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刑讯逼供合法化，公堂上千方百计让被告人认罪认罚；后来，刑讯逼供不再具有正当性，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依旧暴露出对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过分追求。而今，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建构及如火如荼的实践，似乎在映射着一个道理，即无论侦查犯罪的现代科技如何发达，无论刑事审判的制度设计如何完善，刑事程序始终摆脱不了对被告人认罪认罚的需求。同样地，在美国，无论是米兰达告知，还是适用率极高的辩诉交易，也都揭示了刑事程序的运作对被告人认罪认罚的依赖。

我们不得不承认认知的局限性，也不能不考量犯罪控制的成本，何况一旦被告人认罪认罚，刑事程序的结果将被赋予一层“天然”的保障。但问题又在于，制度上能够给被告人认罪认罚提供怎样的激励？认罪认罚可以得到多大程度的从宽？去年春天，在美国纽约大学亚美法研究所的精心安排下，我充分洞察了辩诉交易的魅力，惊叹：没有辩诉交易，就没有刑事司法；没有律师，就没有辩诉交易；检察官成为超过90%的案件的真正裁判者。虽然有学者说“辩诉交易是一种‘灾难’”，然而，难以想象，如果忽然废除了辩诉交易，美国刑事司法将会遭遇一场什么样的“灾难”。辩诉交易甚至也是洞悉美国如何处理社会问题的一个极佳视角。辩诉交易是一种“共赢”，它不仅仅是一种刑事程序机制，也是一种社会问题的解决方式。

对于中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而言，美国辩诉交易是一个很好的观察、比较、反思和学习的样本。辩诉交易就像是一种量刑的“市场经济”，而认罪认罚从宽主要是一种立法和司法政策层面“法定”的从宽，不是基于个案的讨价还价的“交易”的从宽。何况“案件事实清楚”是判案的前提，认罪认罚从宽似乎并没有过多地减少检察官和法官对案件的投入。那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能够走多远，我们仍需拭目以待。(www.daowen.com)

当然，无论如何，认罪认罚作为一种刑事程序的作用已经非常凸显，它构成了当代刑事程序的一个重要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