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不是知识的杂乱、任意堆积，而是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这意味着在每个特定时代，人们都会区别“核心”与“边缘”。

在欧洲，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地中海世界，这个有核心与边缘之分的、被人为等级化的知识体系，至少能“传承有序”地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的欧多克索斯。

在拉斐尔的画作中央，柏拉图手指天空，亚里士多德手指地下，他们在讨论永恒的真理在哪里

延伸阅读

科学精神光照千秋——寒门青年求学的故事

欧多克索斯（约公元前400—公元前347）是尼多斯人，生活在小亚细亚西南海岸的“多里斯六城联盟”（当时已减为五城）。据说，他在青少年时期“生活困苦”，刚成年便去了“大希腊”（公元前8—公元前6世纪古代希腊人在意大利半岛南部建立的一系列城邦的总称）的达拉（今意大利东南部城市塔兰托）求学，学习几何学与医学。当时的“大希腊”数学水平领先于其他地区。

已知最早的关于古典星座的绘图之一

后来，一位有钱的医生资助欧多克索斯前往雅典求学。雅典居住成本高，于是欧多克索斯租住在雅典的外港卑赖尤（今比雷埃夫斯），走10多千米路去听柏拉图的课。紧接着，欧多克索斯又拿着斯巴达国王写给埃及最后的“本土法老”的推荐信，去埃及游学一年多，随后前往连接黑海与地中海的居齐各（今马尔马拉海南岸），最后带着学生回到雅典，并与柏拉图结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

欧多克索斯是第一个尝试建立几何宇宙模型的人。他用匀速圆周运动的叠加来解释看似不规则的行星运动，从此，天文学的研究方法开启了基于实测数据建立模型的新阶段。

公元前3—公元前2世纪，这种方法在希巴恰斯那里发展成熟，在托勒密那里臻于完善，又借助中世纪的学者之手薪火相传，再加上“受控实验”、思想实验等设计模型的新手段，终于成为我们今天所说的“科学方法”。

反过来再看“科学方法”的历程，它的主要部分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被发明出来，并成功应用于天文学界，所以不能说是文艺复兴以来才有的新创造。从哥白尼、伽利略到牛顿的所谓科学革命，常被笼统地说成是“近代科学的创立”过程，以至于人们常常忘记，但凡革命，总要有个具体的革命对象——科学革命的对象正是经由阿拉伯传承发展而来的希腊“古代科学”。“科学革命为何没有发生在中国”这种争论，有时被上升到学术高度，实在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答案原本是显而易见的：先得有个强大的“古代科学”传统，你才能去革命。而在古代中国，知识又是怎样的一套（或多套）体系呢？

对此，古人自己的意愿体现在图书分类中——经、史、子、集，现代中国科学史学家却偏爱更能突出古人成就的农、医、天、算。近来，有人主张用博物学的编史学纲领重建中国的古代科学史，新纲领下的中国古代四大学科应是天、地、农、医（吴国盛语）。

总而言之，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完全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科学传统”的地位。现代史学家的工作，就是主要从史部、子部里寻章摘句，把只言片语拼凑成有“科学”意味的东西——后者显然更多地属于现代人而非古人。现代科学史“强加”于古代知识的各种分类方式，要么依然掩盖不了古人“以实用为归依”的固有气质，要么试图干脆将中国古代科学“重新定义”为博物学。

既然作为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以宇宙的数学模型为核心的科学在古代中国无迹可寻，那么要论证古代中国“有科学”，其实需要些技巧。

一幅绘于17世纪的图画，画中的中国工匠正用火炉提炼白银

“有派”的论证有偷懒和认真两种“进路”。前者先改变科学的定义，把科学定义成一种中国古代存在的东西（至少是他们认为存在的），然后再断言中国古代有科学。谁都知道，只要在合适的定义之下，结论当然可以“要什么有什么”。但这样做实际上在“同义反复”，丝毫不能“证明”任何古代文明“有”任何东西。这一进路还有个副作用：为避免给读者造成科学是“为古代中国量身定制”的印象，常常不得不采用极宽泛的定义，这种定义在科学史界的讨论中常被形象地比作“宽面条”。这固然确保了古代中国“有科学”，却也招致“科学”大门敞开，什么知识都可以进来。所有古老民族于是自动“雨露均沾”，都有了“古代科学”。甚至尚未进入文明、从事渔猎生活的部落，或者虽然已经定居下来从事农耕畜牧，还没有建立城市的民族，在宽面条的定义下，你凭什么说他们关于猎物、牲畜及庄稼的知识不是科学？于是，科学史的边界模糊了，就有和人类学混淆起来的危险。

金嵌珍珠天球仪，清代乾隆时期的一件金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www.daowen.com)

后者稍微认真点的论证，是追本溯源，企图釜底抽薪。因为认为中国古代无科学的“无派”通常认为现代科学的源头在古希腊，于是，就试图论证西方古代也不存在科学，进而论证古希腊也不存在科学的源头，因此古代的中国和西方半斤八两，大家都没有科学。

从古希腊科学到阿拉伯科学再到近代科学，还可理解为“枯木又逢春”——树还是那棵树，只是一次又一次地遭遇寒潮，一度停止生长──在漫长的寒冬看上去已经死掉的一株枯木，逢春而新绿渐生，盛夏而树荫如盖。你怎么能因为寒冬时它未出现新绿，就否认它还是原来那棵树呢？事物的发展演变需要外界的条件，古典时代晚期（3—6世纪）欧洲地中海世界遭逢巨变，古希腊科学失去了继续发展的条件，一直等到文艺复兴之后，才是它枯木逢春的时候——虽然局部的复兴在阿拉伯帝国时期已经开始。又好比长江的源头在西部，但东流入海还要经过漫长的路程，你怎么能要求它一下山就必须入海呢？

《明宪宗元宵行乐图》中燃放烟火的场面

中国一直到明朝末年，才开始将这根“西木”整体移植进来。双方情形差得这么多，还能理直气壮看成“半斤八两”的，也只可能是个别信奉“所有的科学不是物理学就是集邮”的极端“物理学沙文主义”者。只有他们会把从伽利略以来的“科学方法”在物理学内部的完善（科学因而得以在小小的地球表面展现威力）看成重要性压倒科学本身的发明的开天辟地的大事。但他们通常是“战斗在最前沿”的物理学家，对科学史仅有业余兴趣，不关心“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这样的问题。

和“有派”相比，“无派”的武器库就更丰富一些了。

20世纪90年代江晓原著《天学真原》（真原就是实质的意思），此书一问世就逐渐被“无派”当作一把有用的兵刃，不时拿它向“有派”挥舞，因为它用大量史料和分析，论证了中国古代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这被认为在客观上从一个学科（在古代可是最主要的科学学科）为“无派”提供了证据，并且还提供了新的论证思路。

那么中国古代存在的、我们一直以为是天文学的东西是什么呢？答案是“天学”。何为天学？天文、星占之学也。这种学问在先秦时代由世袭的巫觋（wūxí，古代通天的人，女称“巫”，男为“觋”）掌握。古天文、星占之学，就属于上古通天之术；太史观星测候，无异于巫觋登坛作法。太史这一官职，在魏晋之前既是史官，又兼掌天文历法，因此，坚持“盖天说”的太史公司马迁要掺和改历，张衡成为伟大的天学家，都是他们的职责本分。所谓“巫史不分”的传统，就好比今天所说的“文史不分家”或“数理不分家”，是有充分道理的：历代官史──包括后来取得正统地位的私修史书──都少不了“史传事验”部分，就是将前代天象的编年记录、军政大事的编年记录及星占学理论三类不相干的东西关联在一起，集中编纂于《天文志》《五行志》《天象志》中，既具体地证实了“天垂象，见吉凶”，又在政治上作为进行道德教化的教材。只有让编载史事的人兼管天文历法，才可能做到游刃有余。

按吴国盛的说法（见《什么是科学》，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天学是“礼学”：就它的终极目的而言，也仍相当于“政治巫术”；就它的主要内容而言，是天空博物学、星象解码学。天学中诚然也有数理内容与希腊天文学接近，即那些对日食、荧惑守心（火星在天蝎座心宿二附近长时间滞留，古人认为这种现象为大凶之兆）等天界灾异的推算预报技术，但因为从根本上并不坚信“天行有常”──即使预报不准也可用帝王“德行动天”圆过去，就只能停留在不乏计算天才的“历算术”水平。既然是一种“算术”，它并不十分依赖特定的宇宙模型，也无法对宇宙模型起到判定、选择作用──浑天说未能彻底取代盖天说，最终流于“浑盖合一”，更无法持续演化为精确的宇宙结构模型，便是出于这样的原因。

清代著名科学家齐彦槐设计制造的计时器——天球仪，达到了当时中国制作天文学仪器的最高水平

用一句话来概括：我们有宇宙模型，也有数学推算，但没有“宇宙的数学模型”，更没有自古相传、版本持续更新至今的这类模型——古希腊以来科学的最核心成分，并不在中国古人的“核心关切”范围内。

借着为清代乾隆皇帝祝寿，1793年6月抵华的英国马嘎尔尼使团向热河行宫（今河北承德避暑山庄）运送天文仪器

科学，作为一个持续不断地自我更新的知识体系，明显地带有古代西方“世界”多种文明长期竞争的出生环境所留下的先天印记。明朝末年，徐光启、利玛窦等人第一次企图将它整体移植到中国来。但“一方水土养一方文化”，西方科学在中国遭遇“水土不服”——在同时代欧洲很快被新系统所取代的第谷体系，在中国却被因循沿袭，成为清代官方天文学说达200年之久。“橘生淮北则为枳”，科学迁移到不适合的土壤，也会逐渐变成非科学。最后借徐光启因种种原因不得不中断《几何原本》后续翻译时说的话结束本章：“续成大业，未知何日，未知何人，书以俟焉。”当时徐光启翘首以盼，可是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人能够继续完成他所开启的大业，因而心有不甘地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本章执笔：毛丹博士）

中外科学技术对照大事年表

（1912年到2000年）

地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