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体系一旦建立，就会产生网络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ies），使得其核心货币的国际可交易性不断增强。除非发生国际经济政治形势的重大变化，其他货币很难取代核心货币的地位。克鲁格曼（Krugman）证明，在位国际货币的吸引力将会自我增强，人们发现自己因使用他人使用的货币而受益，这种循环因果关系被称为网络外部性。在产业经济学中，网络外部性表现为消费者使用某种产品的价值，会随着使用该产品的用户总量的增加而增加，即原有的用户免费得到了由于用户数量的增加而新增加的产品价值，却无须为这一部分的价值提供相应的补偿，典型的例子是电话网络。与此相似，世界上使用某种国际货币的人越多，这种货币的国际可交易性越强，而更强的国际可交易性又促使更多的人自愿地使用它，从而形成一个正反馈机制。如马丹、陈志昂发现，对货币国际地位的最大影响因素是该货币在上一期中的国际地位。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的经济、政治实力明显衰弱，是英镑的国际地位帮助维持了它的国际可交易性。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国政府用贵金属从国外购买战争所需的各种资源，并发行政府债券为战争筹措资金。他们发行法币用于国内支付，因不同国家的法币比率相差很大，导致汇率的剧烈波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取消了在战时对英国、法国等盟国的财政垫款，如果英国试图保持对英镑的高估，将面临大量黄金流失的风险，这迫使英国暂停了英镑与黄金的可兑换性。直到1925年，英国才恢复战前的平价。澳大利亚、荷兰、瑞典和南非等国家也纷纷仿效。但是，在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下，英国无力维持战前平价，终于在1931年宣布英镑贬值，并停止了与黄金的可兑换性。不过，英镑过去的核心货币地位使许多与英国有密切贸易往来、依赖伦敦金融市场融资的国家继续将其货币钉住英镑，并持有英镑余额作为他们的外汇储备。1932年，国际货币体系分成三个集团：以美国为首的继续保留金本位制的国家、以英国为首包括钉住英镑的英镑区国家以及以德国为首的中东欧国家。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的国际地位维持了它的国际可交易性。虽然美元取消了与黄金的固定比价，与马克、日元等货币一样成为不可兑现货币，但在国际贸易计价结算、国际投资、国际储备等领域仍然是最主要的国际货币。甚至在国际经济金融统计中，人们也习惯了以美元作为衡量标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可能价值更加稳定，但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等宏观经济数据仍然是用美元来衡量，例如，联合国制定的贫困线标准是每天人均生活费用不足1美元。在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美元是独一无二的定价和结算货币。(www.daowen.com)

“在位”的国际货币有利于其发行国获得更多的国际经济利益，巩固货币的优势地位，增强发行国的经济实力，从而增强其可交易性。格林沃尔德（Greenwald）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指出，美元的核心货币地位使美国可以推行入不敷出的宏观经济政策，依靠贸易和财政双赤字推动经济增长。麦金农（McKinnon）认为，由于当今世界是以美元为本位的，国际的商品贸易和资本流动主要以美元计价，这使得美国可以以本币形式向外国无限期借款以掩盖其相对较低的储蓄水平而无须“纠正”经常账户赤字。如果美元不是国际储备货币，美国的赤字不可能维持长达20多年。李向阳认为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制为美国的负债消费模式奠定了制度基础，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早已瓦解，但美元仍然充当着全球最主要的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这是全球接受美国多年来维持经常账户逆差的原因所在。具体来说，国际核心货币的发行国有两个特殊优势，一是可以获得铸币税，二是政策的自主性提高。

非国际货币发行国在经济增长中的国际经济利益容易受损，经济实力的提升也会受到阻碍，货币的可交易性也会减弱。历史上有几次典型事例。一是日元国际化失败与日本泡沫经济破裂。20世纪70年代后期日本政府推动日元国际化对美元地位产生威胁，美国在1985年《广场协议》中与欧洲联手，压制日元升值，导致日本国内产业空心化和房地产价格飞涨。二是1997年东南亚各国汇率均钉住美元，日元贬值降低了东南亚国家的出口竞争力，这些国家在东亚金融危机中受损严重。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曾表示经济损失超过2000亿美元。三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等“金砖国家”和东亚等新兴经济体受到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冲击，国内出现较高的通货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