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判决主文：本件公诉不受理

原判决不当之理由——窃氏嫁甄氏为妻，既经公开仪式举行结婚，业经一再侦查讯供，认为真实，而事前既未闻甄氏及媒妁声明其尚有前妻，嫁后又绝未见有张氏其人出现而主张其身份系甄氏之正式，或否认氏在家庭之地位，即不容甄氏以卸饰之词谓尚有前妻张氏，欲抹杀氏之权利身份，从而逃避刑责，乃原审绝不问所称张氏有无其人，是否曾与甄氏正式结婚，又纵有张氏其人，但究竟已否死亡，或改嫁或曾否与甄氏正式协议脱离关系，均无丝毫证据，足资认定未尽职权上调查之能事，而遽以甄氏一面之词空言主张，竟认甄氏诡称尚有前妻张氏之供述为其实，从而武断氏未能取得被告妻之身份，剥夺氏之告诉权，以开脱被告之刑责，其偏颇不当，显然知见，查所谓甄氏之前妻之张氏，既并无其人出现之身，经公开仪式下嫁为甄氏为正式夫妇，中间并无有与甄氏发生关系之人提出异议，或否认氏与甄氏婚姻关系之情事，则氏之身份亦久经确定，其对甄氏之遗弃及通奸罪行自属有权以妻之身份提起告诉，原判不予受理，实非平允。

基上理由，谨状请鉴核，依法代为提起上诉，以求废弃原判，更为适法之判决，谨状。

民国三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42]

具状人：何氏(www.daowen.com)

从上述上诉状中可以看到，上诉人主要对法官不受理此案的理由进行了全面的驳斥，尤其在分析被告原配张氏方面非常到位，斥责了法官未尽职权上的调查之责，以及为被告开脱刑责，进而作出不公的判决。笔者认为，此案被告原配张氏即使存在，何氏为妻的地位也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再次出乎意料的是，法官竟在此诉状上作出了以下批语：

状悉，原判当无不合，所请应毋庸议，此批。

民国三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43]

据此，法官对于原告声请上诉的权利也给予了阻止与取消，那么这符合上诉程序要求吗？1935年《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第354条规定：“原审法院认为上诉违背法律上之程式或其上诉权已经丧失者，应以裁定驳回之。”可本案上诉人的上诉并没有违背上诉程序，根据该法第336条的规定：“当事人对于下级法院之判决有不服者，得上诉于上级法院。检察官为被告之利益，亦得上诉。”另外，上诉人的上诉权也并没有丧失。既然如此，根据《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第355条第1款的规定：“除前条情形外，原审法院应速将该案卷宗及证物送交第二审法院。”那么，法官为何要阻止上诉人上诉，剥夺其上诉权呢？与此同时，检察官当时基于法官的错误判决，为何没有提起上诉？此案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面对法官滥用权力，上诉人在法律上还有什么救济措施？根据《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第395条第1款的规定：“当事人对于法院之裁定有不服者，除有特别规定外，得抗告于直接上级法院。”第399条规定：“提起抗告应以抗告书状叙述抗告之理由，提出于原审法院为之。”从这两条规定来看，上诉人还可以向上级法院提起抗告。这一诉讼程序设立的本身，也许正是防止下级司法官滥用权力而设计的补救措施。不过，抗告的提出，同样是要向原审法院提出。那么，上诉人何氏最后为何没有依法提起抗告？为何放弃了这个诉讼权利？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