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所有实际目标来看，防止萧条的核心问题已经解决了，实际上已经解决几十年了。

——罗伯特·卢卡斯, 美国经济学会主席，20031

标准宏观经济理论无助于预测金融危机，也无助于我们理解金融危机并拿出解决方案……基于完全市场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不仅未能回答关于清偿力丧失和流动性断裂的关键问题，而且不允许提出这样的问题。

——威廉·布特，《最前沿的学院派货币经济学不幸地毫无用处》，20092

在经济学世界里可能不存在真正“深度的”（和稳定的）参数或关系。这不同于物理学，万有引力定律对实际情形估计的精确性不会随时间推移而改变。

——默文·金，《宏观政策制定中的不确定性》，20103

2009年春天，伊丽莎白女王造访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讨论金融危机，她提出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为什么没有人发现危机来临？”几个月后在她收到的一封信中给出了一个答案：“许多聪明人（包括本国和国际）丧失了集体想象力，未能将金融体系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风险。”4但是，真实情况更加严重。主流的学院派经济学和正统的政策制定理论不仅未能发现危机的来临，而且断言更好的政策和金融发达程度的提高使金融危机发生概率与过去相比明显下降。2003年时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的罗伯特·卢卡斯充满信心地宣称“防止萧条的核心问题已经解决了”。200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信金融创新“增强了金融体系的稳健性”，使商业银行倒闭的可能性变小。

观念非常重要。它们对政策制定者做出实际政策选择所依据的假设有重大影响。这些假设可以轻率地认为其他观念不够合理，不值得考虑或者是禁忌，从而将它们排除在外。所以，至关重要的是，我们不仅需采取不同的政策，而且要挑战政策选择背后的假设、理论和方法论。

现代主流经济学在两个关键方面未能帮助我们理解金融和宏观经济不稳定。金融理论假定人是理性的、金融市场是有效率的；宏观经济学很大程度上忽视了金融体系的细节。因此，更复杂的金融体系注定会使经济更有效率，只要实现低通胀就能够保证宏观经济稳定。

但是，这些具体失败的背后是方法论和理念层面的偏见——以牺牲现实为代价追求数学上的精确和优雅，为使公共政策规则保持不变而热切追求确定的答案。

我们需要新的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方法。危机之前的政策传统反映了它对自由金融市场能够产生最优结果的过度自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危机之前的政策传统的这种自信取代了20世纪早中期对政府经济计划和指导可以取得优异表现的自信，这两种过度自信其实并无本质差别。我们未来的方法必须意识到市场和政府都可能失灵，最优政策必然涉及在不完美的方案与危险的方案之间进行选择。

第一篇描述了危机之前盛行的金融市场完善一定会产生正面效果的假设。资产证券化、衍生产品和信贷证券交易的扩张能够“无限细分”风险并将风险分配至最适合承担风险的人手中。因为衍生产品和证券的价格由市场决定，而且是透明的，所以投放给实体经济的信贷也可以用市场的方法来定价。更多的金融活动能够保证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和更强的稳定性。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监管，经济学家也不相信阿罗和德布鲁描述的完美均衡在现实世界中可以实现。为保护消费者免受盘剥，行为监管是必要的，同时微观审慎监管也可用来抵消激励错配导致的风险。但是，强烈的偏见依然存在，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相信更多的金融活动总体而言是好的，理性地追求私人利润最大化的公司会充分有效地管理风险，从而使整个金融体系的运行更加稳定。因此，监管者应集中精力去识别和纠正那些影响市场效率提高的特定的不完美行为。我们正在走向“金融成就一切的乌托邦”。

有效市场假说和理性预期假说为这种信心提供了理论支撑。但是有效市场假说存在着第二章所述的缺陷，理性预期假说同样也不符合实际。它断言经济主体的决策基于他对未来可能结果的概率分布所做的理性评估，且评估时考虑了所有可获得的信息。5确实，经济主体乃至所有人对经济如何运行（例如，不同经济要素如何相互作用）都有思维模型，他们用该模型将可得信息转换为理性预期，这些思维模型与相信理性预期的经济学家用于理解世界的模型相同。

正如经济学家罗曼·弗莱德曼和埃德蒙·菲尔普斯所评论的，该命题不仅值得进一步讨论，而且非常奇怪。他们问道：“为什么从某位经济学家概括化的解释中得出的预测会关系到真实市场上追求利润的市场参与者对结果的预测呢？”6理性预期假说与我们所了解的人类实际决策过程以及人脑的工作方式也存在冲突，它也未能面对一个现实，即左右未来走势的不是用数学方法计算的各种可能结果的概率分布，而是固有的不确定性。

确实，对于经济学圈外的许多人来说，像理性预期假说这样不符合实际的理论取得成功真是令人费解。该假说发端于一个良好的愿望——解决“二战”后形成的凯恩斯共识（Keynesian consensus）存在的缺陷。这些共识基于将凯恩斯理论正规化为一套数学关系，最终形成了所谓的IS-LM模型。7该模型关注总投资、消费和政府支出的总流量，以及利率和投资之间的高度相关性，以此来描述宏观经济的动态特征。但是，该模型未能解释在单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偏好和预期给定的情况下，为什么这些总量之间的相互作用会按其所主张的方式展开。批评者认为，该理论缺乏“微观基础”。尤其是，未能解释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如何决定了他们的行为，为什么人们具有特定的预期，以及这些预期如何随着不断变化的环境和公共政策而演化。

确定宏观行为的微观基础当然是一个正当而又极其重要的知识目标。但是，以预期的完全理性为假设而建立的微观基础是危险的，也是不切实际的。不过，它们有一个有用的特征，那就是使经济学理论和模型在数学上可求解，因此能够得出确定的、优雅的数学结果，而如若采用更符合实际的假设，便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面向未来的合理政策应该反映现实，也就是说，个人都不是完全理性的，金融市场也远不是完全有效率的。

第二个关键失败是现代宏观经济学很大程度上忽略了金融体系的运行，尤其是银行扮演的角色。如果说理性预期假说的假设令人不解，那么现代宏观经济学不考虑金融和银行体系，就更令人不解了。毕竟，货币政策通过中央银行和银行体系发挥作用，中央银行利率变化影响实体经济，是因为银行收取借款人的利率或支付给存款人的利率发生变化。但是，现代宏观经济学视金融体系为一层面纱，货币政策通过金融体系传导却不影响金融体系。魏克赛尔、哈耶克、费雪和西蒙斯等早期经济学家关注银行体系，将之作为信贷和购买力的自动创造机制，这些曾经重要的思想在现代宏观经济学中消失不见了。据英格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安德鲁·霍尔丹估计，在2007—2008年危机之前的10年中，英格兰银行的货币政策委员会讨论银行体系发展的时间仅占2%。8

这种奇怪的健忘症有着非常复杂的病因。经济学家马克·格特勒提供了精彩的历史解释。他认为，忽略金融体系细节的倾向不仅存在于过去三四十年间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学派和新凯恩斯学派中，而且在“二战”后早期的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文献中也可以发现。9因此，尽管凯恩斯本人在《通论》和《货币论》两本书中深入讨论了金融体系不稳定的问题，但是“二战”后的凯恩斯框架和模型倾向于关注总量和宽泛的政策工具——投资、利率、财政赤字，而几乎不关心金融部门的资产负债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些经济学家，如约翰·格利和爱德华·肖，试图找回平衡，10但自70年代以来这方面的兴趣下降。极少数经济学家，尤其是海曼·明斯基，坚持认为金融体系的动态变化和资产负债表极其重要，但他们都被边缘化了。

第十章讨论了这种兴趣下降的一个原因，随着货币增长对当期通胀水平没有产生必然和成比例影响的证据不断增加，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从中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另外一个发挥作用的因素是将金融体系排除在理论和模型之外使利用数学模型得到精确结果成为可能。

如果假定金融体系没有宏观经济意义，那就可以运用只有一个代表性家庭和一个代表性厂商缔结合约的模型来分析宏观经济的动态变化。这正是标准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本质，该模型已经成为中央银行的重要工具，决定了真实世界的政策选择。在这些模型中，只有外部真实冲击才能使经济运行偏离平滑的均衡路径，如政治事件、新原材料的发现或者意料之外的技术突破。价格和工资黏性使经济不能以非常平滑的方式回归均衡水平，加剧了回归路径的复杂性。但是，这些模型从未说明金融体系本身可能是不稳定的一个原因，因为最初假设已经排除了这种可能性。

如果你的理论和模型假定危机不可能发生，你当然不会发现危机正向我们走来。

宏观经济学几乎不关注银行的作用。经济学家和金融理论家描述银行时，通常会做出一个危险的简单假设：银行从家庭部门吸收存款然后贷款给企业和企业家，在不同的备选投资项目中配置资本。事实上，如第四章所述，在现代经济体中大多数银行贷款（在美国表现为大多数市场信贷）与新的商业投资无关，只是为家庭之间获取现存房地产的竞争提供融资。(www.daowen.com)

奥斯卡·霍尔达、莫里茨·舒拉里克和艾伦·泰勒的历史分析清楚地显示了该事实。他们的研究表明，对现实世界的经验分析为好的经济学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托马斯·皮凯蒂分析了财富与收入之间的历史关系的变化，提出了被现代宏观经济学很大程度上忽视的相同问题。他收集的数据表明财富/收入比不断上升。详细分析发现，城市土地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反过来也提出了皮凯蒂本人未关注到的重要政策和理论问题。11

在现代经济中，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核心在于以下两个因素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是不受约束的银行和影子银行体系有无限的能力创造信贷、货币和购买力；另一方面是理想地段的城市土地缺乏供给弹性，以及对这些土地的需求不断上升。大多数现代宏观经济学未能关注这种相互作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银行的实际运作及其扮演的角色没有兴趣。

政策制定者未能觉察到金融体系的危险在加剧，这其中，经济学的缺陷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经济学为中央银行的政策过度关注低通胀、监管政策过度信任有效金融市场提供了理论支持。

但是，就此对经济学展开全面批判，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做法似乎也不公平。过去30年间，许多经济学家解释了为什么金融市场并不总是能产生有利的结果，为什么金融体系可能是不稳定的。第二章汇总的反对有效市场假说的观点都来自杰出经济学家的见解，其中几位被授予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丹尼尔·卡尼曼的行为经济学令人信服地批评了简单化的理性假设。罗伯特·希勒和安德烈·施莱弗的研究工作丰富了我们对真实金融市场动态变化的理解。詹姆斯·莫里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乔治·阿克洛夫的研究结果表明，市场固有的不完全必然会使市场远离有效均衡水平，并且均衡是多重的和脆弱的。危机之前数年间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布鲁斯·格林伍德主张“货币政策的重点应从货币的交易功能转向影响银行信贷供给”。 12近期关于金融不稳定的杰出研究成果，如第六章援引的马库斯·布伦纳梅尔和申铉松的观点，都建立（至少部分建立）在过去几十年学术研究的基础之上。13

虽然学院派经济学并非一个声音，事实也依然如此，但是在将理论观点转化为公共政策的过程中，过度简化的做法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确信市场完善使我们更接近有效均衡水平，这一信念使监管者倾向于相信金融创新和金融深化一定有利于经济。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使我们未能深入理解金融发展如何导致宏观经济不稳定。

如威廉·布特指出的：

标准宏观经济理论无助于预测金融危机，也无助于我们理解金融危机并拿出解决方案……基于完全市场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不仅未能回答关于清偿力丧失和流动性断裂的关键问题，而且不允许提出这样的问题。14

在危机之前的经济学的这些关键失败背后存在方法论方面的共同原因：受公理性主张所吸引，受看起来完美和确定的模型所诱惑，经济学界自愿忽视真实世界的复杂性。反过来，理论似乎为统一适用的政策规则提供了支持：无论是股票市场还是债务市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无论是国内市场还是国际资本流动，金融自由化都会产生积极效应。中央银行只要运用利率政策规则追求明确的通胀目标，就能够确保宏观稳定。悖论的是，为寻求确定性和规则，新古典正统观点几乎复制了其对立面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的每一个错误。

哈耶克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存在着“致命的自负”，不仅使计划经济不可取，而且也不可能成功。15它假设计划当局可能获得关于目前状况和未来发展的全部信息，从而可以利用数学方法精确地对经济发展过程进行优化。但是，对哈耶克来说，有效的经济组织和进步依赖于运用“任何人都不可能全部把握”的知识16和固有的不完美。因此，对整个经济进行准确理性的数学规划是不可能的。由于不存在完美的规划者，本质上不完美且随时间变化的市场导向型探索过程是实现社会和经济进步的最好方式。

危机前的正统观点也同样存在相似甚至完全相同的自负。自由市场能一直产生最优结果，只要中央银行运用可预测的规则追求明确的目标就能够实现金融稳定，这些观点就是建立在精确的数学模型能描述未来以及理性人基于理性预期最大化其效用的假设之一。如罗曼·弗莱德曼和迈克尔·戈德堡所称，目空一切的过度自信将不期而至，其中：

像社会主义的计划者一样，经济学家相信他能够实现宏大的目标，因为他认为他最终发现了促成市场结果的完全确定的机制，他的模型能充分刻画市场参与者如何设计未来。17

确实，如弗莱德曼和戈德堡指出的，真正相信理性预期的人同样相信理性优化的可能性，事实上正是理性优化激励了经济计划的拥戴者。20世纪40年代后期离开芝加哥大学成为波兰共产党政府高级官员的奥斯卡·兰格相信计划优于市场，因为计划能够做理性的数学规划，而市场不能。与此相反，理性预期经济学的最重要倡导者罗伯特·卢卡斯却认为“数学规划被证明确是理解众多生产者分散化互动的正确工具”。18他们的共同信念就是理性的经济主体或是理性的计划当局能够在一个用数学预先确定的世界中产生最优社会结果。

然而，在真实世界里，我们面对的是部分理性的人和本质上不完美的市场。我们对未来经济发展的理解无法被简化成精准的数学模型，因为，如1921年弗兰克·奈特在其名扬四海的文章中所说，未来不受各种可能结果的概率分布所支配，而受制于固有的且不可化约的不确定性。19因此，如凯恩斯所言：“人类决策影响未来，无论是个人决策、政治决策或经济决策，都不能依赖严格的数学预期，因为进行此类计算的基础不存在。”20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永远不能达到牛顿物理学所确立的数学精确度标准，经济学界“羡慕物理学”的倾向导致了整个学界对结论的确定性抱有危险而又未经证实的信心。21

这种未经证实的信心支撑了两个观点：一是更多的金融活动必定对社会有益；二是只要中央银行遵循明确的规则就能保证宏观经济稳定。与此不同，我们需要承认政府和市场都能发挥积极作用，但两者都是天生就不完美的工具，若不施加有效约束，都将产生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害。

历史告诉我们，政府自行控制法定货币可能导致不稳定和恶性通胀。因而，人们试图为这种潜在的危险施加约束或绝对限制。金本位是这种努力的表现之一，但其刚性决定了金本位制度不可持续。2007—2008年危机前发展起来的正统观念是另外一种：它假设只要中央银行具有足够的独立性，拒绝为财政赤字融资，就能够保证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的稳定。

但是，危机表明，简单规则并不足以解决问题。这是因为尽管法定货币的过度创造确实是危险的，但私人信贷和货币的过度创造也同样危险。如对自由的私人信贷市场放任不管，就会创造出太多的错误债务、危机、债务积压以及后危机时期的经济衰退，即便将通胀长期维持在低而稳定的水平上，这种情形也会发生。

危机之前的正统观点认为自由市场的私人信贷创造是最优的，而法定货币创造在任何情形下都是危险的，它是魔鬼的作品。事实上我们面临的是风险与收益之间的权衡。对私人信贷创造采取完全放任的态度导致了危机，完全禁止法定货币创造使经济复苏弱于应有水平。绝对信念和简单规则都是危险的。

认为自由市场运行可受制于一套简单的宏观经济规则，并由此推导出金融成就一切的乌托邦，然而这样的乌托邦并不存在。因此，我们需要政府干预以抵消自由金融市场必然产生的无效率和不稳定。

但是，我们也应该警惕另一种观念，认为政策干预能产生完美结果的另一种乌托邦。不存在完美的市场，也不存在完美的计划者。市场不完美，因为未来是不确定的，人类也并非完全理性；同样的原因，相机抉择的公共政策也会产生不完美的结果。

我们面临的选择是不完美的，并且一些不完美是无法修复的。股票市场总会呈现出显著的随机噪音，有时还会明显偏离均衡水平。但非理性的股票市场依然能够产生对社会有用的副产品，比如纳斯达克的繁荣和崩溃留下了许多互联网公司。22我们应该识别自由市场最有可能偏离社会最优水平的领域，并设计应对政策措施，而非追求不切实际的乌托邦。23

这一点在信贷市场及由此产生的债务合约中最为明显。信贷市场应受制于更为严格的固定规则，如大幅度提高最低资本要求。但是，公共当局还需要采取相机抉择的政策工具，以适时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

我的这个观点也许会遭到反对。自由金融市场加上简单的宏观经济规则能实现社会最优结果，这种观点非常优雅也非常有吸引力，却是致命的自负，导致了2007—2008年的灾难，全球许多普通民众至今仍在吞咽危机的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