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
全面深化改革，面对的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共同构成的非线性的复杂的巨系统，制度、组织、成员等社会“硬件”和观念、意识、价值等社会“软件”随时处于互动和变化中。改革过程无疑要不可避免地面对种种不确定性和风险，包括路径的不确定性、过程的不确定性和结果的不确定性等。我们现有的确定性知识无法对社会演进过程做出精确的计算，因此，改革需要的不是确定性的“工程思维”，而是不确定性的“社会思维”。
以现存风险和改革不确定性可能引致的公共风险为导向，来探索改革理念和改革路径，以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对改革过程不断进行修正和改良。应对复杂的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防止系统性风险的唯一途径是改善治理结构、强化治理能力，即通过制度创新为改革注入“确定性”，从而形成认知公共风险—创新治理方式—注入确定性—防范化解风险的治理过程。这个治理过程也并非单一线型的，而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也会为社会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并引发不可预知的风险，并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来认知、治理、防范和化解风险。在每一轮循环中，国家和政府自身应对和防御不确定性和公共风险的风险理性水平也在不断提高，表现为制度改进、知识进步、技术提升以及公共创新能力和公共风险意识的提高。这些既是以体制机制改革注入确定性的过程，也是国家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
2.政府治理需要“确定性”的权责边界
形成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其核心是正确处理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实现政府、市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与共治共享。为政府治理注入“确定性”，不仅包括治理结构的优化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也需要不断明晰政府权责边界，全面深化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将原来完全由政府承担的风险，部分转变为由企业和个人来承担，政府只承担“确定性”的有限责任。只有市场机制化解不了的风险才会转化为公共风险。换言之，向市场和社会分权的过程，也是向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分散风险的过程。
政府作为社会公共权力机构，在风险治理中必然是占主导地位的治理主体。政府对公共风险的认知、态度及管理能力，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系统对风险的控制能力。而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作为利益相关者，也需要在风险治理中拥有更多的平等机会和权利参与，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充分发挥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在风险预警、消减、转移和共同承担等方面的优势，可以提高公共风险管理效率，有效防止风险累积并转化为系统性风险。体制机制改革应为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建立正式化、制度化、固定化的参与渠道，从而实现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公共风险治理。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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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J].求是，2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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