同，但是有一点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便于从陵寝送来衣冠和从国都前往祭祀。一般说来，宗庙不可能造到陵园以北距离长安较远的地方。高祖的“原庙”在渭水以北，史有明文（见《汉书·叔孙通传》），长陵以北３８０米处的建筑遗址当是寝殿或附属建筑所在。渭陵以北３００多米处的建筑遗址也该是这样的性质。渭陵以北稍西３６０米处出土的玉雕和铜器，也该是“寝”中的陈设。阳陵和王皇后陵正南４００米处的建筑遗址，这里过去曾发现砖铺地、石子路面一段，方向由东南向西北，通向阳陵，当即寝殿所在，“罗盘石”该即寝殿建筑上的一种基础。从茂陵的寝殿及其附属建筑，距离陵墓一里到二里来看，这些距离陵墓三四百米的建筑遗址都该是寝殿或其附属建筑所在，不可能是宗庙的遗址。所谓“陵旁立庙”，是指宗庙设在陵园的附近，并非指陵墓的旁侧。陵墓的旁侧的建筑，该即寝殿及其附属建筑，是供墓主灵魂就近饮食、起居以及游乐、安息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