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佛教早期曾于六朝隋唐时期在中国兴盛，一些印度天文历法知识也随着佛经被一并传到了中国。那时候的印度天文学比中国天文学先进，对天文历法精确性的追求也促进了中国学习和吸收印度天文学。因此在一开始，我们有必要对古代印度天文学有一个较为详细的了解。

印度佛教圣地鹿野苑

根据印度天文史学家大卫·平格里的研究成果，古代印度的天文历法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1.吠陀天文学时期，约公元前1000—公元前400年；

2.巴比伦影响时期，约公元前400—公元200年；

3.巴比伦与希腊同时影响时期，约200—400年；

4.希腊－印度时期，400—1600年；

5.伊斯兰天文学影响时期，1600—1800年。

从阶段的名称可以看出，除第一阶段之外，古代印度天文学先后受到了来自古代巴比伦、古代希腊以及伊斯兰天文学的影响。特别是古代巴比伦和古代希腊天文学因素的作用，使得古代印度天文学在第二阶段和第四阶段出现过飞跃式的发展。

佛教是反婆罗门教思潮中具有深刻影响的成就之一

印度的天文历法最早建立于公元前1000年（相当于中国的西周时期），虽然当时还未有独立的天文历法书出现，但如二十八星宿名和年、季节、月份、日期之类的天文历法知识，都体现在一些名为“吠陀”的印度古老宗教文献当中，因此得名吠陀天文学。

吠陀天文学时期即将结束时，巴比伦天文学的一些要素通过某种途径传入了印度。吠陀文献中的那些天文历法知识逐渐形成体系，独立成书，是印度最早的天文历法书《周谛示》（周谛示是梵语“jyotiṣa”的音译，jyotiṣa一词源自表示“光亮”的“jyotis”，说明该学问和日月星辰有关，即天文学），里面详细记载了太阳年、朔望月和历日等印度古代天文历法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概念。以该书为标志，印度天文学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巴比伦影响时期。

吠陀时期的社会制度也体现在梵天的宗教画里。这幅画描绘了古代印度人供奉神灵的场景

《周谛示》的时代之后，印度的天文历法接着又经历了一段受巴比伦天文学和希腊天文学共同影响的时期。为了更精确地推算日月行星的位置，从而更好地进行星占预测，印度天文学从5世纪起发生了较大的变革。被称为“悉昙多”（意为“体系”）的一类天文历算书开始大量出现（如阿耶波多的《阿耶波多历算书》、彘日的《五大体系汇编》、婆罗摩笈多的《婆罗摩修正体系》，等等）。它们在保持“纪”“星宿坐标”等传统概念的同时，又采用了希腊的天球概念、本轮－均轮模型和三角学计算方法，对天体的计算精度也大大提高了。随后，印度天文学进入了长达1000多年的繁盛期，即第四阶段的希腊－印度时期。

古代印度天文学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是伊斯兰影响时期。1200—1600年这段时间，由于阿拉伯人、突厥人和蒙古人先后入侵并占领了印度中部、北部地区，包括天文学在内的印度本土文化衰落。1526年，有突厥血统的蒙古人帖木儿的后裔巴布尔建立莫卧儿帝国（1526—1857）。莫卧儿帝国信奉伊斯兰教，波斯语是宫廷、公共事务、外交、文学和上流社会的语言。在此背景之下，从1600年开始，一直到1800年，侍奉于莫卧儿帝国的印度天文学家开始学习、吸收伊斯兰天文学知识，其中有星盘制作、天文计算表的编制以及阿拉伯语《至大论》的翻译等。

婆罗门是古代印度种姓制度的最高阶层，他们被认为是神与人交流的中介

从印度天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不难看出，域外因素特别是来自巴比伦和希腊的西方天文知识，在印度天文学的形成过程和理论变革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这些知识在被印度吸收后大都保留了它们原来的面貌，如《周谛示》中的折线函数在后来婆罗摩笈多的论著中也能看到；《阿耶波多历算书》中希腊早期本轮－均轮体系也并未在后期被托勒密体系取而代之。如同地质地层一样，时间来源不同的西方天文学知识在印度天文学中层层叠加，共同建立起一套在当时堪称先进的数理天文学体系。

5世纪起（大致相当于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印度天文学，无论是在理论水平还是在计算精度上，都优于同时期的中国天文学，这是印度天文学能输入中国的先决条件。

唐朝为中国历史上高度开放、高度繁荣的盛大帝国。印度天文学传入中国，也在唐朝时达到最盛。那时候有来自世界各国各族的人到唐朝做官，其中很多人还获得了较高的官职。唐朝的皇家天学机构中就出现过几个印度天文学世家，由他们所引进的印度天文学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官方地位。其中，迦叶、拘摩罗、瞿昙三氏影响最为深远。

迦叶氏

关于迦叶氏，目前已发现的材料不多。《旧唐书》中有一段“迦叶孝威等天竺法”的简述，记载了推算日食、月食的方法等，据此推断迦叶氏可能擅长用印度天文学的方法来推算交食（天文学术语，指一个天体经过另一个天体前方，将后者部分或完全挡住的现象）。在中国古代，日食、月食这一类的天象往往和帝王的执政能力联系在一起。日食被看作“凶兆”，它的发生意味着天子政行昏庸，此时皇帝就要脱去龙袍、换上素服，或是颁布“罪己诏”等表示悔过。等日食结束、太阳复原，皇帝的行动就会被认为真的感动了上天，获得了饶恕。因此，通过天文计算的方法事先了解预测日食、月食的发生，提前做好准备，势必对统治活动很有帮助。日食、月食的预测牵涉到日月运行速度、黄道白道交点位置的推算等，十分复杂。印度天文学恰好在交食计算上十分先进，这便促进了中国对印度天文学的学习吸收。

梵天在空中观望。印度教由于它的宗教特色与印度的传统相适应，因此赢得了大量的信徒

除迦叶孝威外，史书中还记载了另外两位仕唐的迦叶氏印度人。他们当中的一位名为迦叶济，担任一种负责祭祀活动的官职；还有一位迦叶志忠，可能是迦叶孝威的后人。(www.daowen.com)

拘摩罗氏

与迦叶孝威情况相仿，拘摩罗氏也擅长日食的计算。唐代僧人一行编撰的《大衍历》中记载：“按天竺僧俱（通拘）摩罗所传断日蚀法，其蚀朔日度躔于郁车宫者，的蚀……其天竺所云十二宫，则中国之十二次也。曰郁车宫者，即中国降娄之次也。”其中透露出拘摩罗氏原来是位印度僧人，并且他提出了一个日食推算中的重要概念，即若在春分点附近发生合朔，则一定发生日食。

与从印度传来的黄道十二宫概念相仿，中国也有十二次的概念。引文中提到郁车宫对应于古代中国的降娄之次。降娄是二十八星宿中的奎、娄二宿，唐代的时候春分点正在此处（由于春分点每年都会在黄道上略微退行，因此现在春分点对应的是双鱼座），所以对应的郁车宫其实就是白羊宫。至于为什么叫“郁车”这个名字，其实是和巴比伦有关。白羊宫在古代巴比伦的苏美尔语中为“E.KUE”，而后在阿卡德语中为“iku”，与古汉语“郁”发音极为相近。由此，有关拘摩罗氏的这段记载也为印度黄道十二宫发源于巴比伦一事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朝圣的僧人奔波在中印两国之间

瞿昙氏

“天竺三家”中名声最为显赫的是瞿昙氏，在史书中的相关记载比起上述两家要详尽得多。1977年考古学家在陕西西安还发现了瞿昙氏族成员的墓志铭，使得我们对于瞿昙氏族也有了清晰的了解。

瞿昙氏族中可追溯的最早一代为瞿昙逸，那时他已在长安居住很久了。从瞿昙逸的儿子瞿昙罗开始，瞿昙氏族连续四代在唐朝皇家天学机构中担任要职，形成中国天文学史上颇为引人注目的印度势力。瞿昙罗曾为唐朝编撰了两部历法，但都未能保留下来。不过他的儿子瞿昙悉达所翻译和编著的《九执历》和《开元占经》，却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从书名可知《开元占经》主题为星占学说，因此历来被统治者密藏深宫，害怕流入民间来“妖言惑众”，唐宋时就流传极少，到了后来的元明就连在官方天文机构中也找寻不到了。然而到了明末，一个偶然的机会，有虔诚的佛教徒在为古佛换上金衣的过程中，意外在佛像的肚子里发现了一部“佛经”抄本，经辨认，这正是已失传了的《开元占经》。

瞿昙悉达的《开元占经》是重要的唐代天文学著作，它的学术价值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它是唐代以前天文星占学说集大成者。瞿昙悉达身为皇家天学机构的负责人，有机会利用皇家密藏的古今星占学著作，因此《开元占经》自然也就构成了这方面最重要、最完备的资料库。第二，它保存了中国最古老的恒星观测资料，尤其以先秦时期的甘、石、巫咸三家的星表最具价值（石氏星表中包含了121颗恒星的坐标，是中国最古老的星表），北斗七星、牵牛星等我们耳熟能详的星名也最早出于此。第三，它记载有日食、木星卫星等许多天象，中国上古至8世纪所有天文历法的基本数据，以及古代天文学家们有关宇宙结构和运动的认识。第四，它包含的《九执历》是研究中印古代天文学交流及印度古代天文学的珍贵史料。

瞿昙悉达至少有四个儿子，其中瞿昙譔（读zhuàn，同“撰”）子承父业，继续在唐代天文机构担任高官。中国天文历法史上有一件著名的公案就是和瞿昙譔有关，即他会同他人一起指控一行和尚的《大衍历》抄袭了他父亲的《九执历》。瞿昙譔的儿子瞿昙晏也出任过天文机构官员，他的后代就未见记载。唐代天文世家瞿昙氏族至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天象分野图。分野之说是中国古代星占术的一种概念，它认为地上有各州、郡，天上也有对应的区域

古人认为兴建都城需要与天上星宿相对应，即法天象地，中轴对称

延伸阅读

中印天文学交流史上的一起抄袭诉讼

古代中国和古代印度在天文学交流中发生过一起诉讼，即瞿昙悉达之子瞿昙譔指控一行《大衍历》（《大衍历》完成于727年，正式颁行于729年）抄袭《九执历》。

本次事件的被告是一行和尚（683—727，佛教密宗僧人，本名张遂）。而原告方除瞿昙譔外，还有同样从事天文历算的中国官员陈玄景和南宫说，其中以南宫说官衔最高，达正四品上。控诉的内容根据《新唐书》记载是“《大衍》写《九执》，其术未尽”。

一行和尚塑像，他最主要的成就是编制《大衍历》

审理过程倒也简单，唐玄宗令人将《大衍历》和《九执历》，连同作为参照的《麟德历》一起与过去的天文记录“灵台候簿”加以比对。经过比较，“《大衍》十得七、八，《麟德》才三、四，《九执》一、二焉”。因此，判决的结果就是否决了瞿昙譔的指控，并处罚了瞿昙譔、南宫说等三人。

从表面上看，此案件以《大衍历》为代表的本土历法的获胜而告终，审判过程也很科学合理。其实不然，事件背后的缘由并不是那么简单。

首先，一行和尚原来并无官方背景，他是为了改历而被从民间召集而来的。改历过程中一行也确实参考借鉴了包括印度《九执历》在内的各家历法，有可靠证言说《大衍历》是“唐梵参会”的结果。如此一来，博采众长的《大衍历》精度高于《九执历》也就并不为奇。

其次，瞿昙譔等人真正指控的并不是一行的抄袭，而是“其术未尽”——《大衍历》没能完整地“抄袭”《九执历》，表现在算法不全，数据不清。这或许使得当时以印度天文学方法为主流的唐代官方天文学家们感到不快。“《大衍》写《九执》”公案很可能带有当时天学界门派之争的色彩。

最后，瞿昙譔、南宫说等人虽然败诉，但也并未受到严罚，到后来瞿昙譔仍继承了他的父亲瞿昙悉达在皇家天文机构中的高位。但是朝廷对该公案的判决结果，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以后中国传统历法对印度历法中先进成分的吸收，这无疑是令人遗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