坟丘式墓葬为什么中原地区在春秋战国之际逐渐增多，到战国时代普遍推广呢？看来和当时社会变革密切有关。主要由于下列四个原因：

第一，由于贵族的没落，以宗族为单位的墓葬制度开始瓦解，以家族为单位的墓葬制度开始兴起。原来贵族实行宗族的集体墓葬制，既有按贵族的等级和宗法关系安葬的“公墓”（《周礼·春官·冢人》），又有“国人”集体安葬的“邦墓”（《周礼·春官·墓大夫》）。不论“公墓”或“邦墓”，每个人的安葬都必须按礼制规定次序来排列，有着一定的规格和位置。到春秋战国之际，由于社会发生变革，社会组织发生变化，出现“礼崩乐坏”的局面，原来贵族以宗族为单位的墓葬制开始瓦解，以家族为单位的墓葬制开始兴起。在同一墓葬区里，就出现贫富悬殊、身份高低不同的交错排列情况。同时由于经济上、政治上交往加强，东西南北流动的人增多，每个宗族或家族的墓葬就不可能固定在一个地方，出现分散各处的现象。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有些人就像孔子所说的，为了便于识别起见，墓葬就采用各种不同的坟丘形式。

第二，随着贵族组织的解体，地主阶级和富商大贾的出现，家族私有财产的继承制逐渐代替宗族共有财产的继承制，人们的家族观念加强，因而重视已故家长的丧葬之礼，重视对祖先坟墓的建筑。《荀子·礼论篇》之所以特别重视丧葬之礼，就是由于这个缘故。荀子认为“礼”就是讲究养生和送死的道理的，他说：“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丧葬之礼是讲究送死的，他说：“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像）其生以送其死也。”就是说要像侍奉活人一样去送死人的丧葬。因此他进一步认为，能做好这点，就是“礼义之法式也”；如果与此相反，“厚其生而薄其死”，“是奸人之道而倍（背）叛之心也”，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对于亲长的叛逆行为。基于这样的理论，荀子不仅主张讲究棺椁和随葬品的制作，也还主张重视墓圹（墓穴）和坟丘的建筑。荀子说：“故圹垄，其貌象（像）室屋也。”就是说，建筑墓圹和坟丘必须像替活人建造住的房屋一样讲究。荀子这种主张，代表了战国时代统治者的看法，因而建筑高大的坟墓就成为一时的风尚。(www.daowen.com)

第三，由于集权的君主政体的建立，新的爵位等级制度的确立，坟墓的等级制度也逐渐形成。原来奴隶主贵族所实行的是宗族墓葬制，每人按礼制有规定的葬地，等级的差别主要表现在地下墓室之中，包括棺椁的重数和随葬品的配合。这时为了推行新的爵位等级制，在讲究地下墓室内容的等级的同时，更重视地上坟墓外观的等级。例如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规定：“小夫死，以上至大夫，其官级一等，其墓树，级一树。”（《商君书·境内》）就是规定用种树的多少来标志坟墓的等级。同时，随着坟丘式墓葬的推广，按坟墓大小高低来规定等级的办法也出现了。《礼记·月令》记载孟冬之月，“饬丧纪，辨衣裳，审棺椁之厚薄，茔（营）丘垄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贵贱之等级”（《吕氏春秋·孟冬纪》同）①。这就是依据战国时代的坟墓等级制度而拟定的。从现有考古调查资料来看，战国时代坟丘的高低大小确实和墓主的身份高低有密切关系，当时各国君王的坟墓就造得比别的坟墓高大得多。

第四，由于建筑坟墓工程上的需要。这时建筑大型坟墓，由于棺椁的重数多，随葬品的数量多，墓室需要扩大，所挖掘的墓圹的土方就加多。同时为了建筑巩固和防备潮湿，要填入大量的石料和木材，填进木炭层、石子层或白膏泥层，挖出来的大量泥土不能回填，适宜于堆成高大的坟丘。在上述四个原因中，这个原因是次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