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谦益于明万历十年（1582）九月二十六日生于南直隶苏州府常熟县，字受之，号牧斋。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一甲三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礼部侍郎。南明福王时，官礼部尚书。入清以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充明史馆副总裁。清康熙三年（1664）五月二十四日卒于故里，享年八十三岁。

“非居盛文之邦，或游迹遍名会，或膺朝省硕官，其人自负学、好事而雄于财，又亲戚、僚友、子弟力为罗擿，贵鬻转钞，无不如志，不能名藏书家”^[1]。钱谦益成为首屈一指的藏书大家，固与其时运、地缘与个人等因素相关。

书业或繁荣或零落，折射着社会经济与时代文化的盛衰变迁。明正统、天顺以后，社会经济较明初有了很大发展，王学崛起及市民文化思潮的形成，改变了明初儒学发展的保守局面。至成化、弘治时，商品经济已十分繁荣，形成了许多商业中心。据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载：“今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阖闾也，临安也。”^[2]北京、南京、苏州、杭州是明中后期书籍的四大集散地，商贾云集。

燕（北京）中书肆“多在大明门之右，及礼部门之外，及拱宸门之西”^[3]，清初，移市“南城广安门内慈仁寺附近”，“海内舟车辐辏，筐篚走趋，巨贾所携、故家之蓄，错出其间，故特盛于他处”^[4]。“年年谪宦束书频，部帙襹褷卷未匀”^[5]，钱谦益九次往来京城，前后寓居近七年^[6]，搜讨至勤。明天启二年（1622），钱谦益“得司马文正公神道碑刻于长安肆中，纸敝墨渝，深加宝重”^[7]，其后“又于内阁借得刻本”^[8]《营造法式》三十六卷，校阅所藏之本。

金陵（南京）是明代重要的刻书中心之一，“擅名文献，刻本至多”。据张秀民《明代南京的印书》一文统计，仅民间书坊即有富春堂、世德堂、文林阁、大业堂、嘉宾堂、少山堂、奎璧斋、孝友堂、三多斋、九如堂等57家之多^[9]，“凡金陵书肆，多在三山街及太学前”^[10]。钱谦益《石田翁画奚川八景图歌》自注云：沈石田《奚川八景图》，“广陵李沮修见之于金陵王氏，询知为吾家故物，购以见诒”^[11]。清顺治五年（1648），钱谦益因黄毓祺案，至江宁诉辩，讼系期间，客居丁继之秦淮河房，开始编撰《列朝诗集》，“以银珰隙日，采诗旧京，得《金陵社集诗》一编，盖曹氏门客所撰集也”^[12]。“有采诗之役，从人借书。林古度曰：‘晋江黄明立先生之仲子（虞稷），守其父书甚富，贤而有文，盍假诸？’余于是从仲子借书，得尽阅本朝诗文之未见者”^[13]。钱谦益书友林古度，字茂之，闽人，住金陵，“贫士也，好其书，刻之白门”。钱谦益居金陵期间，与林古度过从甚密，留有诗作《次韵林茂之戊子中秋白门寓舍待月之作》、《次韵茂之戊子秋重晤有感之作》、《再次茂之他字韵》、《观闽林初文孝廉画像读徐兴公传书断句诗二首示其子遗民古度》、《次韵答皖城盛集陶见赠二首盛与林茂之邻居皆有目疾故次首戏之》、《岁晚，过茂之见架上残帙有感，再次申字韵》等。钱谦益后来回忆：“古度与余好，居金陵市中，家徒四壁，架上多谢翱、郑所南残书，婆娑抚玩，流涕渍湿。”^[14]

明代江南，经济富庶，水陆方便，书坊众多。武林（杭州）书肆“多在镇海楼之外，及涌金门之内、及弼教坊、及清河坊，皆四达衢也”^[15]。“杭州府由余杭县至齐云岩陆路”，“杭州府由苏州至扬州府水路”，“杭州府由江山县至福建省陆路”，“杭州由长安（镇）至上海县水路”等，为聚散各地刊刻的书籍创造了极为便利的条件。

吴地（苏州）书业至明而大盛，据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载：“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蜀本宋最称善，近世甚希。燕、粤、秦、楚今皆有刻，类自可观，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粤皆次之。其直重，吴为最；其直轻，闽为最；粤皆次之。”^[16]又云：“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蜀本行世甚寡，闽本最下，诸方与宋世同。”^[17]“吴中文风，素称极盛，俊士荟萃于兹，鸿儒硕彦，代不乏人。以故吴下旧家，每多经史子集四部书之储藏，虽寒俭之家，亦往往有数百册；至于富裕之室，更是连椟充栋，琳琅满目。故大江以南，藏书之富，首推吾吴”^[18]。苏州“书肆栉比，典册山积”^[19]，赵琦美云：“吴中廛市闹处，辄有书籍列入檐蔀下，谓之书摊子，所鬻者悉小说、门事、唱本之类。所谓门事，皆闺中儿女所说唱也。或有一二遗编断简，如玄珠落地，间为罔象得之。每从吴门过，必于书摊子上觅书一遍。岁戊子，偶一摊见《杂俎》续集十卷，宛然具存，乃以铢金易归。”^[20]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钱谦益于苏州故家得黄省曾《五岳集》，钱曾记云：“东川居士孙允伽跋云：‘此书序见黄公《五岳集》久矣。往来于胸中者三十年。岁已未，钱受之搜秘册于郡城故家，得黄公手稿，归以贻予。遂命童子录之。此书初未入梓，自稿本外，只此册耳。’”^[21]

“利愈厚则业者众”^[22]，明初朝廷政策极大地刺激了明代书业走向繁荣，“洪武元年八月，诏除书籍税”^[23]，规定“惟农具、书籍及他不鬻于市者勿算”^[24]，把书籍与农具并列为免税商品。随着造纸、印刷技术的迅速革新，饾版、拱花技术的发明，多色套印，铜、木活字印制成本“其价廉甚”，故致“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钱谦益“更不惜重资购古本，书贾闻风奔赴，捆载无虚日”。钱谦益藏《后汉书》终为完璧，当归功书贾，据《牧斋遗事》载：

初牧翁得此书仅出价三百余金，以《后汉书》缺二本，售之者固减价也。牧翁宝之如拱璧，遍属书贾，欲补其缺。一书贾停舟于乌镇，买面为晚食，见铺主人于败簏中取书二本作包裹，谛视，则宋板《后汉书》也。贾心动窃喜，因出数枚钱买之，而首叶已缺。贾向主人求之，主人曰：“顷为对邻裹面去，索之可也。”乃并其首叶获全。星夜来常，钱喜欲狂，款以盛筵，予之廿金，是书遂为完璧，其纸质墨色炯然夺目，真藏书家不世宝也。^[25]

钱谦益另一宝爱之本—宋版《左传》，亦是先得残本，后由书贾处得其所缺。钱谦益《跋宋版左传》云：

宋建安余仁仲校刊《左传》，故少保严文靖公所藏，其少子中翰道普见赠者。脱落图说并隐公至闵公五卷、昭公二十一卷至二十四卷，却以建安江氏本补足。纸墨差殊，每一翻阅，辄摩娑叹息。今年贾人以残阙本五册来售，恰是原本失去者。卷尾老僧印记，亦复宛然。^[26]

牧斋深解商贾狡狯之性，“贾人多就钞传写，因以购得秘本，营求贸易，辗转不厌”^[27]，因此，“昔有贾人持宋本萧常《续后汉书》求售，刻镂精妙，楮墨簇新，见者皆为悦目。牧翁不开卷掷还之，以其与运统背驰耳”。严修能云：“此等议论，谦益之所以成谦益也。”^[28]学问家钱谦益藏书更注重古书本身的学术价值。

自古欲成藏书之业，凡三要素，其一是对书籍的兴趣与爱好；其二要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其三得故家藏书散落之机。此三项钱谦益悉数皆备。

钱谦益故里常熟，人杰地灵，以“土壤膏沃，岁无水旱”而得名。据《常昭合志稿》载：“高乡濒江，有二十四浦通潮汐，资灌溉，而旱无忧；低乡田皆筑圩，足以御水，而涝亦不为患，以故岁常熟，而县以名焉”^[29]。常熟历代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才俊辈出。据《重修常昭合志》统计，唐进士1人，宋进士83人，明进士228人，清进士159人，其中状元8人、榜眼4人、探花5人、传胪4人，科举及第者数量多而品第高。《重修常昭合志》人物志载，自商周至晚清2937人，其中先贤5人、名宦168人、耆旧664人、文学家641人、藏书家71人、书家47人、画家203人、古琴家29人、医家110人、义行251人。就藏书家而言，据叶昌炽《藏书纪事诗》统计，所收五代以来藏书家739人，常熟籍者占10%。“自嘉靖以降，海宇平定，私家藏书极称一时风尚。……万历以后私家藏书，当以海虞为最盛。赵琦美之脉望馆、钱谦益之绛云楼以及毛晋之汲古阁，均以藏书雄视于东南”^[30]。“吾邑为藏书之邦。自元迄清，五六百年，项背相望，绵延弗绝，邑志人物传中特列藏书家一目，实属首创”^[31]。

钱谦益家学渊源，可追溯至六世祖钱洪。明崇祯年间，钱谦益得先祖一百三十年前旧物《奚川八景图》，欣慨交集，作《石田翁画奚川八景图歌》，追忆先祖耕读精神，其云：

茅屋沧洲自映带，书声渔唱相萦纡。江流无声清夜永，有人引书仍挈壶。......竹深堂高日清閟，琴剑彝鼎罗氍毹。纸窗摊书宿灯火，石鼎联句皆笙竽。......清平之世忠孝家，有此识字耕田夫。吾祖风流良可继，子孙不耕且读何其愚！^[32](www.daowen.com)

钱洪，字理平，号竹深。“性爱竹，种竹数十亩，有堂曰竹深处，日与通人高士，赋诗读书其中”。钱洪与兄钱宽同列景泰十才子，著有《竹深遗稿》。明景泰中，钱洪以国难输马于朝，得赐章服。“竹深之后，既科第鼎食，徙而城居”。

曾祖体仁，字长卿。勤学博闻，兼通经史，著有《虚窗手镜》。祖父顺时，字道隆，号竹所。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进士。《（康熙）常熟县志》载：（顺时）“生之所习为文空灵吞吐，横见侧出。长老皆惊怪之。……讲求天文、律历、河渠、兵农诸家之学。荟蕞成书，凡百余卷，名曰《资世文钥》，旁猎医卜、方技，无不该洽。”^[33]父世扬，字孝成，号景行子。“家世授胡氏《春秋》，训故充栋”，著有《春秋说》十卷、《古史谈苑》三十六卷。

“三世版图归脱屣，千年宗镜护传灯”。据《牧斋遗事》载：“大江以南，藏书之富无过于钱。”^[34]而当时善本书价之高，非望族巨富不可及。“赵吴兴家藏宋椠《两汉书》，王弇州先生鬻一庄，得之陆水村太宰家。后归于新安富人，余以千二百金从黄尚宝购之”^[35]；高诱注《战国策》，“天启中，二十千购之梁溪安氏，不啻获一珍珠船也”^[36]；苏眉山书《金刚经》，“徐孺安之长君圣木。持眉山手书《金刚经》一卷授余。余以赤金一握赠之”^[37]；宋拓《圣教序》，“近世绛云楼藏本为最，后入泰兴季沧苇家，价六百金”^[38]。钱家累世为官，虽非巨富，亦为望族。钱谦益曾追忆祖母卞氏及其家庭生活的场景，其云：

予为儿时，侍先祖母侧，习见家门故事......上日长至，相率具衣冠升堂肃揖，退而受家人朝谒。诸从叔及从诸姑之适人者，舒雁行列，以次登拜，如拜其大母。已而诸家奴数百指，拜贺堂檐下，叩头声喏而去。儿童少长，喧笑塞屋，纨绮杂沓，果饵狼藉。^[39]

文止数行，而卞太夫人的威仪与钱氏家道隆盛，亦栩栩然。《重建破山寺碑》载：明万历中，“破山古寺倾圮”，“善女人罄产倡缘”，“善女人”即钱谦益祖母卞太夫人。《常熟兴福寺志》载：“四天王殿。在山门内，万历四十七年海莲募，侍郎钱公领众建；地藏殿，在天王殿东。崇祯十一年治事僧契德募，钱公子孙爱建；东房，在寺界之东，空心潭、观音殿基址皆在焉。房之僧贫不能守，崇祯八年侍郎钱公......等赎归；高僧墓，去寺二百步，向入于民家。万历某年僧如子募，侍郎钱公赎归于寺，仍建四塔；菜园，在寺之西，凡三亩，寺之旧址入于民家，万历某年施主赠侍郎景行钱公捐赀赎归本寺。”^[40]牧斋世代佛缘殊胜，礼佛至诚，同时亦可见钱家财资雄厚。

“碧香茗叶青磁碗，红烂杨梅白定瓯”，绛云楼陈列更是钱谦益家业兴隆的见证：

房栊窈窕，绮疏青琐，旁龛古金石文字，宋刻书数万卷。列三代秦汉尊彝、环璧之属，晋唐宋元以来法书名画，官哥定州宣成之瓷，端溪灵璧大理之石，宣德之铜果园厂之髹器，充物其中。^[41]

陈康祺《郎潜纪闻》载有一则钱谦益贡物单，“其贡品，乃流金金银壶、珐琅银壶各一具，蟠龙玉杯、宋制玉杯、天鹿犀杯、葵花犀杯、芙蓉犀杯、法琅鼎杯各一进，法琅鹤杯、银镶鹤杯各一对，宣德宫扇、真金川扇、弋阳金扇、戈奇金扇、百子宫扇、真金杭扇各十柄，真金苏扇四十柄，银镶象箸十双”。受礼者豫亲王多铎笑言：“送礼虽不多，可倒有些分量。”^[42]

钱谦益主要经济支撑是祖业田产、仕宦俸禄，还有一笔是“文章伯”的润笔费。“宗伯文价既高，多与清流往来”，“顾盐台求文三篇，润笔千金”^[43]。李介《天香阁随笔》载：“唐伯虎客大宅，尝于屏上画宫女数百，服饰炫丽，姿态百出，共得四扇，传为宝物。后人求墓西溪，索为润笔资。后西溪子求墓文于钱牧斋，复为牧斋索去。”^[44]虽为小说家言，但牧斋“鬼文”确是不少。据《钱牧斋全集》统计，《初学集》：序281篇，行状4篇，墓志铭96篇，神道碑铭14篇，墓表20篇，塔铭8篇，传17篇，谱碟17篇；《有学集》：序359篇，墓志铭54篇，神道碑5篇，墓表10篇，塔铭10篇，传8篇；《牧斋杂著》：序122篇，行状2篇，墓志铭29篇，传4篇，墓表4篇。这个数量在钱谦益文集中占据相当比例，虽非皆为“卖文”之作，但润笔当不少。

钱谦益藏书增益主要集中在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至明天启四年（1624）前后，此一时期，钱谦益正值中年，四度进京为官，文坛声望渐盛，又适逢故家藏书散落之机。明天启元年（1621）前后，钱允治卒后，其“藏书一夕迸散”，钱谦益是否为“尽得”尚待考。但明天启四年（1624）赵琦美卒后，“赵氏藏书悉归谦益，则为事实”^[45]。明天启四年（1624），钱谦益还朝，以太子谕德兼翰林院编修充经筵日讲官，历詹事府少詹事，纂修《神宗实录》。这期间，钱谦益利用史官职位之便，抄写了不少罕见的珍贵古籍。“余于内阁钞李焘《长编》，只卷初五大本，余不可得”^[46]；“天启乙丑，牧翁削籍南还，托锦衣卫胡岐山于内阁典籍钞《昭示奸党三录》。是时逆奄用命，标题有‘奸党’二字，缮写者摇手咋舌，早晚出入阁门，将钞书夹置裤裆中而出。丁卯四月始卒业。……此则三厚本……牧翁据此考订《开国群雄事略》”^[47]。官南京时抄《清教录》，“闻《清教录》刻成，圣祖旋命庋藏其版，不令广布。今从南京礼部库中钞得，内阁书籍中亦无之”^[48]。钱谦益《跋宋版前后汉书》云：“赵文敏家藏前后《汉书》，为宋椠本之冠，前有文敏公小像。太仓王司寇得之吴中陆太宰家。余以千金从徽人赎出，藏弆二十余年。今年鬻之于四明谢象三。”^[49]此跋作于明崇祯十六年（1643），“藏弆二十余年”，购书当在明天启年间。

藏书增益的第二个重要时期是清顺治三年（1646）前后。明季丧乱，故家藏书散出，钱谦益此时供职京城，于残垣断壁间搜检遗籍。清顺治三年（1646），古本《列女传》“乱后入燕，得于南城废殿中”^[50]；“长安兵火后，有竖子以稻草为标，持宋刻《兰亭》三十余纸求售。胡井研以三十钱易之。乃游丞相家经进本也。余攘得四纸”^[51]；“乱后，余在燕都，于城南废殿得元集残本”^[52]；“于灰烬中检出宋刻唐诗数册，乃宋人赵氏所汇集，分门别类，无体不备”^[53]。

藏家聚书不外收购、借抄、受赠三种路径。牧斋喜抄书，纸用墨格或绿格，版心有“绛云楼”三字，“曰钱钞，常熟钱牧斋绛云楼钞本。……《袁簿》：墨格本《开国群雄事略》残稿本三册，绿格本《双陆谱》一卷、《玄玄棋经》一卷合装一本”^[54]。钱谦益《书东都事略后》云：“河南王损仲数为余言，《东都事略》，于宋史家为优。长安吕少卿家有钞本，遂假借缮写。”^[55]又如《草莽私乘》，“江阴李君如一家多藏书，有陶宗仪九成《草莽私乘》，余从借得之……手自缮写，不敢以属侍史，渍泪彻纸，不数行辄掩卷罢去也”^[56]。《真诰》“此钞依金陵焦氏本缮写”^[57]。《九灵山房集三十卷》佚名题：“我里蒋之翘字楚雅，隐尘市间，有藏书之僻。虞山钱牧斋宗伯编《国朝诗集》，尝就其家借书。”^[58]曹溶云：“昔予游长安，堂上列书六七千册，宗伯间日必来，来则遍翻架上，遇所乏，恒借抄写，如是数四。”^[59]当然，钱谦益亦非“片楮不肯借出”，《张说之文集二十五卷》卷八末冯舒题：“崇祯己卯，用钱牧斋抄本校，共增四叶。”^[60]

钱谦益交游满天下，“四方从游之士，不远千里，行縢修贽，乞其文刻系牲之石，为先世光荣者，络绎门外，自王弇州、李大泌以还，此事殆希见也”^[61]。晚辈学者为了得到钱谦益的提携与指教，投其所好，纷纷主动以书相赠，亦不乏友人联络友情相赠者。如《黄子久画》，“此幅为四明谢象山所贻。……今象山不远千里，邮致此图”^[62]。谢象山，名三宾，号寒翁，鄞县（今浙江宁波）人。钱谦益门人；又如宋版《左传》，“宋建安余仁仲校刊《左传》，故少保严文靖公所藏，其少子中翰道普见赠者”^[63]。严泽，字道普，严讷第四子，袭承家学，多藏时人“心慕手追”之佳品。严钱为世交，又为姻亲，严讷孙娶钱谦益妹为妻^[64]。藏书交换在藏书家间亦为常事，钱谦益致毛晋书中曾提到：“藏本皆家中所有，志书欲搜阅便可取去，不必相易也。”^[65]

“自宗伯倡为收书，虞山遂成风俗”，效尤者毛晋、钱曾、季振宜、冯班、陆贻典、徐乾学、吴骞、吴翌凤、黄丕烈、瞿绍基、张金吾等藏书大家，影响及于乾嘉、民国以至当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