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和谐看待发展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2004年9月，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和谐”理念最大的尊崇和发扬。

以和谐看待发展就是要在转变金融发展方式的过程中，以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为宗旨，来推进相关的制度变革、机构建设与行为规范。

“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论语•学而篇》）中国古来被称为礼仪之邦。孔子在《礼记•礼运篇》中所展示的大同理想，就是一个和谐社会的典范。这一大同社会自原始儒家开始憧憬以来，成为中华儿女世世代代的向往和追求。它是一个在政治、经济以及道德思想层面都达到和谐的理想社会。近代以来，主导戊戌变法的康有为写作了《大同书》，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也体现了大同思想。

君子和而不同，是日常生活中的小同；革命家求同求异，是求其大同。经历了近一个世纪艰苦奋斗的中国人民，在20世纪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实践中，在客观上把孙中山当年的建设蓝图一步步变成了现实，从而验证了孙中山大同社会蓝图的超前性和可行性。在农村首先开始的改革政策，就是在承认了在当时的经济文化条件下中国民众的实际状况，释放了人们潜藏在心中的劳动热情，在国家没有大幅投入实质性的物质资本的情况下，实现了农业生产连续多年的丰收，农民生活也因此大幅改善。究其根本，就是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荒谬提法，恢复到遵循“和谐”理念的大原则上。

实现金融发展方式转变，必须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五个统筹”，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民众的根本利益作为金融工作的起点和归宿，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金融发展方式转变中，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通过深化改革、创新体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必须注重社会公平，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必须正确处理金融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使改革发展稳定，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确保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确保社会政治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

（二）以自由看待发展

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认为，“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所谓真实自由（或实质自由）是指作为个体的人享受人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是判定社会上所有人的福利状态的价值标准。

在“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视角下的金融发展观认为：财富、收入、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诸如此类的外在标准，固然是人们追求的重要目标，是金融发展的重要依托，但与“扩展人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能力”这一更为根本的目标相比，它们最终只属于工具性的范畴，服务于人的发展和福利。以人为中心，最高的价值标准就是“实质自由”——那种在“实质的”意义上定义的自由，即享受人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具体而言，“实质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以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等的自由。”这是“普惠金融”建立的重要思想基础。实质自由还包括法治意义的自由，但不限于权利——自由是人们能够过自己愿意过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因此，自由还包括各种“政治权益”，比如说，失业者有资格得到救济，收入在最低标准线之下者有资格得到补助，每一个孩子都有资格上学受教育。从这个角度来看，“经济学的良心”所主张的自由概念与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是内在相通的。习近平同志在党的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须知，影响人民幸福指数的因素众多，除了经济增长外，还有社会公平、环境质量、食品安全等。习近平同志更进一步把“美好生活”具体化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这样的执政理念实质上就包含着阿玛蒂亚•森的发展思想，比起“唯GDP”的发展观，是巨大的历史进步。

“自由”在经济金融与社会发展中首先具有建构性作用——自由是人们的价值标准与发展目标中自身固有的组成部分，它自身就是价值，因而不需要通过与别的有价值的事物的联系来表现其价值，也不需要通过对别的事物起促进作用而显示其重要性。（作为一个独立主体的“你”就是价值的标准，发展的目标。你自身就是价值，不需要通过与别的有价值的事物的联系来表现价值，也不需要通过对别的事物起促进作用而显示你的重要性。）

自由的意义，不仅在于它的建构性作用，还在于它的手段性作用。我们具体分析以下五种工具性自由。

1.政治自由

政治自由指的是人们拥有的确定应该由谁执政以及按什么原则来执政的机会，包括监督并批评当局、拥有政治表达与出版言论不受审查的自由、能够选择不同政党的自由等的可能性。这些自由包括人们在民主政体下所拥有的最广义的政治权益，包括诸如政治对话、保持不同意见和批评当局的机会以及投票权和参与挑选立法人员和行政人员的权利。

2.经济条件

经济条件指的是个人享有的将其经济资源运用于消费、生产或交换的机会。人们拥有各种经济资源，如劳力、知识、土地、工具，市场机制提供各种经济资源自由组合的最好机会。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机制多半发育不全。因此，发展的过程，基本上是自由市场取代传统社会对人、资源和经济活动的束缚、限制、干预。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W. Fogel）研究美国南方奴隶制的结果表明南方使用黑奴的庄园经济是有效率的，而且黑奴所得的实物报酬高于（至少不低于）自由农工的收入，其寿命期望值几乎等同于法国和荷兰等发达国家，远高于美国和欧洲自由的城市产业工人。但是，黑奴还是逃跑。而且，在奴隶制废止之后，庄园主试图用高薪引诱自由了的黑人按奴隶庄园的方式工作，这种努力完全失败。人身自由、就业自由的重要性，在此得到鲜明的体现。自由有超越效率、经济利益的意义，发展就是自由的扩展。这里所隐含的政策含义就是只要给人们人身自由、就业自由、工作中的自由、投资选择的自由，即使人们面临经济收入有所下降或者是投资失败等风险，在一定范围内人们还是会承受，这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提供了理论基础。

3.社会机会

社会机会是指在教育、保健等方面的社会安排，对个人享受实质自由发挥着重要的手段性作用。198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印度，除了印度进行改革比较迟及其他因素外，印度总体而言在教育、保健等方面的落后是关键原因。而中国在改革以后（特别是在农村），教育（特别是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以及接受中小学教育的便利性）和保健（特别是大病医疗缺乏了改革之前的相应制度对策）反而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导致农民很大的经济负担。很多家庭可以因为家庭中一个成员上大学或者得大病而使得整个家庭重新陷入贫困，严重影响到家庭成员获得真实自由的权利落实），将不利于长期发展。

4.透明性担保

透明性担保是指人们在社会交往中需要的信用，它取决于交往过程的公开性、对信息发布的全面性、及时性及信息准确性的保证。从事交易的双方总是预期对方在谈判时提供有关交易的全面而准确的信息，而且在达成协议后信守承诺。没有这种信用，市场机制无法运作。守法的老百姓总是预期政府提供的信息是全面而准确的，有关的法令政策（如政府所声称的）是符合公共利益的、公平的，有关的官员是在奉公行事。没有这种信用，社会无法维持正常秩序。在这个意义上，透明性担保成为个人的实质自由的重要部分，也构成为发展做出贡献的手段性自由的重要部分。透明性担保与健全的市场机制紧密相连，这涉及市场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行为规范的确立。亚洲金融危机突出地显示了受影响的国家在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缺陷，以及与健全的市场机制所要求的行为规范的差距。中国的市场机制也存在类似的问题，随着监管的加强，大型金融机构的商业运作的透明度有明显提高，但仍然不足。(www.daowen.com)

自由市场机制经常被理解为一种建立在纯粹个人私利之上的安排，而事实上，自由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取决于一个强有力的价值规范体系。要有坚实的法治基础来支持交易涉及的各种权利，要有普遍遵行的行为准则来保证协议的履行。苏联及东欧国家转轨过程中的困难，正在于缺乏相应法治基础和行为准则的前提下匆促地推行激进的转轨措施——须知在没有建好高速铁轨的情况下，高速行车的结果只能是出轨翻车。所以一个国家的市场化进程能否高品质推进，取决于建立法治基础的努力与效果，取决于约束和指引社会成员行为的强有力的价值规范体系的建立。换言之，高品质的市场经济是以良好的法治和坚实的社会伦理道德建设为前提的。这是中国在经济金融发展方式转变中尤其要注意、要加以强调的，更要从制度建设上予以贯彻执行的。

5.防护性保障

防护性保障指的社会安全网建设，旨在扶持那些遭受天灾人祸或其他突发性困难的人、收入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以及年老、残疾的人。正如《礼记·礼运篇》所言，“使鳏寡孤独残疾者皆有所养”。社会安全网在发达国家已基本建立，在发展中国家仍然是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金融危机导致了普遍的经济衰退，民主的保护性力量变得非常重要。当经济经历了持续高成长之后的短期下降，好像可以承受。但是，如果紧缩的负担全部压在失业者或者社会弱势群体身上（他们是最没有承受能力的），这会使许多人落入悲惨境地。

（三）以仁爱看待发展

中国金融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性、长期性和面临挑战的严重性，使我们必须重视价值和理性在扩展自由和实现发展中的作用。需要我们从古今中外汲取支持中国经济金融发展方式转变的精神资源。

在中国目前的制度安排和社会环境中，必须高度重视价值观重建的重要性，例如南怀瑾先生研究几千年中国文化，比较中西社会与经济后得出结论：好的经济源于好的政治，好的政治源于好的伦理，好的伦理源于好的信仰。中文“经济”两个字的观念很大很大，是“经纶天下，济世救人”。经世济民，大有古之圣贤境界。子贡是孔门高徒。他是春秋时期的卫国大商人，亿则屡中，善于经商积累财富；他具有战略眼光、善于外交辞令，《吴越春秋》与《越绝书》中对他的外交才华多有称道；他能够善用财富帮助同学，与孔子的门人弟子厚葬颜回；他特别尊敬老师，在孔子去世之后，为孔子选择坟地费尽心思，舍弃了葬皇帝（汉高祖）之风水宝地，而选择了葬夫子的高地；其他学生为孔子守墓三年，他守墓六年。在别人对他的才华大加称赞时，他极力地推崇老师的才华,使孔子的令名得到世人的高度尊敬。有一天，子贡向孔子请教。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岂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见《论语•雍也篇》）由“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者情怀，进而逐步提升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圣者境界，这就是中国金融界从业人员尤其是领导者应逐步树立的人文情怀。

优良的政治体制，是社会稳定的保障，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更是决定一个民族未来命运的根基。“只有制度优良，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腐败、最大限度地提高运行效率、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最大限度地给人民带来安全感和幸福感。”对于中国金融发展方式转变问题，也同样如此。

价值观培育的过程，是一个社会选择和社会价值形成的过程，这个问题在现代通常被认为是社会学家研究的领域。但在传统中国，这是国民伦理教育的基础组成部分。由国民伦理教育形成的良好价值观念、产生的良风美俗，正是经济金融赖以健康发展的道德沃土——经济学家称之为支持一国经济发展的社会资本。不只在我们这个时代，而且在人类进入文明时期之后的任何一个时代，都有社会选择和社会价值形成的问题。

仁爱的观念、良好的价值观和社会规范对发达国家的市场机制同样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在当代世界，资本主义所面临的那些重大挑战，包括不平等问题（是在前所未有的丰裕世界中仍然存在着那种摧残人的贫困）以及“公共物品”问题（即人们共同享受的物品，例如清洁的大气、干净的水和适宜的生活环境）。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肯定会需要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机构和制度。但是，在许多方面，市场经济的作用范围本身，也可以通过适当地培育起对上述问题敏感的伦理观念来加以扩展。市场机制与多种多样价值观的相容性，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必须正视它，并同时探求拓展体制性安排以超越纯粹的市场机制的局限性。而在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对于仁爱理念的重视与发扬，会帮助我们建设高品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优美而和谐的中国社会。

（四）金融可持续发展

金融可持续发展是由中国金融学者白钦先提出并阐发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最初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由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Grohahem Brundtland)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环境和生态问题提出来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含义和它的现实针对性都在不断丰富与发展。可持续发展最初的含义是今天的发展和福利不能以牺牲下一代人的福利和发展为代价，且直接针对发展中国家和生态环境这一狭小领域。白钦先认为，它现在的含义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社会与经济的协调、稳定、有序、有效、和谐的可持续性发展。

经过多年的研究与思考、不断地深入与拓展，白钦先进一步完善了自己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理解，将自己的可持续发展观概括为六点：

（1）可持续发展思想本身是一种高度抽象的哲学理念，是一种人文的关怀与关爱，它首先不是具有高度实践性的行动纲领，不能将这一崇高思想庸俗化、简单化，否则表面看似极端重视，实则反而会降低或冲淡它的崇高和巨大精神价值。

（2）这一理念是以人或人类社会为本，而不是以别的为中心。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国内和国外都有人强烈主张以自然为中心，这是本末倒置的和错误的。

（3）防止将这一理念在实践上局限化、局部化，或者如一部分人所主张的那样，“强烈反对将这一思想泛化”，他们主张这一理念只针对自然与生态这一最初领域。这种主张是错误的。事实上，这一理念本身就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产物，而且这一思想产生后，它本身也在不断发展与丰富，而不会也不应该被人为地局限在、凝固在某一层面或某一点上。

（4）不应将可持续发展等同于协调发展。不错，可持续发展思想强调今天的发展不能以牺牲下一代的福利为代价，这种昨天、今天与明天的时间连续性，以及这一代人、下一代人“人本代际”发展的连续性引申出可持续发展思想，而可持续发展必然涉及相关要素的协调及协调发展问题，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可持续发展与协调发展两者密切相关，但并不能被简单等同，将两者等同或混淆是有害无益的。可持续发展是全人类的崇高哲学理念，而协调发展只是一种发展观。

（5）这一思想有它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它对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具有重大的实践性意义。在实践的战略层面，可以将其高度地概括为坚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社会与经济的全面的（而非仅局限在狭小的方面）协调、和谐（特别是社会和谐发展）、质性与量性发展相统一、跳跃式与渐进式发展相统一的可持续的发展观。

（6）在实践的战略层面，尤其应强调发展的时间可持续性和空间可持续性。发展的空间可持续性意味着全球东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及转轨型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连续性、协调性、和谐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意味着全球与国别或地区、产业、行业、部门间的发展的连续性、协调性、和谐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例如，虚拟经济的有效协调发展不能以实质经济的不协调、无效、不可持续发展为代价；一部分国家或地区的有效协调可持续发展不能以另一部分国家或地区的不协调、无效、不可持续发展为代价；一些行业或产业的协调有效可持续发展不能以另一些行业或产业的不协调、无效与不可持续发展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