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了解全真教，是通过金庸的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在真实的历史中，全真教是道教主流教派之一，它除了继承传统的道家思想以外，还将科仪、戒律、符箓、丹药等道家的文化瑰宝重新整理并发展。全真教的丘处机，作为道教领袖、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和医药学家，曾以74岁高龄远赴西域成功劝说成吉思汗止杀爱民而闻名于世，受到当时南宋、金朝、蒙古统治者以及广大百姓敬重。

丘处机曾远赴西域，与伊斯兰天文学家接触

1221年，丘处机应成吉思汗之邀请，跋涉万里前往西域，去解答这位蒙古大汗关于长生不死的疑问。丘处机途经中亚名城撒马尔罕时，与当地的伊斯兰天文学家讨论了该年的一次日食，这次讨论被他的弟子李志常记录在《长春真人西游记》中。丘处机向伊斯兰天文学家问询那次日食的时刻食分，并且用扇子遮蔽灯光的比喻合理地解释了不同地区所见食分的大小差异。丘处机还注意到，同一次日食记录的时刻在东西方向上的不同地点皆有不同，但他没有进一步说明这种现象。

为了与成吉思汗会面，丘处机与随行人员翻越雪山

成吉思汗像。成吉思汗把当时最杰出的知识精英都汇集到了自己的身边

在丘处机来到西域的前一年，成吉思汗身边的一位博学者耶律楚材（1190—1244年）已经提出了“里差”的概念。“里差”概念类似于今天的“时差”，但两者之间仍有区别：“里差”的计算依据的是距离，“时差”则依据的是地理经度差。相同的地理经度差在不同纬度上对应的距离是不同的。

1219年，成吉思汗西征，耶律楚材随军同行。在撒马尔罕时，耶律楚材同伊斯兰天文学家就两次月食的发生与否产生分歧，结果两次都证明了耶律楚材是正确的。耶律楚材还发现，撒马尔罕月食的时刻比推算出的中原地区的月食时刻早了一个多时辰，他由此想到这是由撒马尔罕和中原地区在东西方向上距离遥远造成的，更进一步估算出里差的数值约为每1000里（500千米）差12分钟。

铁木真即位大汗图。1206年，铁木真被推举为全蒙古大汗，是为元太祖。尊称为成吉思汗（“成吉思”有“海洋”或“强大”之意，“汗”意为王者），建立蒙古汗国，踏上了征战南北的扩张之路

耶律楚材像。正是他创立了里差法,才让人们开始懂得时间东西偏差的道理,在推算日食、月食时有了东加西减的规定

耶律楚材虽然在与伊斯兰天文学家关于两次月食的争论中获得了胜利，但他自己也通晓伊斯兰历法，他深知伊斯兰历法在计算行星运动方面的优越性。据记载，他还自创了一部名为《麻达巴历》的伊斯兰历法。

正在接受贵族们献礼的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去世后，他的后代们继续着四处征战的事业。1258年，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攻陷了黑衣大食的都城报达（今伊拉克巴格达），建立了伊利汗国，终结了阿拔斯王朝对西亚长达5个世纪的统治。1260年，旭烈兀的兄长忽必烈即大汗位，1271年，改“大蒙古”国号为元，至此，欧亚大陆的广大土地都被蒙古人征服了，蒙古帝国的广袤领域为东西方的科学文化交流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

1259年，旭烈兀为伊斯兰天文学家纳西尔·丁·图西（1201—1274年）在伊利汗国的首都马拉盖建造了一座天文台。在图西的领导下，马拉盖天文台成为整个中世纪最重要的天文台，拥有4万册藏书，汇集了来自波斯、叙利亚、东罗马，甚至中国的学者，形成了在伊斯兰天文学界影响深远的马拉盖学派。

无独有偶，在东方的中国，元世祖忽必烈也为大元王朝建立了官方天文机构——司天监。忽必烈不仅延续了中国历朝设置皇家天文机构的传统，而且还专为伊斯兰天文学设置了研究部门——回回（旧时回民的称呼）司天监。

元世祖时期，回回司天监由扎马鲁丁执掌。扎马鲁丁来自中亚的学术中心布哈拉，蒙哥汗（元太祖成吉思汗之孙、元世祖忽必烈的哥哥）时他就已经在蒙古帐中效力。扎马鲁丁曾编制了一部伊斯兰历法《万年历》，通行于元朝的穆斯林群体中。他还主持制造了七件“西域仪象”，分别为咱秃哈剌吉（黄道浑仪）、咱秃朔八台（托勒密长尺）、鲁哈麻亦渺凹只（石制春秋分仪）、鲁哈麻亦木思塔余（石制冬夏至仪）、苦来亦撒麻（天球仪）、苦来亦阿儿子（地球仪）和兀速都儿剌不（星盘）。这七件仪器大多是中国传统天文学所没有的，尤其是体现了西方天文学中地圆概念的地球仪，更是中国人见所未见。

正襟危坐在前面的忽必烈和他身后的文武百官。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在上都设立回回司天台（后改为回回司天监），同年，扎马鲁丁引进七件西域观象仪(www.daowen.com)

延伸阅读

《马可·波罗行纪》为什么被称为世界一大“奇书”

马可·波罗（约1254—1324）出生于克罗地亚考尔楚拉岛，意大利威尼斯旅行家、商人，是有史可查的访问中国的第一个西方人，著有《马可·波罗行纪》（又名《东方见闻录》或《马可·波罗游记》）。

1271年，马可·波罗跟随他的父亲、叔叔从威尼斯出发，前往中国。他们由古丝绸之路东行，经过叙利亚，走两河流域和中亚细亚，越过帕米尔高原，经过四年跋涉后，于1275年到达元朝皇帝避暑行宫所在地上都（今内蒙古多伦），拜见了元世祖忽必烈。

马可·波罗在中国居留了17年，游历了中国的许多地方，他的观察力和记忆力相当惊人，对不同地区的物产的观察非常细致。他很关注各个地方的商业活动、经济水平、风土民情、宗教信仰等，对所到之处的地形和交通状况的记载也很详细。

马可·波罗像

1292年，马可·波罗从海路离开中国，并于1295年回到威尼斯。不久后，威尼斯与意大利西部城市热那亚发生海战，威尼斯舰队战败，马可·波罗被俘入狱。在狱中，他口述东方见闻，由狱友庇隆记录成为《马可·波罗行纪》一书。全书以纪实的手法，记述了马可·波罗在中国各地的见闻，记载了元初的政事、战争、宫廷秘闻、节日、游猎等情况，尤其详细记述了元大都的经济、文化、民情风俗信息，以及西安、开封、南京、镇江、扬州、苏州、杭州、福州、泉州等各大城市和商埠的繁荣景象。它第一次较全面地让欧洲人了解到中国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把地大物博、文教昌明的中国形象展示在世人面前。

《马可·波罗行纪》被称为世界一大“奇书”，它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憧憬和向往。在世界历史上，还没有哪一部作品像这部作品一样，它揭开了地理大发现的序幕，掀起了东西方交流崭新的一页。

马可•波罗出门远行。1271年，马可•波罗当时17岁，波罗一家三人离开威尼斯，向元朝出发。次年年底，波罗一家三人经忽鲁模斯，由古丝绸之路东行。《马可•波罗行纪》使西方人对东方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出现了探寻东方世界的狂热。哥伦布按照地圆说的设想，企图开辟海上通向中国的航路，就是受到马可•波罗的影响

元代的计时工具漏壶上的刻文

12世纪时，伊斯兰天文仪器的发展走上了大型化的道路（马拉盖天文台就曾具备半径超过4米的墙象限仪和半径1.5米的浑仪，15世纪建立的乌鲁伯格天文台更是拥有半径超过40米的巨型六分仪）。有趣的是，中国天文仪器的发展到元代时也经历了大型化转变，典型代表就是郭守敬建造的位于现在河南登封的古观象台，高约四丈（约13.33米）。同一时期，东西方天文学家在仪器制造思路上发生如此相似的转变，反映出他们之间曾发生过某种交流。另外，郭守敬设计发明的简仪，也可能受到了一些来自伊斯兰天文学家的启发。

事实上，根据元代《秘书监志》的记载，在元上都回回司天监中就收藏了不少来自阿拉伯的天文典籍，包括著名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又叫《原本》）和托勒密《至大论》的阿拉伯文译本。可惜的是，当时这些书籍只供回回司天监的伊斯兰天文学家使用，并没有进行汉译，因而这些西方科学典籍虽然被带到了中国，却并不为中国人所知。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汉译工作，直到明末才由徐光启和传教士利玛窦开启，翻译完成则更是迟至清朝末期。除了天文历算书籍外，回回司天监还藏有关于医学、炼金术和机械制造的西方科学典籍。几个世纪中，这些西学经典就被静静地束之高阁，无人问津，最终消失得无影无踪。

总的来说，在13世纪中期的欧亚大陆上，伊利汗国的马拉盖天文台和元朝的回回司天监是当时天文机构的双璧，它们之间距离遥远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蒙古统治者并不愿意促成大规模的文化交流（蒙古政权为了便于对帝国内众多不同文化和民族背景的人群进行统治，并不希望他们之间产生过多的交流和联系。这种情形在明朝初年得到了改变），但是知识与文化在两大文明间的互相渗透是不可避免的。

元代海运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