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氏以妻的身份提起了告诉。为了更好地还原其诉状的全貌、避免人为“切割”素材，这里先附上告诉人第一次诉状中的全部言说内容。

刑事告诉^[11]

事由：为骗婚遗弃妨害家庭请予侦查起诉

本文：窃氏于民国三十五年五月凭媒正式嫁与甄氏为妻，讵入门之后常遭甄氏虐待，动加棒掠，始发现其有前妻，亦因被其虐待放逐，盖甄氏染有肺病，迷信与处女交合，可减轻病状，故不惜出诸骗婚，达成目的后便加遗弃，故而知他，氏与其结婚未及半载，即于同年十月间，再施故技，将氏驱逐返母家，断绝生活费供给，虽迭经哀求赡养，均被驱逐，直至本年农历闰二月初四日，被告甄氏公然纳被告翁氏为妾，实行将氏遗弃，似此一再摧残女性，任意凌虐，情何以甘，查被告所为实犯骗婚遗弃及妨害家庭等罪，为此具状告诉钧处查核，迅予传案侦查起诉论处，以伸法纪事，实为德便。

在上述诉状中，告诉人何氏一开始就亮明了其为妻的身份，即她是凭媒正式嫁与被告的，采用的是传统的婚姻仪式。1931年实施的《中华民国民法典》第982条第1款规定：“结婚，应有公开仪式及二人以上之证人。”这是法定的形式要件。那么告诉人采用的传统婚姻仪式与1931年法定的形式要件是否相契合？由于告诉状中只提到“凭媒”^[12]“正式嫁与”，对具体的婚姻仪式没有说明，暂时无法判断其采用的结婚仪式是否符合民法规定的形式要件。接下来告诉状则多方面揭示被告的非道德性与犯罪行为：被告有前妻又娶她，实施了骗婚；几个月后，被告又另外纳翁氏为妾，则属于通奸；将其驱逐，断绝生活费，对其实施遗弃。如果确实是这样，那么被告就分别犯了重婚罪、通奸罪以及遗弃罪。这三个罪名在1935年《中华民国刑法》中有明确规定。因而告诉人诉状中兼采了传统礼法与民国法律作为其依据，充分体现了民国转型时期诉状的特色^[13]。当然，这是告诉人单方面的说辞，仅从这份简单的诉状言说中，我们还不能完全了解其中的虚实，如被告是否骗婚或重婚？告诉人是否被殴打、驱逐、断绝生活费供给，起因是什么？被告有无纳翁氏为妾？下面看被告如何言说。

刑事辩诉^[14]

为对于何氏告诉遗弃一案，谨依法答辩事。窃民原配偶张氏于民国三十三年间走货因遭敌寇骚扰，失踪多年仍无下落，遂于民国三十五年间娶纳何氏为妾（现年二十二岁），当时民曾声明有妻，生死未卜，因中匮乏人主持，商得原告人之母莫氏及原告同意，遂赋同居，讵原告入门之后，不守妇道，对民母时加虐待，或借故归宁，逾月不返，屡次劝告，亦置弗恤，当家庭为居停，视箫郎为陌路，民以其不受教诲，亦姑听之，讵料本年旧历正月十六日，竟挟带潜逃母家，事经两月劝亦不返，且有坚决离开家庭之表示，后闻彼与人相攸，意欲改适，民以事无佐证，但彼之行动甚为可虑，曾于本年三月二十日登报声明，并通知彼，如肯归来，亦当重收覆水，倘仍执迷不悟，亦当视为默认脱离家属关系，讵原告人并不以离合为解决，遽以骗婚遗弃砌词捏民染有肺病，骗其贞操，殊属无理，忆民娶彼时定情之夕，发觉已非完璧，询彼缘由则称为日军残暴所致，民以事非所愿，姑亦容忍，以保名誉，今诬民染有肺病，迷信与处女交合能减病状，迹其用意，无非彼以肺病之可能传染，借为掩饰其潜逃罪恶，以图狡卸同居之义务，姑无论彼是否处女，但民之有无骗婚或迷信减轻肺病夺其贞操而达成目的，纳翁氏为妾，全非事实，为此具状辩明恳请钧处鉴核，伏乞俯察下情，劝谕回家团聚，将案注销，实沾恩便。

透过答辩状，可看出其中的多数属于相反的言说：(www.daowen.com)

第一，告诉人身份的反向言说。被告首先指出告诉人何氏的身份为其妾，因为其有原配，失踪多年，下落不明，所以与何氏只是同居关系。但被告没有说明其纳妾的方式。

第二，虐待的反向言说。被告声称告诉人“不守妇道”，对其母“时加虐待”。被告不仅没有承认其虐待一说，反而认为告诉人没有遵守妇德，这是传统社会夫权观念的体现。

第三，遗弃、骗婚与纳妾的反向言说。被告辩说告诉人“借故归宁，逾月不返”，这是对同居义务的不履行。与此同时，还指出告诉人“挟带潜逃”，^[15]因而被告一方面否认了遗弃一说，另一方面，以传统观念与法律标准，辩称告诉人有违法之嫌疑。被告还采用了媒体登报的新型方式，在两个层面公开为其辩护：一是进一步坐实是告诉人自己出走娘家，不是被告遗弃；二是强调如果告诉人不返回同居，则视其为脱离家属关系，以此公开申明被告和告诉人之间不是夫妻关系，进而公开否认了对其遗弃与重婚罪的指控。答辩状最后进一步否认了骗婚与纳翁氏为妾，并请求劝谕告诉人撤诉“回家团聚”。

那为何被告敢于公然标榜其娶何氏为妾呢？根据前述1931年《中华民国民法典》与1935年《中华民国刑法》，实行一夫一妻和男女平等的原则，民法施行后有妻纳妾则属于通奸行为。前述1935年《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配偶才有告奸的资格，妾不具有这个告诉权。因为“妾不再是有自己特殊权利和义务的法律实体，她不再是一个法律存在”。^[16]这样一来，如果否认告诉人何氏为妻的身份，那么告诉人就没有资格提起告奸之诉了。唯一有资格告被告通奸的是其原配，然而原配已经失踪，暂时威胁不到被告。这说明诉状的撰写者对民国法律很是娴熟。

上述告诉状与答辩状的反向言说中，到底谁在说真话？被告如果真实的想法是和告诉人团聚，为何在答辩状的最后要对告诉人进行道德与法律的双重攻击？被告的目的是否企图推卸责任，以避免担负刑责？因为如果证据确凿，被告是要受到刑事法律的处罚的。

那么，真实情况究竟如何，且看侦查阶段的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