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侦查过程中，检察官处于主导地位，讯问什么问题完全由检察官决定，当事人双方则处于相对被动的局面，也即当事人只能在检察官设定的问题中来回答。因此，检察官在侦查中的角色扮演尤为重要，关系到其后续能否作出公正性裁决。以下结合检察官在三次侦查中的讯问情况，尝试作进一步的解读。

首先，检察官侦查中讯问的主要问题是妻妾身份、结婚形式以及被告是否另娶妾与遗弃等问题。这里存在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只有弄清妻或妾的身份，才能依据法律规定是否受理案件提起公诉。而判定是妻或妾的依据，就是结婚的形式要件。是否纳妾与遗弃，则将决定提起公诉的内容。因此，总体来说，检察官在三次侦查中的立场都比较中立，没有明显的偏向，所讯问的问题大都符合逻辑。

其次，检察官更多采用传统婚姻形式来判别告诉人是妻抑或妾。这集中体现在第二次和第三次的侦查讯问中。如第二次讯问何氏“有无三代帖，或有无婚媒及大红花轿等仪式”、讯问被告“行结婚礼时有无婚书、有无仪式或拜堂”。这个案件发生在1947年，对于检察官没有依照1931年《中华民国民法典》对结婚要件的规定来认定婚姻是否成立，而是以传统的婚姻形式为标准，笔者试图作以下分析：一是民国转型时期，当时新会民间的主要婚姻形式应该仍然是以传统婚姻形式为主，这体现了转型时期传统婚姻形式的惯性力量；二是说明传统婚姻形式与民国婚姻形式存在融通性，也即采用传统婚姻形式仍具有其合法性^[25]。如前所述，《中华民国民法典》第982条第1款规定：“结婚，应有公开仪式及二人以上之证人。”因此，民法规定的结婚形式要件，在某种意义上是传统婚姻形式的简缩版，两种婚姻形式的共同要素是仪式公开、有证人。仪式公开与证人二者本来就存在逻辑关系，有公开的仪式，就必然会有证人。只是传统的婚姻六礼、拜见舅姑和拜祖先，其仪式的公开性更为隆重。那么，如何判断是否有“公开仪式”？民国司法院曾有解释：

关于仪式未规定以前，无论依旧俗或依新式，但使其结婚仪式，系属公然，一般不特定之人，均可共见，即为公开之仪式，至于证人，虽不必载明于婚书，但必须当时在场亲见，并愿负证明责任之人（二二年，二月十八日，院字第八五九号）^[26]。

民国司法院的这个解释表明，不论旧俗还是新式（民国实行过新式“集团结婚”^[27]），结婚仪式是公开的，不特定之人能共见，即为公开仪式。因此，从这个解释中也可看到，采用传统结婚仪式与民法的规定不会相悖。(www.daowen.com)

再次，检察官对本案另一被告翁氏一直未到案的情况，没有积极作为。根据1935年《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第75条的规定：“被告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场者，得拘提之。”

最后，检察官在侦查中进行了多次劝说调解（前已述及）。在刑事诉讼法中，没有规定检察官对妨害婚姻与家庭案件必须要先行调解。笔者以为，或许是因为以告诉乃论的犯罪的特殊性，尤其是女性配偶第一次获得与男性配偶同等告奸的权利，加上本案通奸的特殊性——纳妾，这在传统社会是合法存在的。所以，检察官试图通过调解，一方面可以缓和家庭矛盾；另一方面，如果调解成功，告诉人在侦查终结前，说不定会撤诉，这样一来就可以避免被告因纳妾而被判刑。笔者大胆推测，检察官对男性纳妾要定罪这个法律规定，也许并不是很认同。在笔者查阅到的民国新会妨害婚姻的16个案件中，就有2个案件后来选择了撤诉。或许检察官认为女性配偶就应该“回家团聚”，这从检察官不经意使用的“领”“带”“随”等劝说话语中就能体现出来。

总之，前述三轮侦查与质证表明，检察官主要都是在调查与本案相关的事实与证据，司法的形式化特色比较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