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实金融体系存在诸多突出问题

1.中国GDP世界第二，M2世界第一

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货币的泛滥，已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而在这股货币超发洪流中，中国也已成长为流动性“巨人”。根据中国央行数据，中国M2余额达到人民币97.42万亿元，居世界第一，接近全球货币供应总量的1/4，是美国的1.5倍，比整个欧元区的货币供应量（约75.25万亿元人民币）多出不止一个英国全年的供应量（2012年为19.97万亿元人民币）。2008年，中国的M2余额尚落在欧元区、日本、美国之后；2009年，中国的M2余额超过了美国、日本；2010年，中国的M2余额与欧元区旗鼓相当；此后，一骑绝尘，把欧元区远远落在后面。

中国的新增货币供应量让美国、日本、欧元区、英国望尘莫及。2008年中国、美国、欧元区新增的货币供应量分别折合人民币7.17万亿元、5.08万亿元、5.70万亿元，基本在一个水平线上浮动。2009年，美、日、英、欧同时大幅减少新增，中国新增M2却快速蹿升到13.51万亿元人民币，此后每年均保持在12万亿左右。仅4年，中国M2就激增50万亿元，存量翻番。从全球范围来看，在新增的货币供应量上，中国已连续4年贡献约一半。根据渣打银行2012年的报告，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的2009～2011年，全球新增的M2中人民币贡献了48%；在2011年人民币贡献率更是达到52%。这样的增长规模和态势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上都是少有的。

尽管全球2012年新增货币量再创新高，但多数国家在新增货币供应量上比2011年有所控制。美国2011年新增8713亿美元M2，2012年新增M2下滑12.17%至7653亿美元；日本2011年新增25.3万亿日元M2，2012年新增21.6万亿日元M2，下滑速度达16.19%，更甚于美国。2012年全球新增货币供应量之所以高出2011年，主要源于欧元区2012年新增货币供应量扩大2174亿欧元，因为欧元区比全球任何一个国家都急需释放流动性来刺激经济复苏。

作为全球最大的“印钞机”，中国虽然对货币供应量也有所控制，但无论从绝对水平还是相对水平来看，都未太放松马力。

“M2/GDP”通常被用来度量一国的货币超发程度，一般而言，该比值越大，货币超发越严重。M2和GDP数据的单位都是当年本地货币，对中国来说即当年人民币的名义值，两者相除的比率则冲销了通胀影响。

随着2012年12月M2余额逼近百万亿元大关，全年GDP达到51.93万亿，中国M2与GDP的比例再创1.88倍的历史新高。加之12月CPI出现超预期反弹，关于“中国货币严重超发”的质疑之声再次甚嚣尘上。

由此可见，当一国的经济货币化程度达到一定程度时，人均收入与之越不匹配，就会使得这个系数扩大。我们将各国及其评估系数与2012年各个国家的经济状况进行综合分析发现，这一对数字放在一起，可以评估一个国家未来一段时间的经济形态，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欧债危机的发生，与欧洲各国大肆印钞、M2/GDP比值过高存在高度的对应关系。事实上，通货膨胀的深层次原因是财政赤字压力。

葡萄牙、塞浦路斯、西班牙等2012年的欧洲重债国，早在2011年，M2/GDP 就已超过200%，同时评估系数也属于欧洲的最高梯队。如果观察更早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货币供应量，我们会发现它们不约而同出现两位数的陡增。时至今日，这些国家的经济仍未走出低谷。2013年1月欧媒调查显示，西班牙、希腊和葡萄牙的2013年前景比原先设想更加严峻。这充分显示出，如果危机发生在一个M2/GDP超过200%的经济体，其危害与修复的时间将是长期的。

进一步与评估系数结合，我们发现，评估系数排名较后的爱尔兰、德国、奥地利、法国、比利时、瑞士虽然M2/GDP比值也高达150%，但人均收入高帮助消化了很大一部分压力，而这些国家也刚好是2012年欧元区的经济亮点。

引人瞩目的是美国的评估系数最低。美国虽然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但很快能够恢复，2013年年初的失业率已降至近4年低位，其中实体经济与M2/GDP指标稳健帮助甚大。

印度的评估系数高达50.75，位居名单第一位。有经济学家将印度看作“新兴经济体中第一个会崩溃的国家”。2012年以来，印度GDP增长大幅下滑，国内通胀严重，同时面临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的困扰。

2.地方性金融机构缺失导致企业融资难题

我国金融体制中全国性金融与区域性地方性金融、城市金融与农村金融、国家金融与民间金融、商业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与金融对外开放及金融对内开放，后者比前者的发展更为滞后、更为不足、更不充分、供给更为稀缺短缺，显然存在着严重的金融结构性失衡，且长期得不到调整。时至今日，极而言之，中国金融（机构）几乎都是全国性金融，没有区域性、地区性、地方性金融，例如，全国140～150家城市商业银行建立后，都争着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建立分支行，都变成了全国性银行；极而言之，中国只有工业金融、商业金融、城市金融，没有农村金融，原有的农村合作金融也在交给地方政府监管以后，通过各种形式的“改革”“手术”，都变成了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功能缺位缺失，亟待重构重建。这些年来常常困扰我们的中小企业、微型企业融资难问题，其根源就在于中国金融体制中的结构性严重失衡和制度安排缺失。这严重制约着这些地区与领域，弱势群体（人口、弱质产业、中小企业群体）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和谐社会及新农村建设，制约着这些地区与领域生产力的提高、GDP的创造、就业提高、收入和消费需求的增长，整体同扩大内需的方向相悖，进而成为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瓶颈、制约与阻碍。这是一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必须严重关注，应有大视野、大智慧、大决心、大政策、大行动从根本上加以解决。重新构筑以商业性、政策性、合作性金融是为关键。此外，政策性金融在这一转变与调整中在上述领域等方面比商业性金融更为直接、更为有力从而更为有效，不可或缺也不可替代，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3.合作性金融被变性与三农融资难题(www.daowen.com)

在中国的上一轮金融改革过程中，合作性金融被变性为商业性金融，这样农民面临的不仅是融资成本大幅上升，而且在实际过程中存在的“垒大户”现象，使得农民的融资可得性也大为困难。三农融资困境并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善。

“加快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加快构建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加快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大幅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幅降低农业生产经营成本，大幅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全面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这需要重建农村合作性金融的坚实基础，加大政策性金融的支农力度，而对于商业性金融特别是国有大银行，则需要通过立法要求其将一定比例的资金投入支持县域经济发展，提升其服务三农的自觉性。

（二）既往中国金融发展方式的特点

要进一步转变金融发展方式，深化金融改革，鼓励金融创新，改进金融服务，加强金融监管。“百业兴，则金融兴；百业稳，则金融稳”。要处理好保增长与防风险的关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当前，对贷款结构和均衡性问题要保持清醒认识，小企业和农业贷款困难状况仍未根本转变。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贷工作要立足当前，努力解决小企业、“三农”等薄弱环节的贷款难问题，加大对科技创新、新兴产业等重点领域的信贷支持，控制“两高一剩”行业贷款投放。

通过对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议题，我们会发现既往中国金融发展方式的显著特点：

第一，强调要加强和改善党和政府对金融工作的领导，为金融业持续健康安全发展提供坚强保证。

第二，强调坚持政企分开，自觉按照经济规律、金融规律、市场规律办事，充分保障金融企业的经营自主权。

第三，强调着力提高从业人员的思想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建设一支高素质的金融队伍。

第四，强调严厉惩治各种腐败和犯罪行为。

第五，强调各地区、各部门都要积极支持金融部门的工作。

（三）一般国民金融意识福利的增强

改革开放之前，居民保存财富的方式几乎只有银行存款一条途径。改革开放之后，随着金融市场建设的加强，居民可以持有的金融资产种类越来越多，这极大地刺激了居民金融理财意识的增强。而随着股市发展中的各种不合理事件的出现，也受到国际经济金融交流输入的投资者保护意识，中国居民的金融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对于中国金融发展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期望。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连续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使得全社会的财富总量大幅增长，住户部门持有的金融资产总量也随之增长，尽管金融资产结构逐渐优化，但是由于中国投资者保护权力制度的不健全和2007年之后股市的大幅下跌和此后的长期不振，存款依然是住户部门金融资产的主要部分。

居民投资理财意识的增强，典型的反映在理财产品的迅速增长。随着居民对金融资产保值增值的要求提高，对资产多元化配置的需求也在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