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比较流行的说法，认为这种先秦墓上建筑用于祭祀墓主，定名为“享堂”。我在１９８０年版《战国史》中也采用此说，把中山王陵上的建筑称为“享堂”。看来这是不恰当的。有的人探讨了“陵墓上建享堂的源流问题”，认为根据这些考古发现“可以纠正汉代人所谓‘古不墓祭’、‘古礼庙祭，今俗墓祀’的错误说法”，甚至认为“西汉因袭秦以前的旧制，多在陵墓建‘祠堂’（即享堂）”。看来这些说法并不正确。

享堂和祠堂的名称是后起的，先秦所有统治阶级祭祖的处所一律称为宗庙。《荀子·礼论》说：“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国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庙。”从先秦文献来看，统治者的宗庙和族墓显然在两处，宗庙建在都邑中，而另有宗族的墓地。宗庙不仅是祭祀祖宗和宗族内部举行礼仪的处所，而且是政治上举行重大典礼和宣布决策的地方。到战国时代，由于社会发生变革，君主集权的政体出现，政治上的重要典礼都移到朝廷举行，重大决策都已在朝廷上宣布，但始终没有把宗庙和陵墓合为一体。古人重视祭祀祖先，祭祀必须在宗庙举行，有一定的礼仪，不可能随便移到墓地举行。

从中山王陵《兆域图》格局来看，墓上建筑不可能是用于祭祀的享堂。按照古代礼制，后妃居于配合祭享（或称为“配食”）的地位，不可能把国王、王后甚至低于王后一级的夫人并列在五间享堂而同时祭享。而且享堂也不宜造到墓穴之上或坟丘之上。《礼记·曲礼上》说：“适墓不登垄，助葬必执绋。”郑玄注：“为其不敬。垄，冢也。墓，茔域。”如果坟丘顶上建有享堂的话，送丧葬的亲属就该登上坟丘参与祭祀，怎能看作不敬而加以禁止呢？

古代有没有“墓祭”，是个有争论的问题。从汉代以来，许多讲究礼制的学者都认为“古不墓祭”。清代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顾炎武是主张“古不墓祭”的（《日知录》卷十五“墓祭”条），阎若璩就反对顾炎武之说，认为古有墓祭（《四书释地》“O间之祭”条）。我们从《周礼》、《仪礼》、《礼记》等等讲究古代礼制的书来看，确是不存在墓祭的。《周礼·春官·冢人》记述墓葬完毕以后，“凡祭墓为尸”。阎若璩以此作为古有墓祭之证，是不正确的。贾公彦疏认为“是墓新成，祭后土”，孙诒让《周礼正义》也认为是“祷祈于墓地之癨”。《礼记·檀弓下》载：“既反哭，主人与有司视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于墓左。”郑玄注：“舍奠墓左，为父母形体在此，礼其神也。《周礼·冢人》：凡祭墓为尸。”孔颖达《正义》也说：“礼地神也。”可知古代礼制只有在墓旁祭祀地神，没有祭祀墓主的。(www.daowen.com)

在其他文献上，也没有见到西周、春秋时代祭祀墓主的例子。《史记·周本纪》载：“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于盟津。”《集解》引马融曰：“毕，文王墓地名也。”《索隐》又说：“按文云上祭于毕，则毕，天星之名。毕星主兵，故师出而祭毕星也。”我们认为，司马贞所说“祭毕星”未必正确，称为“上祭”，该是祭天神①。春秋时代国君有大事，除了到宗庙向祖先请示和报告以外，也有到墓地向祖先请示和报告的，不过多数是出于紧急事故① 。即使“去国”之后，得到“反其国”，也只是“展墓而入”（《礼记·檀弓下》），没有祭祀墓主的。根据礼书记载，在严格实行宗法制度的贵族组织内部，只有在宗子离开本国的特殊情况下，庶子无爵者因为身份低下，不能到宗庙祭祀，才不得已在墓旁临时设坛祭祀。《礼记·曾子问》记载：曾子问曰：“宗子去在他国，庶子无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望墓而为坛以时祭（郑玄注：不祭于庙，无爵者贱，远避正主），若宗子死，告于墓而后祭于家。”由此可见，在墓旁设坛祭祀要比在宗庙祭祀低一等，是宗子出国的时候庶子无爵者临时采用的办法，用以代替宗庙按时的祭祀。如果宗子在国外死去，这套临时办法就得取消。这样临时在墓地祭祀必须“望墓而为坛”，说明墓地上原来并无祭祀用的建筑存在。《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安葬以后，“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集解》引《皇览》说：“孔子冢去城一里，冢前以瓴甓为祠坛，方六尺，与地平，本无祠堂。”由于孔子特殊的地位，弟子们及鲁人出于尊敬，世世相传，对孔子冢按时举行祭祀，也只有“与地平”的祠坛，“本无祠堂”。可知从先秦到秦汉之际，按礼制的规定，墓地上还没有祠堂的建筑。到战国时代，由于社会变革，阶级关系发生变化，民间祭墓的风俗开始出现。据《孟子》记载，齐的国都临淄的东郭以外有个墓葬区，经常有人在冢墓之间用酒肉临时致祭，往往在祭祀以后把酒肉送给乞食者①。这样零星的祭祀该是规模不大的。所谓“东郭O间之祭”，也不可能有祠堂。

总之，“古不墓祭”该是事实，即使因特殊原因而祭祀墓主，也只设祭坛，没有享堂或祠堂。因此，现在考古发现的先秦墓上建筑不可能是用于祭祀的享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