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夫为妻纲”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伦常之一。“法律上夫之地位如尊长而妻的地位如卑幼”“妻告夫亦为干名犯义”“便是妻告夫与人通奸也不能例外”，而反过来“夫告妻是不成立干名犯义罪的”^[2]。伴随西风东渐传统社会制度的瓦解，男女平等的观念历经启蒙也渐次深入人心。1931年公布施行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6条规定：“中华民国国民无男女、种族、宗教、阶级之区别，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自此，男女平等取代了男尊女卑，并成为民法和刑法修订的一项基本原则。此后中华民国颁布的民法、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相继就配偶通奸问题发出了史上最强声音。

1931年实施的《中华民国民法典》第985条规定：“有配偶者，不得重婚。”第1052条将配偶通奸作为了裁判离婚的原因之一。这无异于宣告“有妻纳妾，即属与人通奸”^[3]，因而从法律上彻底颠覆了传统社会男尊女卑、一夫一妻多妾的婚姻制度。

1935年《中华民国刑法》第239条则在1928年《中华民国刑法》^[4]的基础上明确规定：“有配偶而与人通奸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其相奸者亦同。”这条规定将有配偶与人通奸的行为，平等上升为犯罪行为，需判处刑罚。这是中国第一次在法律上明确规定了夫妻之间互负贞操的义务。

1935年《中华民国刑法》第245条第1款规定：“第238条、第239条之罪及第240条第2项之罪，须告诉乃论。”这是就诉讼方式进一步作出了规定，即通奸之诉必须向检察官提起告诉，由检察官进行侦查后作出是否提起公诉的处分，而不是直接向法官提起自诉。(www.daowen.com)

1935年《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第213条第2款规定：“《刑法》第239条之妨害婚姻及家庭罪，非配偶不得告诉。”这是对告诉的主体作出的明确规定，即告奸之诉权，平等地赋予男女配偶双方，也即男女配偶互有告奸之诉权，这是女性具有里程碑意义上的胜利。正如黄宗智先生所说：“从理论上讲，与丈夫可以运用法律对付通奸的妻子一样，妻子也可以运用法律对付通奸的丈夫。”^[5]

1947年的《中华民国宪法》第一次以宪法的名义明确重申了男女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至此，中国女性在法律上的解放已取得了较为全面性的胜利。

总之，依据上述系列法律的规定，女性配偶第一次获得了与男性配偶同等的告奸之权。那么，民国配偶在法律上的平等权，在司法实践中实施情形又如何呢？在笔者查阅的民国时期广东新会妻子控告丈夫通奸或重婚的16个案卷中，最吸引笔者的是何氏告甄氏、翁氏案^[6]。该案提起诉讼的时间为1947年，案情其实比较简单：告诉人何氏，21岁，无职业；被告甄氏，何氏的丈夫，是一名商人；被告翁氏是甄氏在娶了何氏之后所纳的妾。本案特殊之处是，被告甄氏在何氏之前还有个原配张氏，已失踪多年，生死未卜。因此本案实际上涉及被告与三个女人的关系，何氏告被告骗婚（重婚）、遗弃^[7]与通奸等妨害婚姻与家庭罪。本案案情虽然不是很复杂，但这个案件却经历了多次往返告诉与自诉的曲折离奇过程，并有两次上诉到了广东高等法院，极具典型代表性，故笔者选择本案进行个案分析与深描。为了便于全景式观看这部民国转型时期的司法戏剧，本文依据整个诉讼进路，将其划分为三个回合：第一回合：新会地方法院检察官对何氏妻的身份的认定。这一回合具体包括的场景有：何氏向新会检察官以妻的身份告其夫重婚、遗弃、通奸；检察官认定其妻的身份，并认定被告犯有重婚罪，而因重婚罪刚好在民国发布的赦免范围之内，故免于起诉；检察官对于被告的通奸罪作出了不起诉处分；遗弃罪部分则没有涉及，告诉人不服向广东高等法院声请再议；广东高等法院检察处训令，就通奸部分，发回新会检察官继续侦查，遗弃部分，告诉人可以另行声请检察官续查。第二回合：新会地方法院法官对何氏为妻身份的否决。这一回合历经的场景有：新会检察官续查后，再度认定何氏为妻的身份，并对其夫的通奸行为提起了公诉；新会地方法院法官否决了何氏为妻的身份，判决“本件公诉不受理”；告诉人不服向广东高等法院声请上诉；新会地方法院法官作出了“原判当无不合，所请应毋庸议”的批语，上诉被阻。第三回合：广东高等法院对何氏为妾身份的否决。这一回合历经的场景有：何氏向新会地方法院就遗弃罪提起自诉；新会地方法院法官认定何氏为妾的身份，并判被告无罪，附带民诉也被驳回；自诉人不服再次上诉至广东高等法院；广东高等法院最后否定了何氏为妾的身份（也即认定何氏为妻），并作出了“撤销原判决”（即前述新会地方法院的判决）与“本件自诉不受理”两项判决^[8]。从上述三个来回的诉讼过程不难看出，本案始终围绕的是何氏的身份是“妻”还是“妾”的问题，也即何氏是否有对其配偶提起告诉的资格或司法入场券。本文为了避免“倒放电影”，^[9]力图从全景视角叙说三个回合的诉（告诉、上诉、自诉与相应的辩诉）、侦（检察官的侦查）、审（法官的审判）、判（新会地方法院检察官的裁决和法官的判决）与督（广东高等法院检察官的训令与法官的改判）等过程中众声喧哗的言说实践，进而探寻众声喧哗的背后“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分别与法律及其权力之间的互动”。^[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