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移动文物资产价格的实现形式，是不可移动文物公共产权各项权能的经济收益。当前不可移动文物在城乡建设及旅游开发中所产生的矛盾和面临的风险，很大程度上与其缺乏资产定价机制和产权流转机制有关。一味谈“文物无价”只能不断激化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而化解矛盾并将文物转变为经济增长点的关键在于不可移动文物定价机制的构建。

1.多元化的不可移动文物资产定价模式探讨

不可移动文物资产的定价模式可以分为市场定价与非市场定价。非市场定价往往是行政主导或干预不可移动文物资产定价，容易滋生“政府失灵”问题。而市场化定价机制可以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形成能够反映稀缺性和供求关系的价格信号，从而促进不可移动文物资产配置趋向帕累托最优。但由于“市场失灵”同样存在，不可移动文物作为一类特殊的资源性资产，其较强的外部性容易导致外部不经济和“搭便车”问题，且市场很难完整准确地反映其使用成本，为平衡资源使用的代际公平和体现合理的补偿价格，政府应适当干预甚至主导其定价。^[32]因此，不可移动文物单一定价模式并不可取，其定价机制也应强调多元化和层次化，根据不可移动文物资产的不同特征和不同地位来安排与之相适应的定价模式。

对于事关国家文化安全或具有特殊重大意义且外部性较大的不可移动文物资产，如在国际上可以代表中国文化形象的或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大陆边境地区及水下不可移动文物，采取行政主导或政府指导的定价模式是有效率的。因为其效率已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配置效率，更多还涉及政治和社会稳定乃至国家安全，政府的“有形之手”必须加强干预和主导定价方式。而对于绝大多数一般意义的不可移动文物资产，如省级、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以及尚未核定为保护单位的文物，由于其较强的竞争性，如果政府过度干预会导致价格信号扭曲从而引起资源错配或资源浪费，并可能滋生寻租、委托代理等“政府失灵”问题。因此，政府的“有形之手”应逐步退出并交由市场完成定价，从而优化资源配置并实现资源价值最大化。

不可移动文物资产定价的大趋势应是逐步弱化行政力量并趋向市场化。对于在不可移动文物资产市场配置中的“市场失灵”问题，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纠正市场失灵最有效的手段就是通过制度供给来引导并规范市场主体的理性行为，这比市场自发调节更有效率。政府在推动不可移动文物资产定价的市场化进程中，应包括研究建立科学的核算体系以全面反映不可移动文物资产的完整价格、界定行政干预与市场调节的边界、构建资产定价和产权交易制度、建立风险补偿机制、破除垄断势力、引入市场竞争并为市场竞价提供公平的制度环境等。此部分将在财政体制和政府职能转变章节详细阐述，在此不作赘述。

2.推进不可移动文物资产市场化定价的必要性

当前不可移动文物经营权转让定价的行为主体主要是分散的地方政府，其定价依据多为以现有水平开发的比较收益，其定价目的主要是为了带动本地区旅游业发展。在分散的政府定价模式下，往往无法准确评估不可移动文物资产价格，在巨大资金运转压力和旅游开发短视下过分压低转让价格，极端情况便是经营权的“零转让”。此外，这种经营权交易中分散的地方政府与具体企业进行“点对点”谈判的模式或形式上的招投标而实际内定的运作模式也为寻租等行为提供可能的操作空间。因此，推进不可移动文物资产的市场化定价可以有效保障不可移动文物价值转化为完全的资产价格。

价格是反映不可移动文物稀缺性和供求关系最有效的信号。在市场条件下，不可移动文物的稀缺性通过供求关系在价格上得以充分显现，并作用于市场行为来实现价值增值，达到配置效率的最大化。首先，市场化定价有利于不可移动文物资产稀缺性的凸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稀缺性通过供求影响价格，并一般呈正相关关系，越是稀缺的资源其价格越高，而行政定价将导致价格“刚性”，无论稀缺性怎样影响供求都无法传递给价格。其次，不可移动文物资产的市场化定价以及放宽市场准入，鼓励民间资本进入不可移动文物资产市场，与国有资本享受同等的市场准入权利，可以形成市场主体之间的有效竞争，其让渡方式为“价高者得”，能够高价获取的市场主体也往往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率和成熟的经营经验，从而促进不可移动文物资产价值增值。再次，不可移动文物资产的市场化定价可以依赖市场调节作用将其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让不可移动文物资产发挥更大的经济社会效益，从而达到配置效率的最大化。

3.构建不可移动文物资产的混合定价机制

从不可移动文物的价值计量到资产定价都是不可移动文物经济属性研究的理论探索，目前尚无法通过个案实践验证其准确性和可行性。对于作为国有资源性资产的不可移动文物，无论是市场定价还是非市场定价模式均有不足，市场定价机制虽能发挥市场机制促进不可移动文物资产配置趋向帕累托最优，但会产生“市场失灵”问题，非市场定价作为行政主导或干预不可移动文物资产定价模式则容易滋生“政府失灵”问题。作为一类特殊的资源性资产，不可移动文物资产市场化定价机制的构建绝不是从行政主导向市场主导的简单推进，而是一项包含价格体系制定和竞价流程制定的系统性工程。

在价格体系制定中，市场化定价可以反映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基本运行规律，而不可移动文物的资产价格应是包括不可移动文物整体价值量（无形的人力资本价值与有形的资源使用租价值）、货币价值变化、供求关系变化、代际公平以及外部性补偿的风险对价所构成的“完整价格”。即使是政府行政干预或主导定价，也应以不可移动文物资产的“完整价格”为参考依据。如果价格构成缺项，则将导致市场价格严重低于其实际价格，从而造成不可移动文物资产过度或无效低效利用。而不可移动文物资产的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其外部性补偿所产生的风险对价无法通过市场价格自行调节显现。因此，构建不可移动文物市场化定价机制，并非是把其定价权完全交由市场，而是需要将“完整价格”定价方式融入市场化定价机制中，如通过独立公正的第三方专业机构（可以考虑建立不可移动文物资产评估的专门机构）进行不可移动文物价值评估及风险对价测算。此外，不可移动文物资产监管部门需要在市场形成价格基础上辅之以必要的行政干预，来保障不可移动文物资产定价能够覆盖其开发利用的“完整成本”，并将定价过程纳入制度流程。

关于不可移动文物资产市场化竞价流程，则要求市场主体竞价全过程的公开透明，包括市场参与主体信息的公开透明、不可移动文物资产信息的公开透明以及竞价过程的公开透明。其竞价方式可以选择协商谈判定价、招投标定价、拍卖竞价或依托公开产权交易市场公开竞价，四种方式的市场主导作用依次增强，具体选用哪种方式，还需要取决于不可移动文物资产竞价的个案情况并受制于中国不可移动文物资产产权市场发育程度。

【注释】

[1]世界遗产中心.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EB].《操作指南》指出：“如果遗产符合下列一项或多项标准，委员会将会认为该遗产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所申报遗产因而必须是：（i） 作为人类天才的创造力的杰作；（ii） 在一段时期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内人类价值观的重要交流，对建筑、技术、古迹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iii） 能为延续至今或业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iv） 是一种建筑、建筑群、技术整体或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现人类历史上一个（或几个）重要阶段；（v） 是传统人类居住地、土地使用或海洋开发的杰出范例，代表一种（或几种）文化或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当它面临不可逆变化的影响而变得脆弱；（vi） 与具有突出的普遍意义的事件、活传统、观点、信仰、艺术或文学作品有直接或有形的联系；（vii） 绝妙的自然现象或具有罕见自然美和美学价值的地区；（viii）是地球演化史中重要阶段的突出例证，包括生命记载和地貌演变中的重要地质过程或显著的地质或地貌特征；（ix） 突出代表了陆地、淡水、海岸和海洋生态系统及动植物群落演变、发展的生态和生理过程；（x） 是生物多样性原址保护的最重要的自然栖息地，包括从科学和保护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濒危物种栖息地。”

[2]2015年新修订的《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中关于价值的阐释在2000年版的基础上新增了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准则》指出：“历史价值是指文物古迹作为历史见证的价值。艺术价值是指文物古迹作为人类艺术创作、审美趣味、特定时代的典型风格的实物见证的价值。科学价值是指文物古迹作为人类的创造性和科学技术成果本身或创造过程的实物见证的价值。社会价值是指文物古迹在知识的记录和传播、文化精神的传承、社会凝聚力的产生等方面所具有的社会效益和价值。文化价值则主要指以下三个方面的价值：1.文物古迹因其体现民族文化、地区文化、宗教文化的多样性特征所具有的价值；2.文物古迹的自然、景观、环境等要素因被赋予文化内涵所具有的价值；3.与文物古迹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具有的价值。”

[3]人力资本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沃尔什于1935年发表的《人力资本观》中首次提出。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贝克尔创立人力资本理论，开辟了关于人类生产能力的崭新思路。该理论认为物质资本指物质产品上的资本，包括厂房、机器、设备、原材料、土地、货币和其他有价证券等；而人力资本则是体现在人身上的资本，即对生产者进行教育、职业培训等支出及其在接受教育时的机会成本等的总和，表现为蕴含于人身上的各种知识、技能、体力、经验以及健康素质的存量总和。人力资本是具有经济价值的一种资本，可以在经济活动中给行为主体及其所属的社会带来收益。

[4]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8.

[5]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90.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10.

[7]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89-96.

[8]李金昌.资源经济新论[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93：36-40.

[9]根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教育是提升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同时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对于遗产单位使命的认知表明，教育应是遗产单位的基础和核心功能。参见Eilean Hooper-Greenhill.Education：At the Heart of Museums[Z].The Keynote Paper Presented to the Conference Organized by the Museum Education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and the Museum Education Association of New Zealand，Melbourne，September 1993.

[10]CVM是通过对消费者的直接调查，了解消费者的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WTP）或者接受赔偿的愿望来度量其调查对象价值。CVM是根据人们假想市场的回答来推测其偏好的“陈述偏好法”（Stated Preference，SP），计算的是基于效用约束的支出最小化的希克斯消费者剩余。TCM是通过消费者所有花费来对非市场环境产品或服务进行价值评估，通过估算需求曲线来计算消费者剩余，其价值量由产品直接花费和消费者剩余加总而成。TCM是根据人们真实的实际行动来间接推测其偏好的“表现偏好法”（Revealed Preference，RP），计算的是基于财富约束的效用最大化的马歇尔消费者剩余。效用价值理论认为商品的价值是通过人对物品或者服务效用的感觉和评价得到体现的，是一种主观心理现象，效用和稀缺性是决定商品价值的依据，价值首先决定于它对人类的有用性，价值大小则决定于它的稀缺性。效用的大小是依人们的主观评价而变化的。最后增加一个单位物品或服务的效用称为边际效用。某种物品或服务越稀缺，边际效用越大，其价值也就越大；反之，某种物品或服务供应量越多，边际效用越小，其价值也就越小。消费者剩余理论则是从边际效用理论演绎出来的，消费者剩余是指消费者消费一定数量的某种商品时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与这些商品的实际市场价格之间的差额。消费者剩余是衡量消费者福利的重要指标，一般认为消费者剩余达到最大的条件是边际效用等于边际支出。(www.daowen.com)

[11]预期收益资本化法，是指一个能永久地每年提供净收益的资产地资本化价值，等于每年产生的净收益除以贴现率。因此，收益的资本化价值，可看作其服务价值量或价格。

[12]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3]影子工程法是替代法的一种，即当某资源价值难以估算时，可借助于能够提供类似功能的替代工程或所谓的影子工程的价值来代替该资源的价值。

[14]通常国内外确定票价最高限额为居民月收入的1%，根据国家统计局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5年第四季度数据为21966.2元，则月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830元，设门票价格为居民月收入的1%，则约为20元。

[15]苏杨、张颖岚、王宇飞等.文化遗产蓝皮书：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报告（2015—2016）[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49-56.

[16]“十五”“十一五”“十二五”时期旅游增加值平均增速波动很大，因此，对于旅游收益年平均递增率的计算选取三个时期数值进行整体计算。

[17]德尔菲法又名专家意见法或专家函询调查法。是采用背对背的通信方式征询专家小组成员的预测意见，经过几轮征询，使专家小组的预测意见趋于集中，最后做出符合市场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结论。德尔菲法是依据系统的程序，采用匿名发表意见的方式，即团队成员之间不得互相讨论，不发生横向联系，只能与调查人员发生关系，以反复的填写问卷，以集结问卷填写人的共识及搜集各方意见。

[18]刘世锦.文化遗产蓝皮书：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报告（2012）[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63-66.

[19]征收耕地补偿标准：旱田平均每亩补偿5.3万元，水田平均每亩补偿9万元，菜田平均每亩补偿15万元；征收基本农田补偿标准：旱田平均每亩补偿5.8万元，水田平均每亩补偿9.9万元，菜田平均每亩补偿15.6万元；征收林地及其他农用地平均每亩补偿13.8万元；征收工矿建设用地、村民住宅、道路等集体建设用地平均每亩补偿13.6万元；征收空闲地、荒山、荒地、荒滩、荒沟和未利用地平均每亩补偿2.1万元。

[20]2011年年末结束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指一至六批，2013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为计入此次A1的统计。

[21]根据我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土地使用权出让最高年限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用地50年；商业、旅游、娱乐用地40年。

[22]2015年中国人民银行五年期以上贷款基准利率为5%。

[23]谢次昌.国有资产与物权法[J].中外法学，1997（6）.

[24]国土资源部第二调研组.我国国有土地资产管理调研报告[R].2003.

[25]吉富星.所有制实现形式与产权结构化的研究——兼论我国公共产权改革[J].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2014，06：151-163.

[26]市场贴现率指能够有效平衡保护成本和由于减少未来破坏损失所带来收益的贴现率。社会贴现率用来衡量社会福利或消费的效用随时间的变化率。社会贴现率往往低于市场贴现率。

[27]李金昌等.生态价值论[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99：61-64.

[2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6）[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171.

[29]刘世锦.文化遗产蓝皮书：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报告（2012）[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30]陈源泉、高旺盛.基于生态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生态补偿量化研究[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7（4）.

[31]生态足迹是能够持续地提供资源或消纳废物的、具有生物生产力的地域空间，其涵义是要维持一个人、地区、国家的生存所需要的或者指能够容纳人类所排放的废物的、具有生物生产力的地域面积。

[3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八条规定：“下列商品和服务价格，政府在必要时可以实行政府指导价或者政府定价：（一）与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关系重大的极少数商品价格；（二）资源稀缺的少数商品价格；（三）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四）重要的公用事业价格；（五）重要的公益性服务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