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很快，在世界经济、国际贸易中的比重不断上升，但是它们货币的国际地位并没有出现相当幅度的提升。这一方面表明在国际货币中存在明显的“网络效应”，货币国际地位的变化往往滞后于其发行国经济总量的变化；另一方面也说明，用传统的记账单位、交易媒介和储备资产三个指标来衡量货币国际地位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因为这些指标都是事后统计的，不一定能及时反映货币国际地位的实际变化。

在2012年的一篇论文中，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两位研究员阿尔温得·萨布拉曼尼（Arvind Subramanian）和马丁·凯斯勒（Martin Kessler）试图用新的思路研究新兴经济体货币国际地位的变化。他们认为，国际货币的记账单位职能体现在两个方面，对于个人和企业体现为它充当贸易和金融交易中的记账（开发票）货币，对于公共部门则体现为外国政府或中央银行用它作为本币的货币锚或钉住货币。以往的研究之所以难以深入，是因为既缺乏企业记账开票的货币构成比例数据，各国政府一般也不公布本国货币所钉住的外币种类和结构。

萨布拉曼尼和凯斯勒认为，如果一种国际货币被其他国家当作“参考货币（Reference Currency）”，则其他国家货币与该种国际货币间存在更大程度的共同运动（Co-movements）。这种共同运动可能是固定或半固定汇率制度下钉住政策导致的，也可能是市场力量推动的。而一种货币成为参考货币，也有利于其国际地位的提升，因为双边汇率的稳定将促使私人部门在交易中更多地使用这种货币。

萨布拉曼尼和凯斯勒研究了金融危机后人民币作为参考货币的情况。他们发现：①从2010年中期开始，相对于美元和欧元，人民币被更多的国家和更大程度上作为参考货币使用。②在东亚已经形成了一个“人民币区”，因为人民币已经取代美元成为东亚地区首要的参考货币。③人民币的参考货币地位不限于东亚，对于智利、印度、南非等国，人民币也是主要参考货币。

按照萨布拉曼尼和凯斯勒的研究，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地位的实际上升要大于用国际交易、国际储备比重变化衡量的水平，可能已经接近第三等级的“工具货币”层次。(www.daowen.com)

近几年，以巴里·埃森格林（Bary Eichengreen）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提出，货币国际地位中的惯性因素比通常认为的要小，因此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会更快地推动货币国际地位的提升。巴里·埃森格林和弗兰德鲁（Flandreau）使用关于全球外汇储备货币构成的新数据，发现美元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就已经超过英镑成为首要国际储备货币，比通常认为的要早20年。因此，国际货币的惯性和在位国际货币的优势没有想象的大。而且，20世纪20年代美元和英镑的地位平分秋色，说明国际货币体系中有可能出现两种核心货币并存的局面。

巴里·埃森格林和弗兰德鲁利用商业承兑汇票的标价货币数据，进一步研究了美元在国际贸易信贷领域取代英镑的过程。虽然直到1914年还几乎没有贸易信贷使用美元进行，但在20世纪中期美元已经超过英镑成为贸易信贷的主要货币。美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和美联储在纽约商业承兑汇票市场上的做市商地位均有助于美元在贸易信贷中使用量的迅速增加。

齐图（Chitu）等使用1914～1946年33个国家的国际金融交易数据研究美元和英镑的地位。在银行提供国际辛迪加贷款以前，债券是国际借贷的主要工具。国际债券通常不使用发行国货币而使用主要国际货币定值，因此国际债券市场中货币构成是衡量货币国际地位的合适指标。齐图等发现，在不考虑英联邦国家时，美元在1929年已经超过英镑成为国际债券的首要计价货币。而且，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存在美元和英镑共同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双极体系”，这与通常认为国际货币体系只有一种核心货币的观点相矛盾。

对于这些新观点，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戈什（Ghosh）等认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货币体系具有特殊性，当时黄金占世界储备资产的2/3，是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而黄金在当今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很小。因此，美元在20世纪20年代地位迅速上升的事例未必会在今天重演。福布斯（Fortbes）认为，国际金融交易在货币地位中的作用上升，而国际商品贸易在货币地位中的作用下降。因此，美元在以贸易为主导的20世纪早期的地位上升与当今以金融为主导的世界经济中货币地位的变化不能等量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