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译出的是杨宽先生的新作。如其原来题目《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的起源及其演变》所示，是以“陵寝制度”这个几乎无人问津的课题作为其研究的焦点的。也可以说，这是对“中国皇陵发达史”这样一个宏伟主题，作了详尽的论述。

这本书将使我们了解到：所谓“陵寝”，就是使得被安葬的皇帝过着与生前一样的日常生活，生活在陵墓旁侧附设的一群建筑里。表面看来似乎与现世皇帝统治丝毫无关的“陵寝”，通过在那里举行的各种祭祀仪式，实际上成为当时用来维护统治秩序的一个侧面。作者从透彻地解释文献资料入手，加上左右逢源地运用遗迹的调查报告和新出土的考古资料，再现了令人瞠目的崭新的历史画卷，从中可以看到作者运笔的美妙。据说附着汉高祖刘邦灵魂的生前衣冠，每月要从陵寝搬出来到宗庙去游历一番。像这样一望而知是荒诞无稽的故事，在作者的妙笔之下，也被注入生气而作出了新的解释。

过去贝眆茂树先生在《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一书中曾说，在中国古史研究领域里存在着公认的两大流派，即疑古派和释古派。他认为：“以批判旧文献为主要任务的疑古派，决不会对于释古派研究新史料如甲骨文、金文的成绩漠不关心。从疑古派中出现了像杨宽先生这样的人物，在充分摄取释古派的方法和成果的同时，正积极开拓一个可以称为‘新释古派’的新境地。它暗示着一条可以推动现代的古史研究的前进途径。”这就是说，在三十五年前，贝眆先生已经唤起大家注意以作者为盟主的新生学派了（《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弘文堂１９４６年版；收入《贝眆茂树著作集》第四卷，中央公论社１９７７年版）。当然，疑古派对当时传统学派信从古书所载史实的方法，持怀疑态度，特别是以顾颉刚先生为首的一批学者，他们以《古史辨》为据点，对经书所载的古代传说，进行了彻底批判的尝试。而所谓释古学派，就是指当时重视文物考古资料研究的著名学者罗振玉、王国维为首的阵营。

本书作者杨宽先生，从师于顾颉刚和以优秀的实证史学家著称的吕思勉先生（作者按：这里有些传闻失实，作者对顾颉刚先生是十分尊敬的，但并没有受业和从师）。从学派系统来说，作者是从疑古派中崭露头角的人物，但是作者克服了疑古派内在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就是往往看到典籍内容的相互矛盾，就轻率地把许多古代传说径直视为后世伪作，甚或全盘抹杀其价值。作者另一方面又主张正确评价释古派（杨先生称之为考古派）的成就，进而提倡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认为即使是神话和传说，也应该探索其背后隐藏着的历史真相。

了解到上述情况，我们就可以理解作者在本书里这样美妙地综合新史料（考古学方面的各种成果）和旧史料（世传的文献史料）的方法，是理所当然的。作者对于文物研究的造诣的精深，可以从其一部分的经历充分推知。作者曾致力于以收藏逸品闻名的上海博物馆的创办工作，并就第一任的馆长主持工作达十年之久。

本书的特色，还在于对古代“礼”的研究领域的强烈关注。如果轻率地断定礼制和祭祀制度跟社会经济丝毫无关，只是当政者玩弄的虚假设施，往往就不可能探究清楚历史的真相。为了克服这种倾向，对作者重视“礼”的研究方法，是应该予以必要的注意的。本书着重揭示“礼”的背后所隐藏的历史作用的方法，与作者原来企图超脱“疑古”的立场是一致的。这样，我们就可以从本书中看到贝眆先生所说的“新释古派”（杨先生自称为释古派）的朝气蓬勃的景象。与本书相关的，作者另有一部名著《古史新探》（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版），主要收集关于宗法、宗庙诸制度以及“冠礼”等古礼的详细精密的研究成果。该书的序言就已表明了作者的观点：“要对西周、春秋时代的各种制度作比较深入的探索，就无可避免地要涉及古‘礼’的研究范围之内，涉及古‘礼’如何探索的问题和礼书上的史料如何利用的问题。”(www.daowen.com)

本书作为未刊稿而以日文译本首先在日本公开发表，这至少在日中学术交流史上是未见的先例，这是一次创举性的尝试。这一快事的实现，也可以说是作者杨宽先生和组织翻译的西!定生先生之间多年来令人羡慕的个人友谊的结果。此时，我们不禁联想到，两位先生都一直着眼于“礼”的重要作用的探讨，彼此对于“礼”的研究都作出了先驱性的业绩。两位大师这样有意义的不谋而合，想必是从事古代史学研究的视角和方法的一致，这种设想可能没有错误。

以上以“释古”和“礼”两个问题为中心，约略叙述了一下，用来说明本书的特色，可能预示着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一个前进方向。

最后，我要在这里，向欣然允诺本书刊行、并就翻译工作上的问题多次通信予以恳切指教的杨宽先生，再次表示谢意。另外要说明的，我只是在西!定生和太田有子两位学者严密而又竭诚尽力的翻译工作中，左右来往奔走而已，本来没有代表译者的任何资格的。承蒙作者的好意，出我意外地要我在书的末尾写上一笔，因此就冒昧地作了这篇蛇足之文。

尾形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