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海牙判决公约》草案和最终文本规定了若干声明机制，而没有提到保留的相关内容。这体现了公约的协调作用：

第一，保持与2005年《公约》相同的做法。以前的海牙公约也明确规定不得提出保留。例如：2006年《海牙关于中间人持有证券特定权利的法律适用公约》第21条；2007年《扶养义务法律适用议定书》第27条。但是，2005年《公约》对保留问题保持沉默。同为解决国际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问题的公约，判决公约从始至终都以2005年《公约》为起点。

第二，保留制度极其复杂。谈判中，虽然有国家提出在公约中明确规定保留问题，如外交大会期间，欧盟代表团提议新增条文，规定不得对本公约提出保留。而我国相反地建议，公约明确规定允许保留。^[10]但这些提案最终没有获得通过，这是由于保留制度的复杂，公约不愿意增加谈判难度。(www.daowen.com)

第三，调和公约普遍性和公约完整适用之间的矛盾。公约的保留有利于实现公约的普遍性，但与公约的完整适用相矛盾，影响公约的充分目的和宗旨的实施。一方面，公约规定声明机制而不是保留机制，这使得支持保留的国家可以通过声明实现保留的目的，而反对保留的国家，在声明机制的语境下，也会大大降低对保留的警惕。“公约不鼓励任何保留，对是否允许保留保持沉默，这似乎有意避免将声明解释为保留。”^[11]这可以最大程度地吸引更多国家加入公约。另一方面，作为重要国际司法协助条约的判决公约，显然不希望出现太多的保留，但也难以禁止保留。因此，公约对此进行灵活化处理——对保留保持沉默。虽然对保留进行沉默处理意味着允许保留，但是如果有缔约国作出保留，必须遵守习惯国际法的规则，不得与公约目的和宗旨相冲突^[12]。而且相比于直接规定保留，缔约国在声明机制以外再进行保留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总之，公约仅规定声明机制，从效果上看，这些声明机制实际上起到了保留的效果。这种机制可被视为排除在范围之外的一种替代办法，或是扩大与某些事项有关的范围的一种手段。^[13]2005年《公约》也规定了相似的声明机制，有学者指出“这也符合条约保留的当代实践，因为上述条款中的声明制度本质上就属于条约的保留，是对条约保留的发展”。^[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