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赶超战略和传统经济体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虽然经济发展的历史起点很低，但是中华民族改变自身命运的自觉性空前高涨。为了能快速且一步到位地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成一个拥有强大国防力量的先进工业国，实现百年的强国梦想，当时中国的领导人借鉴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快速发展经验，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目的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起可以和发达国家竞争的资本比较密集、技术密集的先进产业，从而使中国迅速强大起来。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与1929年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一样，都是以快速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实现富国强兵为战略目标，并且起步条件同为落后的农业国。在两国目标相同、发展条件相近的情况下（只是1949年的中国尚不具备1929年的苏联工业经济的发展程度，比苏联还要落后），作为在东方土地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是欧洲的东方，与西欧相比，更少接受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的洗礼；中国则是世界的东方，接受近代资本主义文化洗礼的程度比苏联更少），中国借鉴苏联在短时期迅速建立起完整工业体系的经验来优先发展重工业，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做法。而且在美苏两大阵营对抗、美国支持中国台湾的情况下，随时可能爆发战争的情形下，优先发展重工业才能支持国防工业，也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其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仅是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独立不久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如印度、埃及、印度尼西亚以及一些拉美国家，也在20世纪40年代～60年代推行了相似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

可是对于一个经济和现代科技都很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就不能依靠市场的力量。因为重工业是资本高度密集的产业，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叫作资本有机构成高，本质上就是相同资本能够带动的就业少，或者说每个劳动者占有的资本要远高于轻工业的要求。重工业具有三个主要特征：①项目投资密度大；②建设周期长；③关键设备和技术需要从国外进口，自己无法生产。但新中国的经济现实却是：①经济以农业为主，剩余资金非常少；②生产分散，快速集中和动员资金非常困难；③可出口的产品少，价格低，外汇少，外汇价格高。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需要和落后的经济现实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矛盾，必须通过制度安排的调整来予以解决。

首先，一个投资密度大、建设周期长的项目，在发展落后、资金短缺的经济体中，因为无法承担高额的利息费用和正常定价的原材料成本，所以根本无法以市场化利率的方式获得资金支持；为了保障这样的项目在财务上能够承担，以便于后续运作，就必然采取一系列扭曲价格的方法，形成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影响到每个企业的运行。在资金方面，在非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通常采取金融压抑方式人为压低正规金融机构的名义利率，在社会主义国家则直接取消市场化经营的金融机构，由国家通过计划的方式自己来分配资金，使银行只能发挥会计和出纳的功能，失去了市场化经营的银行的本质功能，成为财政的附庸。

其次，因本国出口创汇能力有限而外汇少，但进口机器设备和技术需要巨额外汇，这必然导致重工业项目与其他进口需要竞争有限的外汇，推高外汇价格，以至于可能使得优先发展项目的外汇无以保证；或者，虽然可以勉强保证，但折合为本币之后，项目投资费用大幅度上升，在财务上变得不可行。基于此，国家必然采取外汇管制的办法，人为地压低外汇价格，行政性地把有限的外汇资源向优先发展的重工业项目倾斜。

最后，建设周期长将使得快速集中和资金动员成为常态需要，在大规模同时开展多个重工业项目时，在建设时期就会产生对落后农业有限经济剩余的超常巨大需要，这种需要远远超过了按照市场平等交换的方式农民所愿意供给的能力。对于已经建成的企业，一个最简便的解决方法就是维持已建成企业的高利润作为下一期的投入。

这样，围绕着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就产生了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形成了宏观上扭曲价格信号、行政上计划配置资源、微观上剥夺企业自主权的“三位一体”的制度体系安排。这不仅在中国是如此，在许多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发展中国家都是如此。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传统经济体制形成的逻辑起点。

（二）由来已久的经济结构调整问题

基于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逻辑起点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使得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国民经济生产效率低下，效益不高，并引发其内部不断调整。后来在内部调整无效的情况下，发端于农村的改革激发了国民经济的活力，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给了国有经济以巨大的刺激，引发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而在此过程中，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受到重视。由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对事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经常有明确的表述。我们结合1991年到2006年的年度公报来看，以经济结构调整为主要体现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的长期性。

笔者采用的方法是按照年度顺序，问题置于前以便分析，而成绩以加括号的方式列于后作为产生问题的背景，以备参考；然后，对当年度的情况以评析的方式进行分析；最后，通过列表集中分析，归纳问题所在，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价。

我国经济运行中结构调整的问题在1991年之前就被明确提出来，并在观念上予以重视；但是，受制于旧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由于旧制度的惯性以及利益格局调整的困难，实际进程并不顺利，“结构调整进展较慢”，而当时的国民经济仍然以国有企业为重点和主干；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不高导致“国家财政困难大”，当年度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到8%之下，国家财政出现的实际困难是第二年邓小平同志南行讲话的重要背景。只有朝着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释放民间的创造活力，中国经济才会充满活力和希望。值得注意的是，城镇居民收入增加速度超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这主要得益于职工工资总额的增长。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速只有国民生产总值增速的一半。全国城镇居民1991年人均生活费收入为1570元，比1990年增长13.2%，扣除生活费用价格上涨因素，实际增长7.7%，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10元，比上年增长3.5%;扣除价格变动因素，实际增长2%。1991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3350亿元，比上年增长13.5%;职工平均货币工资2365元，扣除生活费用价格上涨因素，实际增长5.1%。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是，1991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9110亿元，比上年末增加2076亿元，增长29.5%。居民储蓄余额的大幅度增长超过国民生产总值增速，说明居民收入中的相当部分都被用于储蓄。而且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增加的绝对额（2076亿元）大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绝对额（不足1400亿元）。这是一个值得长期关注的现象。

而由“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偏大，货币投放增长过猛”来看，当时中国经济增长的逻辑是：以货币超经济发行带动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以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由于缺乏健康的金融体系与治理结构合理、行为规范的企业基础，中国的国民经济长期存在所谓的“活—乱”循环——“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这一循环的过程在金融体系由国家通过大型国有银行控制、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背景下，与国家的货币投放、利率政策关系极大。由于实施利率管制政策，当银行利率被人为压低就会刺激企业从银行贷款投资的强烈意愿，使得资金供给远远低于资金需求，要保证银行贷款的供需平衡就要实行严格控制政策。当国家放松对银行贷款的控制时，企业的贷款投资就会迅速增加，于是出现一段时期投资拉动的经济快速增长。在利率不变的情况下，储蓄增加的速度赶不上贷款发放的速度，经过一段时间就会产生贷款与储蓄之间的缺口。这个缺口需要依靠政府增发货币来弥补，通货膨胀随之而生，导致居民的不满和社会对政府的压力。另外，当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很快时，对建材、钢铁的需求也会快速增加，但是钢铁厂和电厂的建设周期相当长，短期之内产品的供给弹性非常小，当需求突然增加很多时，产品的价格就会快速上涨。同理，当投资活动增加，且生产活动增加时，对能源、电力、交通运输这些长线产品的需求也会迅速上升，它们在短期之内的供给弹性非常小，随之就会出现瓶颈。通货膨胀、长线产品供应紧张、出现瓶颈，这些都可以称为“乱”。治理乱象要三管齐下：第一，把利率放开，但国家一般不会这样做，因为低利率政策是维持经济效益低下的国有企业生存的必要条件。第二，进行国有企业改革，调整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改变国有企业的内在治理，建立起财务硬约束机制，这方面进展缓慢。第三，减少投资项目，人为强行地压低投资和贷款增长率，甚至采取“一刀切”的方式通过贷款紧缩对多项工程叫停。这就是所谓“收”。于是，投资突然下降，增长瓶颈固然被强制缓解，通货膨胀率也有望下降，可是企业效益也急剧下滑，经济增速放慢，就业不振，这是所谓“死”。时间一长，就业压力就会对社会稳定造成挑战。为了能增加就业，就需要增加投资，于是放松信贷控制，出现新一轮的“放—活—乱—收—死”循环。

1992年是属于“放”的阶段，当年GDP比上年增长12.8%，远远高于1991年7%的增长水平。1993年经济继续高增长，是所谓“活”，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在建规模过大”导致“市场价格涨幅过高”，“乱”的苗头已经出现，到了1994年问题更加严重起来。1994年是中国的改革年。“乱”象加重，开始“收”口。乱象典型地表现在物价严重上涨。

从1991年到1995年，中国经济实际上完成了一次“死—放—活—乱—收”的过程。从理论上讲，对于这种“活—乱”循环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解决思路，就是1994年提出的“银行商业化，利率市场化”让银行来选择投资的项目。若投资需求增加，则靠利率上升平衡之，这样，利率上升，投资需求下降、储蓄供给上升，投资和消费都下降，经济就不会过热。但是这种方案在国有企业没有活力的情况下难以实施。从1983年对国企实施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之后，国企就一直靠低息贷款生存，银行贷款的70%都贷给了国企。国企在拿到贷款之后，可能会因为经济效益不好而欠账，最后欠账变成了银行的呆账、坏账，银行承担了国企的财务风险，因而呆账、坏账比例居高不下，银行流动性的维系主要是靠居民不断增加的储蓄存款，以及央行的货币供给支持。不过，国企改革的进展是最大的缓解。

1994年启动的财税、金融、外汇、外贸、价格、流通等改革迈出重大步伐，取得的成果在随后的年份表现出来。

从1991年到1996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偏大是因利益所致，而农业投入不足导致农业发展滞后、农业基础薄弱也是制度使然，必然带来“物价总水平偏高”的结果。而“经济结构不合理，部分生产企业经营困难、经济效益不好”是一个持续性的问题。即使在1991年，经济结构调整也都是一个被明确了的问题，当时采用的治理整顿的策略是在原来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大框架内调整具体的发展方式。但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以改革促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经验。(www.daowen.com)

（三）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势在必行

改革开放40多年，以投资和净出口为主要拉动。伴随经济快速发展，中国积累了、提升了和新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而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增大，这些矛盾和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到了1999年，我们就有很大的前进、很大的提升，进入了一个由经济金融大国向经济金融强国转变的历史性的重大转折期。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第二大国，并正在向全球第一经济大国的目标挺进。纵观历史与现实，没有任何一个经济大国不是内需主导型而是外需主导型经济的先例。中国改革开放的前30年，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外需主导”有其必要与合理性，但也产生、提升与累积了不少矛盾与问题。以2008年出口与GDP的比值看中、美、日三国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分别为36.6%、7.9%和14.8%。中国以加工贸易为主对外部的高依存度，能源与资源的高消耗和对环境的高污染、高破坏同其低附加值、低效率、低效益间“三高三低”的不均衡日益突出。总体而言，这一发展方式是高倾斜性的和不可持续的，已到了难以承受、难以为继、非转变不可的时候了，而全球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又使这一转换调整变得更为复杂、尖锐和紧迫。所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与结构的转换调整既是历史的、理性的必然选择，也是现实的形势与需要的必然选择。

我国改革开放成果巨大，但是也产生了一系列的新的矛盾和问题。比如说为什么发展方式要改变？当中国的GDP规模做到将近40万亿元，进出口贸易做到3万亿美元，达到全球贸易10%以上，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出口国的时候，中国经济和金融与全球经济和金融之间的相互影响就会非常之大，这就是为什么2008年中国并没有金融危机，但在美国与欧洲发生的金融危机却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在东南沿海经济区，以加工贸易为主体的经济形态就面临着出口锐减的问题。危机使我们的贸易对象国失业增加、收入减少，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就会被迫减少，订单减少，我们的生产就减少，然后失业就增加，这就是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经济与贸易之间的客观联系。

中国的经济属于外向型经济，一直到现在各地的开发区、特区林立，全国最多时候曾经达到过七千多个，但实际上利用率却非常低，以国际市场为主要依赖的这种经济模式，有深刻的经济政治根源，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对外开放不是开放程度越高越好，对外开放也有它是一个手段还是目的的问题、对外开放成本和收益的问题，以及这种发展模式长期的后果和影响的问题。简单地说，这种发展模式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相当之高，这就意味着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的国家，它的经济发展状况就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过来制约和影响我们的经济。通常我们把出口总额做分子、GDP做分母，或者进口总额做分子、GDP做分母，或者进出口加在一起做分子、GDP做分母这个比率叫作开放度或者外向度，可以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对国际市场依赖的程度。反过来说，即是国际市场对你这个国家的影响的程度。过去40多年来，我们出口总额做分子，GDP做分母的比率最高曾经高到六成以上，现在仍然保持在36%～37%的程度。而美国，它的进出口贸易的总量比较大，全世界排在最前列，但是它的GDP更大，做开放度比较以后是多少？单就出口这个比率来说是7.9%，日本是14%多，中国是36%多。我们的感觉和规范化的科学研究准确地来描述是不同的——美国经济实际上是一个内向型的经济，它以本国市场为主要依赖；而中国恰恰是以国际市场为主要依赖。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就是内需不足，内需严重不足，内需长期不足。如此，产生了一个问题，改革开放为了什么？我们发展经济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国家的现代化，为了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为了提高国民的福利，根本上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我们国内的消费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面是从40%的程度逐渐下降到30%，而同样的这个比率在发达国家要占到60%以上。

2009年以来，在政府大规模财政刺激下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然而，单纯依靠政府公共投资支撑的经济增长难以持续；与此同时，一旦欧美等经济体复苏，中国经济也很难再搭上外需增长的便车。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已是刻不容缓。

（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金融的要求

经济结构的背后是金融结构，是资金投向的结构。经济结构调整需要财政税收工具，更需要金融支持，特别是政策性金融的支持。政策性金融具有指向作用。把调整金融结构作为转变金融发展方式的战略重点，通过金融资源定价的市场化来优化资金的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优化国民经济发展中要素投入结构。这就需要通过利率市场化进程，来提升存款利率整体水平，实现正利率，回报储蓄者，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除了有产业政策和财政政策之外，离不开金融行业的支持，特别是调整产业结构，要借助于资本市场通过企业的收购兼并来实现存量资本的优化配置，借助战略性新兴产业和资本市场的双向良好互动，实现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共同繁荣。

加快推进自主创新，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要求通过建设高品质的创业板市场，通过创新价值的资本实现，来实现对于创新者的激励，并为进一步的技术创新建立资金支持。通过产业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的运作，从制度上保障建立一个好的鼓励创新的金融环境。与此同时，要严厉打击为了投机牟利而上市的造假行为，确保创业板和中小板的发挥扶持高品质中小型创新企业的目的，而不是变成一个以造假为特色的伪创业板。

要与中国不断加深的开放型经济相适应，中国金融的对外开放也要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特别是在金融机构、金融投资的“引进来”与“走出去”之间要更加强调走出去；同时在注重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同时也要对内开放，解决超国民待遇与非国民待遇的优待外国资本、歧视民间资本的问题。

随着中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特别是后金融危机时代欧洲与日本的不景气状态，中国的出口增长空间被压缩；而美国金融危机期间政府耗资巨大的财政与银行巨额投资，不仅未能有效提升中国经济增长的品质，反而使本来应该进入调整的房地产业以及许多早就应该压缩产能进行调整的行业，得以苟延残喘，甚至出现了国企借机逆势扩张收购民营企业的行为。这说明，中国金融发展方式转变的政策环境和企业基础仍要改进。

1998年中国首次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需求不足，当时的政府与居民都感觉很奇怪，因为中国经济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主要问题就是经济过热，需求好像从来就不是问题。当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到国企改革的深水区时，如20世纪90年代对中小国企进行转制的过程中，大量的国企职工失去了收入，对未来的悲观情绪使大家不仅不敢增加消费，还要节衣缩食增加储蓄，政府首次提出了扩大内需的口号。从那时以来，消费的重要性就多次得到强调，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中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2年宏观经济数据显示，在经济增长的贡献中，最终消费贡献率比资本形成高1.4个百分点，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三大进展之一。随着我国由生存型阶段进入发展型新阶段，城乡居民的物质文化需求内涵、结构与规模都在发生深刻变化，消费结构正在由生存型需求向发展型需求、由物质性消费为主向服务性消费为主转变。在这个特定背景下，我国未来5～8年消费升级潜力与提升空间巨大。

从过去几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情况看，“十一五”期间年均增长18.1%，远高于“九五”时期的10.6%和“十五”时期的11.8%；2011年、2012年增长速度分别达到17.1%和14.3%。从未来发展趋势看，潜在消费规模巨大。仅以文化消费为例，目前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还不到3个百分点。如果“十二五”期间我国文化产业产值增加一倍，至少释放4万亿元至5万亿元的消费需求，增长空间巨大。

初步测算表明，消费增速每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将增长0.76个百分点。据此，如果到2020年城乡居民消费规模达到45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速达到7.66%～8.92%，经济实际增速可达到7%～8%。这表明，如果潜在的消费需求能够比较充分的释放，就有条件支撑未来10年7%～8%的增长。巨大的内需潜力尤其是消费需求潜力，将是未来5～10年我国转型发展的突出优势和主要动力。近年来的《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我国消费率从2000年的62.3%，逐年下降到2010年的47.4%，而世界平均消费率早在2003年就已达到79%。这表明，国内扩内需、提高经济内生增长动力的效应发挥仍不够明显。除了消费率逐年下降外，国内城乡间和区域间消费差距的扩大也需要得到重视。如城乡间居民消费差距，从1985年的1∶2.2，逐年扩大到2004年的1∶3.8，2010年为1∶3.6。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既是一场攻坚战，也是一场持久战，必须通过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来推动。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深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以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改革的新突破，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形成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安排，推动全国上下齐心协力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努力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而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转变金融发展方式，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