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无形的人力资本价值量（Q1*）的计算总额

全国不可移动文物原生的服务价值量（），即其教育价值量的计算可尝试采用影子工程法^[13]，以博物馆教育收益作为影子收益计算不可移动文物教育价值量。假设每处不可移动文物相当于一座露天博物馆的固定展陈，则全国76万处不可移动文物可视为76万个展陈。“十二五”期间博物馆参观总人次为317114万人（表3），则博物馆参观人次年平均递增率ge为10.67%。

表3　博物馆参观人次

数据来源：2012—2016年《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

另可知全国博物馆年均展陈（基本陈列+临时展览）约为2万个，则以2015年为基年计算，平均展陈参观人次约为3.91万人/个，设门票价格约20元^[14]，全国不可移动文物年平均教育预期收益额为：

关于贴现率r的推导和确定问题，会在下文一节另作详述。现设r=12%，则有：

衍生的服务价值量（）包括游憩价值量（）和科研价值量（），首先计算游憩价值量（）。不可移动文物旅游增加值可以近似看作全国文物旅游增加值减去全国博物馆旅游增加值。根据相关测算成果^[15]，不可移动文物在“十二五”期间的旅游增加值为748.6亿元（表4），则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旅游增加值年平均递增率gt为11.72%^[16]，以2015年为基年计算，取qt=186.87亿元。

表4　不可移动文物旅游增加值

数据来源：《文化遗产蓝皮书：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报告（2015—2016）》相关测算。

则有：

其次计算科研价值量（），“十二五”期间文物科研机构支出总额为9.08亿元（表5），假设50%用于不可移动文物，则全国不可移动文物年平均科研支出额年平均递增率gs为11.84%，以2015年为基年计算，取qs=1.18亿元。

表5　文物科研机构支出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官网。

则有：

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无形的人力资本价值量（Q1*）可以近似看作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教育价值量游憩价值量、科研价值量的加总。则有：

下面进行关于数据修正的讨论。由于对游憩价值量和科研价值量的计算均基于实际支出数据，其计算结果是在该计算基年已进行开发利用和已开展研究的不可移动文物的游憩价值量和科研价值量，并非是全部76万处不可移动文物的总体价值量；而对教育价值量的计算是基于影子工程法计算得出的替代价值量，其计算结果是在该计算基年全部76万处不可移动文物的教育价值量。三者由于计算方法和选取数据的差别，需要对数据结果进行进一步修正。由于实际支出数据即为市场价格，而市场价格代表了消费者在计算基年的实际需求，因此，需要引入一个能够代表不可移动文物服务需求相对水平的发展阶段系数α，来表征经济社会发展不同阶段下消费者对不可移动文物消费的相对水平。在已知该计算基年基于消费者实际需求的价值量Q的情况下，Q/α即为全部不可移动文物的总体价值量。设α=0.56（关于α数值由皮尔生长曲线模型推导的问题，会在下文一节另作详述），则修正后的计算公式为：

即经过数据修正后，全国76万处不可移动文物教育价值量约为49.45万亿元，游憩价值量约为13.31万亿元，科研价值量约为0.15万亿元，对三者计算结果进行加总，则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无形的人力资本价值量（Q1*）总额约为62.91万亿元。

2.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有形的资源使用租价值量（Q2*）的计算总额

首先计算全国不可移动文物历史遗留固有的地租价值量

关于不可移动文物稀缺性的等级系数β的确定，应建立一组指标并确定指标权重从而形成系统的评价体系。指标应包括文物自身属性和外部开发利用条件两大类：文物自身属性包括不可移动文物分级、在同类型遗存中的代表性、保存的真实性、完整性、可观赏性等；外部开发利用条件包括所在地交通、市政及公共设施状况、旅游业基础、人口密度等。评价指标体系适合运用德尔菲法^[17]求得。限于研究篇幅和研究精力，β的评价体系问题在此不作过多讨论，而β数值的选取，暂时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个案作为参考，根据相关测算^[18]，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带动周边土地价格增值效应约38亿元。根据其相关数据，可间接推算其土地溢价率对于不同功能用地可达到20%～80%。由于类似个案测算过于稀少，本次计算只能暂时假设β的影响因素只与不可移动文物分级关联，β取值则只与土地溢价率关联。参考大明宫案例，设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β1=1.7，省级文物保护单位β2=1.5，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β3=1.3，尚未核定为保护单位的文物β4=1.2。

不可移动文物所在地平均地价P0，限于数据获取渠道暂时无法计算各文物所在地地价，研究尝试以全国平均地价作为计算数据，即以《2015中国国土资源公报》发布的数据，2015年，“出让国有建设用地22.14万公顷，出让合同价款2.98万亿元”为依据，可近似看作全国国有建设用地平均地价为1345.98元/平方米，即13.4598亿元/平方千米。虽然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有对于不可移动文物土地权属的划分统计分为国家所有、集体所有、个人所有和混合，但如果集体所有土地地价的计算按政府征地补偿价格^[19]统计则过低，无法反映真实的市场价格。本次计算暂时忽略土地权属问题，P0取2015年全国国有建设用地平均地价。另根据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统计结果统计各级不可移动文物的总面积^[20]（表6）。

表6　各级不可移动文物面积

数据来源：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统计数据。

设土地出让年限均为40年^[21]，平均利息率i取5%^[22]，则有：

即全国不可移动文物历史遗留固有的地租价值量约为74万亿元。

再计算全国不可移动文物当代人类投入的资产价值量

对不可移动文物投入的资金总额M的数据，取“十二五”期间文物业支出总额，约1596.81亿元（表7），设其总额的50%为对不可移动文物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的加总。

表7　“十二五”期间文物业支出额度(www.daowen.com)

数据来源：2012—2016年《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

资金受益年限Y2取5年，平均利润率p取中国社会投资年平均利润率20%，则有：

即全国不可移动文物当代人类投入的资产价值量约为0.38万亿元。

即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有形的资源使用租价值量总额约为75万亿元。

3.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总价值量（Q*）的计算总额

下面对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无形的人力资本价值量（Q1*）和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有形的资源使用租价值量（Q2*）进行加总计算，获得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总价值量（Q*）。

其理论模型为：

其中：

Q*——全国不可移动文物价值总量

——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无形的人力资本价值总量

——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有形的资源使用租价值总量

——全国不可移动文物原生的服务价值总量

——全国不可移动文物衍生的服务价值总量

——全国不可移动文物历史遗留固有的地租价值总量

——全国不可移动文物当代人类投入的资产价值总量

——教育价值总量

——游憩价值总量

——科研价值总量

q——计算基年服务价值量

g——年平均递增率

r——贴现率

α——不可移动文物服务需求相对水平的发展阶段系数

β——不可移动文物稀缺性的等级系数

P0——不可移动文物所在地平均地价

A——不可移动文物总面积

Y1——土地出让年限

M——对不可移动文物投入的资金总额

Y2——资金受益年限

i——平均利息率

p——平均利润率

通过上述计算可得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总价值量为1376567.94亿元（表8），即约为137.66万亿元，约是计算基年即201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68.91万亿元的两倍。

表8　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总价值量

关于全国不可移动文物价值量数据推算的合理性问题，可以对比国内外环境价值的研究成果。如日本80年代初对全国森林的生态价值采用替代法进行货币价值的计算，结果合计达3.159×105亿日元，约为当年日本名义GDP的1.2倍。国内资源性资产价值也可查到部分相关测算成果，如1995年测算我国土地资源约15.72万亿元、矿产资源约96.03万亿元、海洋资源约2.44万亿元、草地资源约0.13万亿元、森林资源约13.74万亿元（1995年中国GDP为6.13万亿元）。^[23]2001年测算我国土地资产总量为25万亿元（2001年中国GDP为11.09万亿元）。^[24]2011年测算我国资源性国有资产（国有土地、自然资源等）价值约458万亿元（2011年中国GDP为48.93万亿元）。^[25]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中计算的2013年国家总资产为691.3万亿元（2013年中国GDP为59.52万亿元）。

另外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胡鞍钢等人于2007年撰写的《中国文化遗产与国家珍贵财富——关于大遗址保护的调查与建议》一文，计算出我国可移动文物价值以文物交易市场交易价格为参考价约20万亿元，并引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于2005年对我国不可移动文物的价值约为50万亿元的估算，相当于200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18.23万亿元）的2.7倍。虽然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的估值方法不详，但也可以从侧面佐证研究测算成果的合理性。

以上对于不可移动文物的价值计量均考虑计算数据的可获取性和便捷性，其计算方法更侧重对国家或地区的整体性测算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而个案测算方法可以更多参考国际对于环境价值的计量方法，如旅行费用法、实验评价法、市场价值法、机会成本法、费用分析法等，不过这些在国际环境价值计量领域理论研究和实践中发展相对成熟的计算方法是否适合于不可移动文物的价值计量，还有待更多个案研究的检验。目前不可移动文物总价值的计量采用的是根据价值分型分别计算并加总的方法，其各部分价值之间的相互关联、影响及其动态关系尚需进行更为精细的深入研究。而关于不可移动文物价值计量中一系列参数的确定如r（贴现率）、α（不可移动文物服务需求相对水平的发展阶段系数）、β（不可移动文物稀缺性的等级系数），也还需要通过建立一系列计量模型进行实证研究，限于研究篇幅和研究精力均笔者无法完成。此外，一些占地面积广阔并与周边自然环境和土地紧密共生的不可移动文物价值计量也应包含其所在地的环境价值和生态价值，但在此不做过多讨论。

由于计量模型的基础是数理模型，数理模型的基础是理论模型，首先，建立不可移动文物价值计量的理论模型和数理模型，才有可能在今后的实证研究中通过计量模型逐步完善测算方法和参数体系。其次，由于影响不可移动文物价值的因素很多难以确定，不可移动文物价值很大程度上受限于人类知识水平、认知能力以及考古发掘和鉴定的技术条件，因此不可移动文物的价值量并非静态而是在不断进行动态调整的。最后，不可移动文物价值计量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做到十分精确、尽善尽美，在当前研究水平和认知水平基础上，对于不可移动文物价值计量只能先解决从无到有的问题，再逐步从粗到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