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上冢与上陵的礼俗及仪式优化

上冢与上陵的礼俗及仪式优化

时间:2023-07-1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从春秋、战国之际开始出现的定期墓祭的礼俗,后世称为“上冢”或“上墓”。至少秦汉之际已有“上冢”的称呼。说明这时上冢的礼俗,已有夏、冬两季的伏祭和腊祭。说明当时已盛行夫妇在祭墓的节日一起上冢的礼俗。西汉末年上冢的礼俗,已普遍成为会集和团结宗族、宾客、故人的一种重要手段。如果在中央或外郡做官而要回乡上冢的,需要上书皇帝请求批准。上陵之制,的确是在上冢礼俗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

上冢与上陵的礼俗及仪式优化

从春秋、战国之际开始出现的定期墓祭的礼俗,后世称为“上冢”或“上墓”。至少秦汉之际已有“上冢”的称呼。根据《史记·留侯世家》和《汉书·张良传》记载,张良派遣大力士在博浪沙中狙击秦始皇,误中副车,秦始皇大怒,大索天下,张良便更改姓名,匿居下邳(今江苏邳县西南),在圯上(即桥上)遇见一个老父,后来从这老父得到《太公兵法》,老父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矣。”

后十三年张良从汉高祖过济北,果然在谷城山下得到黄石,“取而宝祠之”。到张良去世,“并葬黄石冢。每上冢伏腊,祠黄石”。伏腊,是指夏天伏日的祭祀冬天腊日的祭祀。说明这时上冢的礼俗,已有夏、冬两季的伏祭和腊祭。

西汉已盛行“上冢”的礼俗,常常夫妇一同到祖坟吊祭。武帝时,朱买臣原来家贫,靠樵柴薪出卖为生,常一路背着柴薪,讴歌为乐。他的妻子感到羞耻,多次劝他不要讴歌,他却更加讴歌,妻子便因此离去。后来朱买臣“独行歌道中,负薪墓间,故妻与夫家俱上冢,见买臣饥寒呼饭,饭之”(《汉书·朱买臣传》)。说明当时已盛行夫妇在祭墓的节日一起上冢的礼俗。

西汉时已有皇帝命令臣下拜谒已故皇帝的陵寝和宗庙的。武帝时,苏武出使匈奴被扣留,被迁到北海(今贝加尔湖)旁边牧羊,坚持十九年不屈。到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因匈奴和汉和好,被释回到京师。昭帝“诏(苏)武一大牢谒武帝园庙,拜为典属国”(《汉书·苏建传附苏武传》)。所谓“武帝园庙”,就是指茂陵和龙渊庙,因为龙渊庙就造在茂陵的寝园之东,连称为“武帝园庙”。

西汉时也有皇帝遣使者祭祠臣下的冢墓的。元帝时,大臣萧望之因得罪宦官而被迫自杀,“天子追念望之不忘,每岁时,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终元帝世”(《汉书·萧望之传》)。说明这时每逢“岁时”祭祠冢墓已成为流行的风俗,皇帝追念已故大臣也要奉行这种风俗。

到西汉晚期,上冢的礼俗更加风行,而且常常被官僚、豪族利用来作为会集宗族、故人、官吏的地方。

例如哀帝时,何并为长陵令,有个做过侍中的王林卿,“归长陵上冢,因留饮连日”。这时王林卿“宾客愈盛”,所谓“留饮连日”,就是连日用酒食招待和会集宾客。何并怕他犯法,登门劝他离开。在这事发生以前,王林卿曾“杀婢婿,埋冢舍”(《汉书·何并传》)。颜师古注:“婢婿,外人与婢奸者也。冢舍,守冢之舍也。”说明当时官僚、豪族的冢墓园中,建筑有守墓人居住的“冢舍”,留有奴婢守墓,家人上冢时,不但可以留宿,还可以举办酒席,招待和会集宾客故旧。(www.daowen.com)

当时有些大官上冢时,举办酒会的规模已很大。例如董贤由于哀帝的宠幸,“上冢有会,辄太官为供”(《汉书·鲍宣传》)。太官是宫中少府所属主管膳食的官。董贤上冢时举办的酒会,竟然要由太官主持供应,这种酒会的奢侈和讲究,也就可想而知。

西汉末年上冢的礼俗,已普遍成为会集和团结宗族、宾客、故人的一种重要手段。例如曾任谷口(今陕西泾阳西北)令、中郎等官的游侠原涉,免官以后,“欲上冢(冢在茂陵附近),不欲会宾客,密独与故人期会”,“会所与期上冢者数十乘到,皆诸豪也”(《汉书·游侠传·原涉传》)。可知当时官僚、豪族利用上冢礼俗来会集宾客和故人,都是预先发出通知,早就约定日期的,因此到这日期宾客和故人都会从各方面赶到。

如果在中央或外郡做官而要回乡上冢的,需要上书皇帝请求批准。例如楼护为谏大夫,“过齐,上书求上先人冢,因会宗族、故人,各以亲疏与束帛,一日散百金之费”(《汉书·游侠传·楼护传》)。说明当时达官贵人上冢会集宗族和故人,不但用酒会招待,更有分赠礼物和钱财的。

东汉初年,上冢的风俗更盛。光武帝常常把诏令“归家上冢”或“过家上冢”,作为对功臣的重要恩赐。例如王常,颍川郡舞阳(今河南舞阳西北)人,连年转战各地有功,建武六年(公元30年)“征还洛阳,令夫人迎常于舞阳,归家上冢”(《后汉书·王常传》)。又如岑彭,南阳郡棘阳(今河南南阳市南)人,连年转战各地有功,建武六年冬“征彭诣京师,数召宴见,厚加赏赐,复南还津乡,有诏过家上冢”(《后汉书·岑彭传》)。又如吴汉,南阳郡宛(今南阳市)人,建武十二年攻灭割据益州的公孙述,次年正月“汉振旅浮江而下,至宛,诏令过家上冢,赐谷二万斛”(《后汉书·吴汉传》)。又如韦彪,右扶风平陵人,建初七年随从光武帝西巡,他建议到旧都长安追封西汉功臣子孙,光武帝“乃厚赐彪钱珍羞食物,使归平陵上冢,还拜大鸿胪”(《后汉书·韦彪传》)。再如宋均,南阳郡安众(今河南邓县东北)人,因矫制调兵击败武陵蛮的反叛,“光武嘉其功,赐以金帛,令过家上冢”(《后汉书·宋均传》)。再如冯异,颍川郡父城(今河南平顶山西北)人,从光武帝连年作战有功,并与诸将定议上尊号,建武二年(公元26年)春“定封异阳夏侯,引击阳翟贼严终、赵根破之,诏异归家上冢,使太中大夫赍牛酒,令二百里内太守、都尉已(以)下及宗族会焉”(《后汉书·冯异传》)。说明这时大官不仅可以借上冢这个礼俗,会集宗族、宾客、故人,也还可以会集二百里以内的地方官。

从上面引证的许多事例,可知从西汉中期以后,由于豪强大族势力的发展,他们常常用上冢的礼俗会集宗族、宾客、故人,作为团结和扩展大族势力的一种重要手段。看来西汉后期皇帝陵墓上也已举行“上陵”礼,可能还不经常,还没有把礼制确定下来。《续汉书·礼仪志上》说:“西都旧有上陵。”刘昭《补注》引《谢承书》记建宁五年蔡邕参与上陵礼后说:“昔京师在长安时,其礼不可尽得闻也。”到东汉初年,由于东汉政权以豪强大族作为基础,皇帝和功臣都是豪强大族出身,上冢的礼俗更被皇帝用作赏赐功臣的一种重要手段。明帝所创设的上陵礼,实际上就是把豪强大族久已风行的上冢礼俗加以扩大,搬到了皇帝陵园中来举行,用作会集公卿百官、地方官吏以及亲属而加强团结的一种重要手段。赵翼说:“光武令诸功臣王常、冯异、吴汉等,皆过家上冢,又遣使者祭窦融父冢,明帝遂有上陵之制。”(《陔余丛考》卷三十二“墓祭”条)这一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上陵之制,的确是在上冢礼俗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明帝把上陵礼用作会集和团结公卿百官、地方官吏以及亲属的手段,就是取法于当时官僚、豪族把上冢礼用作会集和团结宗族、宾客以及故人的手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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