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审判之后，作出了“本件公诉不受理”的判决。由于此判决具有典型性，以下全文附上。

刑事判决三十六年度易字第一三六号^[37]

公诉人：本院检察官

被告：甄氏，男，年三十一岁，台山人，业商，住本城仁寿路天元堂

选任辩护人：龙元亨律师

被告因妨害婚姻及家庭案件，经检察官提起公诉，本院判决如主文。

主文

本件公诉不受理。

理由

按称配偶者为夫妻，有妻再娶，妻后娶之妻为妾，本件检察官起诉论旨，无非以被告已有妻张氏，复于民国三十五年间凭媒再娶告诉人何氏为妻，至本年农历闰二月初四又纳翁氏为妾，现属与人通奸，经告诉人何氏诉请处罚为入罪之据，本院讯据被告虽谓其妻张氏已逃，然该张氏尚未与被告离婚，又未经被告声请宣告死亡，其与被告之夫妻关系当属存在，纵令告诉人当日与被告正式结婚，亦不能取得为被告妻之身份，从而被告纳翁氏为妾，既为其妻张氏所宥恕，于刑法第二百四十五条之规定，告诉人何氏显无告诉之权，检察官起诉求刑，自应不谕受理。

据上论结，应依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五条第三款前段判决如主文。

民国三十六年十二月四日(www.daowen.com)

推事郭有堂

此案法官的判决逻辑，主要不是针对检察官对被告提起的通奸行为进行判决，而是直接否定了检察官对何氏为妻的身份认定，以此否定何氏告诉被告通奸的资格，从而实现为被告洗脱罪责的目的，法官的偏离或法官的故意错判，非常明显。以下对法官判决中的逻辑进行具体解读。

首先，判决书提出“有妻再娶，妻后娶之妻为妾”，以此作为其判决依据或大前提。这个大前提是否有法律依据？传统中国实行一夫一妻多妾的婚姻模式，为了维护一夫一妻制度，因而设立了重婚罪。明清律婚姻篇规定：“若有妻更娶妻者，亦杖九十，离异。”民国成立后，1928年大理院上字第1167号判例：“若在许婚当时，实已明白通知已有妻室，则其后娶之妻，在法律上仅为妾之身份，即不得谓为欺饰而遂令离异。”^[38]这个判例具有特殊性（许婚时已经知道其有妻室），其主旨是说明有妻娶妾，不属于重婚的范围。1938年上字第1709号判例对重婚作了以下解释：“有配偶者不得重婚，固为民法第985条之明定，惟结婚违反此规定者，依民法第992条之规定，仅得有利害关系人请求法院撤销，不在民法第988条所谓结婚无效之列。故有妻者重婚时，在其重婚未撤销前，不得否认其后妻之身份，而指为妾。”^[39]这是1938年发布的判例，对重婚后妻的身份有了明确的定位。因此，笔者以为，法官在这里明显偷换了概念。如果依据法官给出的前提，那么刑法又为何要设重婚罪呢？正是因为先有配偶，再另行正式结婚或同时结婚，才构成重婚。

其次，判决书以被告的原配张氏为其妻，虽然人已失踪，但因为没有离婚，也没有宣告其死亡，所以张氏仍为被告之妻。

最后，根据大前提，由此推出结论，即使告诉人举行了正式婚礼，告诉人也不能取得妻的身份。因此，这里的逻辑是，一方面变相肯定了告诉人是正式结婚（根据前述系列侦查，告诉人是正式结婚这一事实是板上钉钉，法官也没法否定），但另一方面，又否定其为妻，而仍然为妾。由于法官依据的大前提有误，其推理就不可能是正确的。

此外，法官还大胆进行了另一个假想推定：既然张氏为被告之妻，因为张氏不在（生死未卜），所以法官又假想推定张氏“宥恕”被告纳翁氏为妾。《中华民国刑法》第245条第2款规定：“第239条之罪配偶纵容或宥恕者，不得告诉。”法官就是以此条的内容作为其推测或假设的依据的。这里等于一方面法官认定了被告娶翁氏为事实（这个事实，法官没法掩盖），另一方面，法官又推测被告娶翁氏是获得了张氏的“宥恕”。可是，法官为何不推测张氏“不宥恕”被告呢？因此，法官在这里再度为被告逃脱罪责进行了牵强式说理。

法官在判决理由中没法否定告诉人是正式结婚，也没法否定被告另纳翁氏的情况下，借助其错误的大前提，推出本案判决，即根据《中华民国刑法》第245条之规定，何氏无告诉之权。判决书看上去作了三段论推理，最后依据了法条，很有形式主义的外观，但由于法官把大前提弄错，同时也对张氏的意图进行了虚构，形式主义外观背后，掩盖的是为被告脱罪的真实目的。

毫无疑义，由于公诉不受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亦被驳回。^[40]

那么，本案法官究竟是误判，还是有意为之，其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笔者在新会档案局查阅到本案法官郭有堂毕业于广东法官学校^[41]，是正式的法律科班出身，且检察官对告诉人身份的认定依据非常清楚。因此，误判的可能性太小。

何氏也许没有想到这一诉讼结果。在如此曲折的诉讼之路上，何氏并没有屈服，在法定期间内又声请了上诉，并提出了具体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