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代陵寝制度的源流来看，先秦墓上建筑只能是“陵寝”的“寝”。秦汉以后的陵寝制度，当即起源于这种先秦的墓上建筑。古代统治者的所谓“寝”，共有三种：一是宫殿的“寝”，这是君主及其家族饮食起居之所；二是宗庙的“寝”，这是已故君主及其家族的灵魂的饮食起居之所，是模仿宫殿的“寝”的；三是陵墓的“寝”，这是墓主灵魂的饮食起居之所，也是模仿宫殿的“寝”的。古代贵族十分迷信，以为鬼神和活人一样需要起居饮食，所谓“鬼犹求食”（《左传·宣公四年》）。因此按礼制，对于死人的供奉要和对活人一样讲究，所谓“事死如事生，礼也”（《左传·哀公十五年》）。

古代君主的宫殿包括前后两大部分：前部是“朝”，是君主朝见群臣、举行朝议、处理政务的朝廷所在；后部是“寝”，是君主、后妃、其子女以及家属饮食起居之所。因为“事死如事生”，宗庙建筑模仿宫殿的格局，也分前后两大部分：前部是“庙”，模仿宫殿的“朝”的建筑，“庙”就是由“朝”而得名的。金文中有时还称“庙”为“朝”，例如,鼎说“王各（格）于大朝”，“大朝”即是太庙。“庙”里陈设祖先的神主，有举行祭祀礼拜仪式和重要政治典礼的庙堂。宗庙的后部是“寝”，模仿宫殿的“寝”的建筑，里面的陈设如同活人的“寝”一样，有生活起居用的家具和日用品，有穿着用的衣冠和睡眠用的被枕等等。“庙”和“寝”的用途不同，建筑的结构也不一样。《尔雅·释宫》说：“室有东西厢曰庙，无东西厢有室曰寝。”“庙”之所以必须在“室”的两侧设东厢和西厢，因为“庙”是按照“朝”的格局建筑的。“朝”之所以必须在中间的“室”的两侧设“厢”，因为臣下要在那里等候处理政务或准备朝见。“厢”一作“箱”。《仪礼· 公食大夫礼》郑玄注：“箱，俟事之处。”《仪礼·觐礼》郑玄注：“东箱……相翔待事之处。”“庙”之设东西厢，是在举行祭祀仪式和重要典礼时，便于亲属和臣下聚集等候。至于“庙”后的“寝”，既然是按照“朝”后的“寝”的格局建筑的，是供奉已故君主及其家族饮食起居之所，当然不用设置东西厢。中山王陵《兆域图》上的五间“堂”，都作方形，没有东西厢，就建筑格局来看，只能是“寝”，不能是“庙”或享堂。

根据礼书记载，陵墓设“寝”是从秦开始的。首先讲到这点是东汉蔡邕。蔡邕《独断》说：

　　宗庙之制，古者以为人君之居，前有朝，后有寝，终则前制庙以象朝，后制寝以象寝。庙以藏主，列昭穆；寝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总谓之宫。……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寝，起之于墓侧，汉因而不改，故今陵上称寝殿，有起居衣冠象生之备，皆古寝之意也。应劭《汉官仪》（《后汉书·明帝纪》李贤注引）、《续汉书·祭祀志》都有类似的说法。

从秦始皇陵西侧建筑遗址的出土物来看，秦始皇陵确实在陵墓旁侧设有“寝”。在陵墓封土西侧建筑遗址中曾发现有“丽山”陶文的陶器四件，其中两件陶壶盖上有陶文“丽山$官”“左”和“丽山$官”“右”①。“$”与“饲”古通用，饲官当即供奉饮食之官。此处有“饲官”陶文的陶器出土，说明供奉“寝”内墓主灵魂饮食的官就设在这里。秦汉时代，不但宫殿的“寝”内设有“$官”供奉饮食，陵墓的“寝”内同样设有“$官”供奉饮食。《汉印文字征》卷十五第十一页有“杜陵$官□丞”印，便是汉宣帝杜陵的“寝”内所设“$官”所属官吏的印章。这种在“寝”内设置“$官”的制度就是沿袭秦代的。１９８０年１２月在秦始皇陵封土西侧约１７米处，出土两辆由铜人驾驶的四匹铜马的大型铜车②，当是供墓主灵魂乘坐巡行之用的。从汉代以后陵寝中设置有交通工具来看，这里当是“寝”中放置交通工具的处所。

西汉时代的陵墓，确实如蔡邕所说，沿用秦代的陵寝制度。《汉书·韦贤传附韦玄成传》记载西汉陵寝制度说：

　　自高祖下至宣帝，与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庙，又园中各有寝、便殿。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寝，日上四食；庙，岁二十五祠；便殿，岁四祠。又月一游衣冠。

西汉时代把祭祀已故皇帝的“庙”造到了陵园外附近的地方，即所谓“陵旁立庙”，每年要祭祀二十五次。陵墓的“寝”则造在陵园之中，每天要和侍奉活人一样，四次奉上食品。所谓“日祭于寝”，并不是在“寝”中每天举行祭祀典礼，只是“日上四食”而已，这和在宗庙中举行祭礼不同。正因为陵园中设有“寝”，所以陵园就称为“寝园”，《西汉会要》卷十九就有“寝园”条，列举西汉诸帝以及皇后的寝园。陵园也或称为“陵寝”。

《三辅黄图》记载：“高园（高祖陵园），于陵上作之，既有正寝，以象平生正殿路寝也；又立便殿于寝，以象休息闲晏之处也。”说明当时陵上的“寝”如同宫殿中的“寝”一样，设有正寝和便殿两个部分。便殿该是附属于正寝边侧的别殿，是墓主灵魂游乐休息的处所。正寝则是墓主灵魂日常起居饮食之所，陈列有座位（称为神坐）、床、几、匣、柜和被枕、衣服以及其他日常生活用具，如同活人的“寝”一样应有尽有。每天由宫女如同对待活的君主一样侍奉，“随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陈严（妆）具”（蔡邕《独断》），还要四次按时刻进献食物。政府设寝园令（或称寝令）掌管寝园，是九卿之一的奉常的属官。如果“寝”中发生特殊情况，寝令要随时上报。据说元始二年（公元２年）二月，哀帝的义陵的“寝”里发生“急变”事故，乙未这天衣服藏在匣柜里，丙申这天早上衣服突然出现在床上（这当然是有人故意造作的），寝令当即上报，并超出常规用太牢（牛、羊、豕三牲）来祭祀（《汉书·平帝纪》）。(www.daowen.com)

为什么要在陵墓的边侧造“寝”呢？因为当时人们迷信死者灵魂保藏在陵墓的墓室中，就近造“寝”，便于灵魂用作饮食起居之所。当汉成帝建造昌陵的时候，由于选择的墓地地势太低，从其他地方运了大量的“客土”来堆积，费去五年时间，浪费大量钱财，没有能够建成。皇帝征求群臣意见，群臣反对继续修建，理由是：“昌陵因卑为高，积土为山，度便房犹在平地上，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灵。”（《汉书·陈汤传》）就是说，由于地势太低，整个坟丘都用“客土”堆积而成，不能向地下挖掘圹穴建造墓室，墓室中供灵魂游乐的“便房”也只能造在平地之上，处于周围堆积的“客土”之中；按照当时的迷信，灵魂处于“客土”的包围之中是不能保证安全的。当时人既然迷信死者灵魂保藏在墓室之中，因此很自然的，要把供奉灵魂饮食起居的“寝”造到临近墓室的地方。

为什么又要把已故皇帝的“庙”造到他的陵园附近呢？因为当时人迷信死者灵魂居住在墓室和临近墓室的“寝”里，把“庙”造到陵园附近，便于死者灵魂到宗庙里接受祭祀的典礼。原来汉高祖的“庙”，依照传统礼制，建造在国都长安城中。《三辅黄图》说：“高祖庙在长安城中西安门内，东太常街南。”原来汉高祖的“寝”不造在“庙”一起，造在未央宫以北的桂宫北面。《汉书·叔孙通传》颜注引晋灼说：“《黄图》（指《三辅黄图》）云：高庙在长安城门街东，寝在桂宫北。”按照当时的祭祀制度，每月祭祀高庙的日期，要把高祖的衣冠从“寝”里搬出，经过一条通道，送到高庙中去游历一番。当时吕太后住在长乐宫，汉惠帝住在未央宫，惠帝为了往见母亲时避免在街道上和群众接触，在未央宫和长乐宫之间，靠武库以南造了一条“复道”（架空的道路）①。这条“复道”正好在每月高祖衣冠从“寝”游历到“高庙”的通道上面经过，这件事引起了讲究礼制的叔孙通的注意，他认为子孙不应该在“宗庙道上行”，这是对祖宗的不敬。惠帝听从叔孙通的建议，废除在长安城里把高祖衣冠每月从“寝”中搬出，游历到“高庙”的礼制，另外在渭水以北重新建造一座高祖庙，叫做“原庙”。《汉书·叔孙通传》颜注：“原，重也。先已有庙，今更立之，故云重也。”叔孙通之所以建议在渭水以北另建“原庙”，就是为了使这所庙靠近高祖的陵寝———长陵，便于高祖的灵魂从陵寝赶到原庙中接受祭享，便于每月把高祖陵寝中的衣冠搬出游历到原庙中去。《汉书·叔孙通传》颜注：“谓从高帝陵寝出衣冠游于高庙，每月一为之。”自从惠帝在高祖的长陵以东建立原庙以后，西汉一代在每个皇帝的陵园附近都设置宗庙，成为定制。每个陵园的“寝”和附近的“庙”之间都有一条“衣冠所出游道”，都要“月一游衣冠”。

根据文献记载，西汉诸帝的“庙”确实造在陵园附近。例如武帝的龙渊庙造在他的茂陵之东，宣帝的乐游庙造在他的杜陵西北（见《三辅黄图》）。至于西汉诸帝陵园中的“寝”造在什么地方，还有待于细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日本足立喜六《长安史迹之研究》（中译本改题为《长安史迹考》）把西汉诸帝陵墓分为三种形式，其中第三种形式的陵墓是二级或三级台阶式的方形夯筑土台，据说顶部平面上有建筑遗迹，东西和南北各有四条或五条土墙，形成交错的棋盘格，划成二十多个或三十个区。足立氏推定这就是“寝”的建筑遗存。我为此曾向咸阳市博物馆的同志请教，据王丕忠同志答复，现在这些陵墓顶上没有建筑的遗迹。因此西汉诸帝陵墓的“寝”究在何处，还待作进一步的调查研究。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西汉陵园中的“寝”即使不在陵墓的顶上，必然也在陵墓的边侧，在陵园之内。它和陵园以外的“庙”有一段距离，有一条通道叫做“衣冠所出游道”，或者简称“衣冠道”，是由太常负责管理的。如果“衣冠道”有损坏而断绝，就要处罚太常。《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元朔元年孔臧为太常，三年坐南陵桥坏，衣冠道绝，免。”

我们把秦代和西汉的陵寝制度与先秦的墓上建筑作一比较，可以肯定，先秦墓上建筑就是秦代和西汉“陵寝”的“寝”的起源。殷代墓上的建筑有个特点，就是建筑正好坐落在墓圹口上，面积大小基本上和墓圹口相等，正因为这种建筑属于“寝”的性质，便于墓主灵魂起居生活之用。中山王陵《兆域图》上宫垣以内并列“王堂”、“王后堂”、“夫人堂”等五间，也正因为都是墓主灵魂生活起居用的“寝”。古代国君的宫殿里，国君、后妃、夫人各自有其居住的“寝”，可以并列建筑。国君居住的叫正寝或路寝，夫人居住的叫小寝。《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薨于小寝，即安也。”杜预注：“小寝，夫人寝也。讥公就所安，不终于路寝。”《仪礼·既夕》贾公彦疏引服虔说：“小寝，夫人寝也。礼，男子不绝于妇人之手。今僖公薨于小寝，讥其近女室。”陵园中的“寝”就是仿照宫殿中的“寝”建造的，因此中山王陵的“寝”可以分设“王堂”、“王后堂”、“夫人堂”等五间，并列在一起。《兆域图》的“王后堂”上有记载：“王后堂方二百尺，其葬视哀后。”“□堂”和“夫人堂”上都记载：“方百五十尺，其蓈棺（按即内棺）、中棺视哀后，题凑长三尺。”这些记载替王后、夫人等三人规定了将来举行葬礼时所用棺椁的规格，说明当制定这幅《兆域图》时，这三人尚健在。现在所发现的中山王陵园中，陵墓确实只有两座，一号墓是中山王墓，东侧并列二号墓是先于中山王死去的哀后墓。大概后来由于中山灭亡或其他原因，王后、夫人等三人并未葬入这个陵园。这幅《兆域图》之所以要把这三人将来葬入时所用棺椁规格记载在她们的“堂”的图上，就是因为这些“堂”是准备作为死者灵魂居住的“寝”的。从西汉以前的陵寝制度来看，陵墓顶上或边侧的建筑，只能是供奉墓主灵魂起居饮食的“寝”，不可能是朝拜祭祀用的享堂。西汉诸帝的“庙”虽然造到陵园的附近地方，但还是在陵园以外。当时对祖先的祭祀仍在“庙”中举行，不在陵园中的“寝”内举行。徐乾学《读礼通考》卷九十四辑录“上陵礼”的资料，有按语说：“汉不师古，诸帝之庙不立京师而各立于陵侧，故有朔望及时节诸祭，此实祭庙，非祭陵也。……其率百官而特祭于陵，实自明帝始也。”的确，西汉时期尽管“庙”造得靠近陵园，祭祀还在“庙”中举行，仍然是“祭庙”而不是“祭陵”。“祭陵”的制度是东汉明帝开创的。从明帝以后才在陵园内建有朝拜祭祀用的建筑。

西汉中期以后，豪强大族纷纷在坟墓之前建立祠堂，把“上墓”、祭祀祠堂作为团结大族成员的一种手段。光武帝和大臣们原本都是豪强大族出身，原来都建有祖坟和祠堂。明帝创立“上陵礼”，实质上就是把豪强大族“上墓”的礼俗搬到了皇帝陵园中举行。赵翼指出：“光武令诸功臣王常、冯异、吴汉等，皆过家上冢，又遣使者祭窦融父冢，明帝遂有上陵之制。”（《陔余丛考》卷三十二“墓祭”条）这个分析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过程的。明帝在即位的次年，把元旦公卿百官、四方来朝者、各郡上计吏以及皇亲国戚会集祝贺皇帝的仪式，搬到了光武帝的原陵上举行，成为历代帝王举行“上陵礼”———在陵上举行盛大祭礼的开端。后来又把皇帝亲率公卿百官在宗庙中主持的主要的祭礼“酎祭”（或称“饮酎”）也移到了陵寝来举行，每年正月和八月要在陵寝中举行两次隆重的朝拜祭祀典礼。于是在统治者的祭礼中，陵寝代替了宗庙的地位，宗庙就显得不重要了。正因为如此，明帝临终下遗诏，把神主藏到光武庙中，从此废除为每个已故皇帝建立一“庙”的成规，而把许多祖先神主集中放到一座祖庙（即太庙）里，实行“同堂异室”的供奉办法。这是对陵寝制度和宗庙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因为这个改革，陵园中才开始有朝拜祭祀用的建筑。怎么可能远在先秦时期陵墓上就出现祭享用的享堂呢？

从陵寝制度演变的历史来看，陵园内的主要建筑是随着礼制内容的变化而变革的。大体说来可以分为五个阶段：从先秦到西汉是第一个阶段，这时陵园的礼制，主要是为供奉墓主灵魂的起居饮食，主要的建筑是“寝”。东汉是第二个阶段，这时陵园的礼制，除了维持原来供奉墓主的礼俗以外，开始举行上陵礼，于是“寝”开始扩建，设有举行朝拜祭祀仪式的大殿，有所谓“寝殿”或“石殿”；同时设有悬挂大钟的钟?（钟架），因为行礼需要鸣钟作为开始的信号。第三个阶段是魏晋南北朝，这是陵寝制度的衰落时期。第四个阶段是唐宋时代，自从唐太宗营建昭陵，进一步推行上陵礼，就把朝拜祭献用的“献殿”和供奉饮食起居的“寝宫”分开建筑。寝宫原来造在陵墓旁边的山上，后因供应困难，移到山下，称为下宫。宋代沿用唐制，分设上宫（即献殿）和下宫。第五个阶段是明清时代，自从明太祖营建孝陵，更进一步扩展上陵礼的排场，取消原来日常供奉饮食起居的办法，于是废除寝宫的建筑，扩大享殿的设施。这就是顾炎武所说：“明代之制，无车马，无宫人，不起居，不进奉。”（《日知录》卷十五“墓祭”条）清代的东陵和西陵，基本上沿用明代的制度。在陵园中不设“寝”而单独设置享堂，是从明代开始的，怎么可能在先秦的陵墓上就出现单独的祭祀用的享堂呢？

（原刊《文物》１９８２年第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