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西汉中期以后的坟墓祠堂建筑

西汉中期以后的坟墓祠堂建筑

时间:2023-07-1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坟墓前祠堂建筑的出现,应该较祠坛的出现为迟。宣帝时,开始有皇帝下令为大臣建造坟墓和祠堂的例子。西汉中期以后,官僚、豪族墓前的祠堂建筑已十分普遍。其多数是子孙或妻子等家属为墓主建造的。到西汉末年,由于建筑祠堂十分风行,如果官吏去世而不建祠堂,反而成为一种违俗的事。祠堂的建筑主要是为适应盛大的上冢礼俗的需要。

西汉中期以后的坟墓祠堂建筑

坟墓前祠堂建筑的出现,应该较祠坛(或称祭坛)的出现为迟。根据《礼记·曾子问》,由于特殊情况而临时举行的墓祭,只是“望墓而为坛”。孔子死后,弟子和鲁人世代祭祀孔子冢,也只有用<砖铺的“与地平”的祠坛,并无祠堂。

祠堂的创设,究竟在什么时候?这是需要探讨的。《楚辞·天问》王逸注说:“屈原放逐,彷徨山泽,忧心愁悴,见楚先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山川神灵,琦玮覶?,及圣贤怪物行事,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泄愤懑。”赵翼根据这点,认为“战国末已有祠堂矣”(《陔余丛考》卷三十二“祠堂”条)。但是,先秦文献中没有见到祠堂的名称。荀子已是战国末年的人,他的《礼论》也还把“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以上的祭祖处所,一律称为宗庙。很可能王逸是以后世流行的制度叙述前代事迹。

从文献记载来看,至少到西汉中期昭帝的时候,官僚墓前祠堂建筑已比较流行。《盐铁论·散不足篇》记载贤良对比古今墓制的情况说:“今富者积土成山,列树成林,台榭连阁,集观增楼;中者祠堂屏A,垣阙罘謒。”《盐铁论》是记载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桑弘羊和贤良、文学有关盐铁政策等方面的辩论的。这时富贵人家的墓地上建筑有“台榭连阁,集观增楼”,当是供墓主灵魂游览之所,该是属于“寝”的一部分。汉武帝的茂陵,不但设有昭灵馆和承恩馆,更设有白鹤馆(或称鹤观)和驰逐走马之馆,都是属于同样的性质。这时中等人家的墓地上建筑有“祠堂屏A,垣阙罘謒”,主要就是祠堂的设施。“屏”是祠堂前面设置屏风式样的建筑,“垣”是围绕坟墓、祠堂的墙垣,“阙”是大门前的一对高层建筑,“罘謒”是双阙之前的网形空洞的门屏。

宣帝时,开始有皇帝下令为大臣建造坟墓和祠堂的例子。张安世(张汤之子)去世,宣帝“赐茔杜东,将作穿复土,起冢祠堂”(《汉书·张汤传附张安世传》)。“将作”就是将作大匠,是朝廷中掌管建筑宫室、陵园的大臣,这时皇帝命令他主管建筑张安世的坟墓和祠堂,算是一种特殊的恩典。大臣霍光去世,宣帝下令“发三河卒,穿复土,起冢祠堂”,这样征发三河地区的兵卒来兴建霍光的坟墓和祠堂,也算是一种特殊的恩典。但是霍光的家属并不满足。等到霍光之子霍禹继承为博陆侯时,“太夫人显(即霍光之妻)改光时所自造茔制而侈大之,起三出阙,筑神道,北临昭灵,南出承恩,盛饰祠堂,辇阁通属永巷(晋灼曰:“阁道乃通属永巷中也。”师古曰:“此亦其冢上作辇阁之道及永巷也,非谓掖庭之永巷也”),而幽良人、婢妾守之”(《汉书·霍光传》)。霍光之妻把霍光原来的“茔制”扩大,在墓前建造了由一个母阙和两个子阙组合而成的“三出阙”;在正门前面建筑一条很长的“神道”,北端靠近茂陵的昭灵馆,南端又超出茂陵的承恩馆;同时对祠堂大加装饰,更造辇阁之道通到永巷,又把良人(身份自由的平民)、婢妾关在里面看守侍奉。这个以祠堂为中心而扩大建设的“茔制”,是当时大官僚中最奢侈的了。

西汉中期以后,官僚、豪族墓前的祠堂建筑已十分普遍。其多数是子孙或妻子等家属为墓主建造的。也有死者生前自己建筑的,如张禹“年老,自治冢茔,起祠堂”(《汉书·张禹传》)。又有朋友帮助兴建的,如杨雄“以天凤五年(公元18年)卒,葬安陵阪上,桓君山(桓谭)为敛赙起祠堂”(《艺文类聚》卷四十引《杨雄家牒》)。又有因为是良吏而由吏民起建冢墓和祠堂的,例如朱邑少时曾为庐江郡舒县桐乡的啬夫,“所部民爱敬焉”,后来官做到大司农,临死,他叮嘱儿子葬在桐乡的西郭外,“民果共为邑,起冢立祠,岁时祠祭”(《汉书·循吏传·朱邑传》)。但是,当时吏民为良吏建立的祠堂,也有不在墓地而在都市中的,依然是过去宗庙之制。例如文翁为蜀郡太守,“好教化”,“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他死后,“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汉书·循吏传·文翁传》)。这种由官吏建在都市的祠堂,后世有进一步的发展。例如东汉桓帝时杨厚去世,“门人为立庙,郡文学掾史春秋飨射常祠之”(《后汉书·杨厚传》)。(www.daowen.com)

到西汉末年,由于建筑祠堂十分风行,如果官吏去世而不建祠堂,反而成为一种违俗的事。例如龚胜临死,“因敕以棺敛丧事,衣周于身,棺周于衣,勿随俗动吾冢,种柏,作祠堂”(《汉书·龚胜传》,颜师古注:“若葬多设器备,则恐被掘,故云动吾冢也,亦不得种柏及作祠堂,皆不随俗”)。

西汉时期官僚、豪族的墓地上建筑祠堂之风逐渐普遍,这是与当时上冢礼俗的逐渐风行有关。祠堂的建筑主要是为适应盛大的上冢礼俗的需要。当时官僚、豪族既然把上冢礼俗作为会集和团结宗族、宾客、故人以及地方官吏的一种重要手段,需要在那里举行招待的酒会和较大规模的祭祀仪式,祠堂的建筑就不能不扩大,装饰布置也就十分豪华。东汉开国的光武帝和功臣,都是豪强大族出身,他们原来在家乡都有祖坟和祠堂,都很讲究上冢的礼俗。明帝创设的上陵礼,是从官僚的上冢礼俗扩大而来;那么在陵寝中扩建寝殿以适应举行上陵礼的需要,也该是从官僚扩大建筑祠堂的办法而来。

西汉时期实行陵侧设“寝”、陵旁立“庙”的制度,把“寝”造在陵园之中,把“庙”造在陵园以外,使宗庙和陵墓靠近结合起来。到东汉时期创设上陵礼,为了适应上陵礼的需要,采用当时官僚扩建祠堂的办法,在原来陵园的“寝”中扩建“寝殿”,同时又废除陵旁立庙之制,实际上就是把“庙”搬进了陵园,使和“寝”合一,只是为了维护传统的礼制,仍然把举行上陵礼的大殿称为“寝殿”,没有称为“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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