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安阳小屯的妇好墓（即小屯５号墓）和大司空村的３１１号、３１２号墓上，都发现了殷代墓上建筑。河南辉县固围村魏王陵和河北平山县中山王陵上，又都发现了战国陵墓上的建筑。我们认为，这种先秦墓上建筑是“陵寝”的“寝”而不是祭祀墓主的享堂。现在有下列三点足以证明这些建筑并非享堂：

第一，享堂即是先秦的宗庙，宗庙不能建造在墓穴或坟墓的顶上。享堂这个名称是后起的。享堂即是祠堂，祠堂和享堂都不见于先秦文献。汉代以后，公卿以下大官僚祭祀祖先的处所，才有祠堂或祠庙的名称。《楚辞·天问》王逸注，讲到楚国的先王庙和公卿祠堂，该是依照汉代制度说的。先秦文献对所有统治阶级祭祀祖先的处所，一律称为庙或宗庙。原来统治者的宗庙和族墓，显然分造在两地，宗庙都建筑在统治者所居住的都城里，《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者曰都，无曰邑。”墓葬在野外，有宗族集体安葬的墓地，有所谓“公墓”（见《周礼·春官·冢人》）。宗庙不仅是祭祀祖宗和宗族内部举行礼仪的处所，而且是政治上举行重大典礼的地方。例如举行朝觐之礼和聘礼，策命大臣，发布赏赐，颁行重大决策，都必须在庙堂上进行。因此宗庙必须造在都城里。到战国时代，由于社会发生变革，君主集权的政体出现，政治上重要典礼都移到朝廷举行，重大决策都已在朝廷上宣布，宗庙在礼制中的地位下降，有些国家的君王的宗庙如同西汉一样造到了陵园附近，但是始终没有把宗庙和陵墓合为一体，因此把先秦墓上建筑解释为享堂，是不符合当时礼制的，是不可能成立的。

第二，按照中山王陵《兆域图》上建筑的格局来看，不可能是享堂或宗庙。按照古代祭礼，王后只能属于配合祭享的地位，或者称为配食。比王后低一级的夫人是没有配食的资格的。汉元帝时，丞相韦玄成奏言：“古者制礼，别尊卑贵贱，国君之母非适（嫡）不得配食，则荐于寝，身没而已。”这种古礼，汉代还推行。例如汉武帝十分宠幸李夫人，李夫人年轻早死，原来的陈皇后已废，卫皇后又因巫蛊事而自杀，等到武帝去世，“大将军霍光缘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号曰孝武皇后”（《汉书·外戚传上》）。霍光为了把李夫人“配食”，要追尊皇后的称号，因为只有皇后才能“配食”于皇帝。又如傅太后（汉哀帝的祖母）为了保持权势，当哀帝为定陶王时，就把从弟之女傅氏作配，等到哀帝为太子时，傅氏女为妃，哀帝即位，就立为皇后。等到哀帝去世，王莽专权，由太皇太后下诏，指出傅太后等人合谋不轨，使傅皇后“与至尊同称号，终没至?（乃）配食于左坐，悖逆无道”，把傅皇后废掉，迫其自杀（《汉书·外戚传下》）。这些虽是西汉的例子，但是依据的是古代相沿的礼制。在重视宗法制度的统治阶级中，十分重视族权和夫权，因而祭礼有这种配食之制。现在中山王陵《兆域图》上并列有“王堂”、“王后堂”、“哀后堂”、“夫人堂”等五间的“堂”，其中“王后堂”、“哀后堂”不但和“王堂”并列，而且面积都是“方二百尺”；“夫人堂”尽管地位略向后移，面积改小为“方一百五十尺”，也还和“王堂”、“王后堂”、“哀后堂”并列在一起。如果这五间“堂”都是享堂的话，就显然不符合古代的礼制。战国时代决不可能把国王、王后甚至低于王后一级的夫人并列建筑五间享堂而同时祭祀。按照礼制，庙堂的建筑有东西两厢，而中山王陵《兆域图》上的五间“堂”，都作方形，显然没有东西厢的结构，就其建筑格局来看，也不可能是庙堂。(www.daowen.com)

第三，按照古人尊敬祖先的礼制，不适宜把享堂造到墓穴或坟墓之上。《礼记·曲礼上》讲到送丧葬的礼节说：“适墓不登垄，助葬必执绋。”郑玄注：“为其不敬。垄，冢也。墓，茔域。”这是说，送丧葬的亲属到了墓地不可以爬登坟丘，因为这是不尊敬墓主的行动。如果坟丘顶上建有享堂的话，送丧葬的亲属就该登上坟丘，进入享堂，参与祭礼，为什么要把“登垄”看作不敬而加以禁止呢？《曲礼》是《礼记》中重要的一篇，《礼记·礼器》说：“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其致一也”，《中庸》又说：“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所谓“曲礼”就是礼的威仪，也是指该遵守的礼节。所谓“适墓不登垄”，当是先秦儒家相传的礼节之一。

我们把秦汉时代的陵寝制度和先秦墓上建筑作一比较，可以肯定先秦墓上建筑就是秦汉“陵寝”的“寝”的起源。殷代墓上建筑遗址有个特点，就是建筑正好坐落在墓圹口上，地上建筑面积的大小，基本上和地下墓圹口相等，作方形或长方形，正因为这种地上建筑属于“寝”的性质，为了便于地下墓室中墓主灵魂起居生活之用。值得注意的是，河南辉县固围村魏王陵上的三座建筑遗址作方形，也正好覆盖在范围略小的墓圹之上。这三座建筑作方形，和中山王陵《兆域图》上的五间“堂”相同；正好覆盖在墓圹上，又和殷代墓上建筑的特点相同。因此这些建筑只能是“寝”而不是享堂。中山王陵《兆域图》上王后、夫人等三人的“堂”上，记录了她们三人将来死后举行葬礼时所用棺椁的规格，也是因为这些“堂”准备作为死者灵魂起居的“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