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水经注》描写的东汉官僚墓地上石刻群的情况来看，有下列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墓地上的石刻群往往布置在祠堂或祠庙的前面①，说明石刻群的出现该与当时盛行的上墓祭祀的礼俗有关。尽管汉武帝时期霍去病墓前已有石刻群，但在当时是个特殊的例子，是为了表彰霍去病的武功而特别设置的，它和后世墓前石刻群的性质不同。到西汉、东汉之交，由于上墓祭祀礼俗的盛行，豪强大族纷纷在墓地上建筑祠堂或祠庙，石刻群也开始普遍设置了。光武帝的原陵，在开始建立供上陵朝拜祭祀用的寝殿和钟?的同时，开始在陵前大道上陈列石象、石马等石刻群，决不是偶然的。

第二个特点是，墓地上石刻群往往成对布置在墓前大道的两旁。古时墓前开筑的大道叫做“神道”，一般又称为“隧道”。“隧道”有两个意义，一是指地下挖掘的通道，有时用来指坟墓中通向地下墓室的通道；另一是指宫室门前中央的大道②，也用来指墓前开筑的大道。《水经注·易水》说：“其东谓之石虎冈，范晔《汉书》云：中山简王焉（光武帝之子刘焉）之窆也，厚其葬，采涿郡山石，以树坟茔，陵隧碑兽，并出此山（按指郎山）。”所说“陵隧碑兽”，就是指陈列在陵墓前大道两旁的石刻群。《水经注· 禲水》记载东汉熹平年间（１７２—１７７）某君在襄阳坞建立浮屠（佛堂），死后就葬在附近，“隧前有狮子、天鹿”，就是说墓前大道两旁陈列有石狮和石天鹿。《水经注·阴沟水》说“光武隧道所表象马”，就是指光武帝陵前大道上树立的石象和石马。这样在陵前大道两旁布置成对的石刻的方式，为后世长期沿袭应用。

虽然西汉时期有些大官僚在墓前开筑神道①，但并不普遍，还被作为“奢僭逾制”的例子。到东汉时期情况就不同，所有高官的大墓都开筑神道，树立石柱（或称为“表”）作为标记，并在石柱上刻有题署“某某官职某某君神道”的字样，《隶释》中就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李贤（即章怀太子）说：“墓前于道建石柱以为标，谓之神道”（《后汉书·中山简王焉传》注），就是依据这种情况说的。

这时普遍在墓前开筑神道，也该和当时盛行上墓祭祀的礼俗有关。自从东汉明帝把元旦举行的朝贺皇帝仪式，搬到光武帝的原陵举行，成为上陵朝拜祭祀的仪式，把寝殿造成朝拜用的宫殿式样，就当然要在陵园大门之前，如同宫殿一样开筑便于群臣朝拜的大道了。皇帝为了表示威武和加强警卫，在宫殿门前大道两旁布置有警卫人员。胡广《汉官解诂》（孙星衍辑校本）说：“诸门部，各陈（阵）屯，夹道其旁，当兵以示威武，交戟以遮妄出入者。”皇帝宫殿门前既然设有“夹道其旁”的警卫人员，那么，按照宫殿式样建筑的寝殿门前大道上，当然也要为已故皇帝布置“夹道其旁”的警卫了。陵园门前神道两旁陈列的石刻群，就是属于警卫性质。至于官僚墓前陈列的石刻群，同样是模仿官署门前设置警卫的式样。尽管墓前布置警卫的方式，是模仿宫殿和官署的，但是因为古人迷信鬼神，具体的布置就很不同。宫殿和官署门前的警卫只有官吏士卒，而墓前的警卫除了官吏士卒的形象以外，还需要象征吉祥和驱除鬼怪的动物和神奇动物的形象。(www.daowen.com)

过去出土的东汉乐安太守墓前的两个石人像，胸前都有铭刻，一个铭刻作“汉故乐安太守?君亭长”，一个铭刻作“府门之卒”①，很明显是用作墓前警卫的。“亭长”原是驻在乡亭（乡、亭是当时最基层的行政区划）的警卫之长，同时守在太守的官衙门前的警卫之长也叫“亭长”，又称为“门亭长”。《续汉书·百官志五》：“（郡之）正门有亭长一人。”《后汉书·儒林·周泽传附孙堪传》记载：“尝为县令，谒府（指太守的官衙），趋步迟缓，门亭长谴（谴责）堪御吏（指随从孙堪的县的小吏），堪便解印绶去，不之官。”可知汉代守卫太守官衙的门亭长，不但负责警卫，还要纠察前往拜谒太守的属官的礼仪。

东汉大臣的墓前，除了骆驼、狮、虎、牛、马、羊等石刻以外，还配列有神兽的石刻。州辅和宗资的墓前，都有两件石兽，一件膊上铭刻作“辟邪”，另一件铭刻作“天禄”②。

从这些石兽的名称，便可以知道这是用来象征吉祥和驱除鬼怪的。《三辅黄图》记载五柞宫（汉代的离宫名）的青梧观中，“有石麒麟二枚，刊其胁文字，是秦始皇骊山墓上物也，头高一丈三尺”。这种石麒麟，未必真是“骊山墓上物”，可能也是东汉的制作。所谓麒麟、天禄、辟邪，无非是神话中象征吉祥和能够除去灾祸的一种神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