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结书既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指控机关单方承诺似的声明，又是司法机关对其定罪量刑和从轻处罚的依据。因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值班律师或者辩护人作为具结书的签署人，从内心认可具结书的内容，才会从内心拥护司法机关，真诚认罪伏法，实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

1.充分保障前序权利，夯实签署人遵守的前提

签署具结书之前，具结书签署人的权利要得到全方位保障。签署人知晓制度的内涵和程序、明白自身拥有的权利和签署后的法律后果，是前序权利保障的关键。立法规定了侦查机关、羁押看守所、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应当告知认罪认罚法律规定和后果，其实就是为了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明了签署具结书所面临的后果，确保签署具结书是真实、自愿的。立法还规定保障值班律师、辩护人依法履行法律帮助职责的便利，《认罪认罚从宽指导意见》第10—15条规定“辩护权保障”，详细规定值班律师、辩护人职责和会见、阅卷和开示证据等权利，都是确保签署人依法享有前序权利。

2.保障具结过程的“三性”，坚守签署人遵守的内核

认罪认罚具结书的签署过程，是中国特色的协商过程。立法规定的“告知—听取—签署”的协商程序，形式上借鉴了法庭审理的“控—辩—审”三角结构，形成了“检察官—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被害方及其代理人”和“检察官—犯罪嫌疑人—律师”两种结构。无论是犯罪嫌疑人与被害方的对立式三角结构，还是犯罪嫌疑人与值班律师或者辩护人的协作式三角结构，检察官都是签署具结书的中心，都是检察官依职权进行协商。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签署具结书过程中，检察官务必要依职权保障签署人的自愿性、真实性和合法性，既要客观公正地提出指控的犯罪事实和量刑建议，也应当居中听取另两方的意见，并且必须如实记录听取意见的过程，依职权采纳各方意见。只有三角结构的三方都达成一致意见，没有异议了，从内心认可具结书的内容和签署过程，签署人才有遵守具结书的内在动力。(www.daowen.com)

3.充分赋予后续救济权利，维护签署人遵守的自由

在前两个环节保障具结书效力的前提下，为了对抗基于检察机关强势地位的协商失真，法律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最大限度的反悔权。在判决宣告之前，被告人具有无条件的反悔权，无任何限制、无任何缘由，只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反悔，随时可以使具结书的效力“归零”，即具结书依法失效，量刑建议退回到未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量刑，程序回转到非认罪认罚程序^[30]。这种“归零”是全方位的清零，无论程序从简还是实体从宽的处理结果，包括基于认罪认罚所获得的量刑优惠，均推翻重新计算^[31]。判决宣告之后，被告人具有无限制的上诉权，但针对具结书反悔性质的上诉，也同样具有“归零”效果，最直观的体现就是被告人基于认罪认罚所获得的量刑优惠也将归零，回到具结书签署之前的“原始状态”。

4.适当限制具结书效力实现后的反悔，维持签署人遵守的制约

具结书效力最终实现，体现在法院的判决、裁定当中，即按照具结书写明的案件定性和量刑，形成判决。但是，总有一些被告人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有正当理由，也有无正当理由^[32]，在具结书效力实现后，再以上诉的方式反悔，将案件推进到二审程序。具结书反悔性质的上诉，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设计的初衷不符，既没有提高案件质量，也是对诉讼资源的进一步浪费。当前，针对这种上诉反悔进而危及具结书效力保障的问题，实践中也积累了不少做法，主要保障办法有二：一是通过检察机关抗诉来保障，即检察机关及时掌握被告人的上诉情况，研判上诉理由，对于反悔性质的上诉，坚决予以抗诉，如广州市天河区的姜某维贩卖毒品案^[33]，检察机关抗诉后，二审法院还加重了被告人的刑罚。二是通过当地联签文件一律规定维持原判来保障。一般是市级以上政法机关联签规范性文件，规定对于反悔性质的上诉，二审法院不进行书面审理，且一律予以维持。如重庆市政法机关联签的文件规定“二审一般维持原判”，就是比较好的例子。比较而言，笔者赞同以下处理方式：以规范性文件，最好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签司法解释，区分上诉理由是否正当，明确规定不正当的反悔性质的上诉，一律维持原判。检察机关发现二审应当维持原判而没有维持的情形，再依法启动审判监督程序抗诉。这种方式既以法的确定性防止无谓的上诉和抗诉，避免出现“猫捉老鼠”式的二审启动程序，也同时维护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防止“双重获利”情况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