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来说，本案在侦查中仍呈现出反向的言说。与民国新会其她女性提起妨害婚姻诉讼案有所不同的是，此案被告在侦查时，没有选择缺席，均能到案，因而，档案中保留有三次完整的侦查笔录。为了更直观地比较告诉人与被告在三次侦查过程中的言说详情，本文分别将三次笔录制作成三个表格。

表1　何氏告甄氏、翁氏案第一回合第一次侦查笔录统计表^[17]

从上述第一次侦查笔录中，我们获得了更多的信息：

第一，关于告诉人的身份。与答辩状不同的是，被告在侦查中明确认可告诉人为其妻。当然，被告也说明其有失踪前妻，如果前妻回来，那么何氏就要为“侧室”（也即妾）。

第二，关于被告纳妾问题。被告仍然否认了翁氏为妾的存在，告诉人则进一步指出了被告纳妾的具体时间。

第三，关于虐待与遗弃问题。告诉人说其婚后被驱打的原因是“不胜家中操劳”，被告的笔录中也提到告诉人“常生疾病，不能工作”。何氏与家婆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间或有些言语”），应该与此有关。侦查中关于遗弃的说法，告诉人与被告仍然是各说各话。被告笔录显示曾被诉到警局，再次提到曾督促告诉人回家，这一点从告诉人笔录中也能印证，但告诉人提出回家的条件是被告要“驱去翁氏”。笔者由此推测翁氏很可能存在，是被告隐瞒了纳妾事实。

表2　何氏告甄氏、翁氏案第一回合第二次侦查笔录统计表^[18]

续表

从第二次笔录中，我们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言说要点：

第一，何氏在侦查期间不知何故提出了自诉。这是从检察官的言说中得知的一个插曲，也即告诉人何氏向检察官提起告诉后，在检察官侦办案件期间，告诉人又状称提起自诉，检察官依据程序将案件移到刑庭审理。但刑庭法官从案卷中发现何氏为被告之妻，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配偶不能提起自诉，于是案件又返回检察官处继续侦查。这里检察官和法官都遵守了法律的程序。这也解释了为何第二次侦查时间距第一次差不多有两个月之久。笔者有点纳闷的是，何氏为何中间突然要提出自诉？提出自诉，无异于认可其为妾的身份了，但原告自身一直是称自己为妻的。从何氏告诉状的言说来看，其应该是有请律师协助的，至少也是熟悉法律的专业人员帮忙撰写的。

何氏提出了更详细的结婚形式：有何某之妻为介绍人，有“三代帖”^[19]“三诗六礼”^[20]“大红花轿”等仪式。这些符号表明，何氏结婚采用了非常正式的传统婚姻形式。

第二，被告翻供，否认何氏为妻，只认何氏为妾侍。在结婚方式上，只承认有媒人，没有其他仪式，并继续否认娶翁氏为妾。告诉人则提出了被告有纳翁氏为妾，且提出有证人可以证明。(www.daowen.com)

第三，何氏常遭被告殴打，从双方的言说中应该属实。“殴打”即属于虐待的一种情形。^[21]

第四，诉讼双方基于检察官“仍旧同居”“和好如初”“回家团聚”劝谕的不同回应。告诉人的态度前后有所不同：开始表示“能驱逐小婆翁氏，氏则愿即返家去”，这个态度和前述一样，但告诉人最后表示，“不愿返去同居，只求责令被告给回赡养费”。这一方面表明何氏的反抗精神比较强，不愿意和另一个妾在一起同居。另一方面，笔者揣测何氏结婚时间很短，且因不胜家务，常遭被告殴打并被驱，外加被告另娶小妾，告诉人没有安全感，更谈不上有多少感情，此外，也没有孩子的羁绊，因此，何氏诉求的目的，也许是更希望获得赡养费而别居，因为回去同居的处境太恶劣。被告的回答则是“遵谕”。对被告来讲，告诉人“回家团聚”，笔者以为是利大于弊：一则，告诉人很可能就会撤诉，被告可以免于刑罚；二则可以有一妻一妾，尽管被告不承认其纳妾。

表3　何氏告甄氏、翁氏案第一回合第三次侦查笔录统计表^[22]

第二次侦查11天后，检察官又进行了第三次侦查。这次进一步就婚姻仪式展开了调查：

第一，告诉人与被告就仪式问题仍各说各话。告诉人补充其三代帖是由莫朝雄律师^[23]之父亲所写，以此证明三代帖是存在的，这也为检察官提供了查证的线索。被告则坚持娶何氏没有“三诗六礼及大红花轿”“只有拜祖先”。其实，关于“拜祖先”程序，在传统婚姻形式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依据中国婚姻传统，男女婚姻不只是两个人的事情，男子结婚，既是为个人娶妻，更是为父母娶媳，也是为家族娶妇。所以，经过“婚姻六礼”，女性获得了“妻”的身份，而“媳”与“妇”的身份，则必须通过“妇见舅姑”（即“拜谒公婆”）和“庙见”（即“祭祀祖先”）这两个仪式（即成“媳”与成“妇”之礼）来完成，且只有正妻才采用这两个仪式。^[24]从被告的言说中，可以推测其父应该已故，因而增加了“拜祖先”仪式。在民国转型时期，女性经历了“拜祖先”这一公开仪式，很自然就会被认可为正式之妻。因此，被告的辩解与当时新会司法场域的语境不相符。

第二，新的证人即媒人的证词。媒人肯定何氏是嫁为正妻，有“三诗六礼、大红花轿、饼二百个”，有“媒银一千五百元”，有“共拜祖先”，有“请酒共一席”。透过媒人的言说，这些仪式符号既可表明婚姻形式的公开性，也能体现婚礼的隆重，这些符号同时也是正妻身份的象征。

综上所述，在三次侦查笔录中，告诉人和被告主要围绕婚姻形式与告诉人身份特征进行了对决：

第一，告诉人的回答前后统一。何氏在三次笔录中的回答，都肯定了其为妻的身份，并对其结婚时采用的传统婚姻形式要件不断作了具体补充。

第二，被告甄氏对告诉人妻妾身份的回答前后矛盾。第一次认定何氏为其妻，第二次立马翻供为娶何氏为妾侍。关于结婚形式，被告矢口否认有“三诗六礼及大红花轿”，只承认“有媒介”“有拜祖先”，没有其他仪式。那么被告为何改口否认何氏为其妻？笔者在这里尝试做个推测：被告后来应该了解了民国法律，知道了何氏为妻的身份会对他严重不利，他很有可能要受到刑事处罚。另外，为了逃脱法律的惩罚，被告在三次侦查中，坚持否认娶翁氏为妾。与此同时，被告翁氏虽经屡传，但一直未到案。

此外，媒人的证词与何氏一致，列出了上述一系列传统结婚的形式要件。这些要件与仪式符号远远超越了民国民法对结婚形式（仪式公开与两个证人）的要求，且更隆重。因此，经过上述调查，笔者以为告诉人是被告正式妻子的身份是毫无疑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