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界观的变迁：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

世界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斯蒂芬·威廉·霍金在《时间简史》一书中介绍了1926年由德国科学家威纳·海森堡提出的著名的不确定性原理，霍金指出：“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是世界的一个基本的不可回避的性质。” 不确定性原理颠覆了20世纪以前曾经一统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牛顿经典力学体系确定性世界观下的科学宿命论，并对我们的世界观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线性的、确定性的世界，而是在面对一个非线性的、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线性情形下，变量之间的关系是明确、清晰而固定的，确定性也不过是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一种例外，所谓的规律、决定论、可预测性只是大脑对历史事件进行选择性过滤和联系的猜测。线性和确定性是柏拉图式的观点，而非世界的常规现实，非线性和不确定性才是世界的本质。非线性越大，变量的函数与变量本身的行为差异就越大；变量越不稳定，不确定性就越强。面对高度不确定性的现实世界，我们只能说有某种存在的可能性，却无法计算得到一个精确的结果。

英国哲学家、数学家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曾说过：“对确定性的追求是人类的本性，也是一种思维的恶习。”然而在不确定性的世界中，人类在理性上总是需要构筑不同层面上的确定性来保护和激励自身，并消除不确定性带来的恐惧。人类对于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所有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都是在追求确定性。在应对来自自然的不确定性中，催动了科学和技术进步。而在应对来自社会内部和人自身的不确定性过程中，则产生了制度变迁。科技与制度支撑起了人类自身理性的确定性世界，然而科技文明进步也给人类带来了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和威胁，制度文明的进化则更加曲折、艰难、充满不确定性。人类无法预测社会的历史进程，如同无法预测自身的前途命运一样。批判理性主义创始人、著名犹太裔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指出，为了预测历史事件需要预测技术创新，而它从根本上是不可预测的。波普尔的好朋友、奥地利经济学派领袖哈耶克也认为，真正的预测是由一个系统有机地完成的，而不是通过指令完成的。随着科学知识的增加，我们高估了自己理解构成世界的微妙变化以及每种变化赋予重要性的能力。哈耶克反对在社会科学中使用硬科学的方法，并批评了其方法的工程学思维，他贴切地称之为“科学主义”。随着不确定性世界观在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确立，科技与制度的“确定性”，正在被“不确定性”这个更宏大、更一般的基础所取代。

二、应对不确定性的风险理性与制度变迁

在不确定性逻辑引导下，人类追求确定性的理性便转化为对各种不确定性的预警能力和应对能力。不确定性向有利的方向发展是机遇，人类理性的运用在于如何抓住和利用机遇；不确定性向不利的方向发展则是风险，人类理性的运用便在于如何防范和化解风险。当个人风险造成“社会性”后果、带上“公共性”色彩，便异化为公共风险；当个人风险理性不断累积、代代传承，便转化为集体和社会的公共风险理性，并最终“沉淀”为各种社会制度来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

从公共风险的角度来讲，所有制度都是某个特定历史时期公共风险理性催生出来的集体自我保护机制。制度变迁与公共风险互为因果：制度变迁的动因是防范化解已知的公共风险，由于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充满不确定性，制度变迁本身也将催生新的公共风险，而新的公共风险又被公共风险理性所感知，从而推动了新的制度产生及进一步的制度变迁。这种循环往复的制度变迁过程，便是国家作为治理主体进行制度改革的过程。改革，就是通过制度选择来逐步明晰、分散、防范、化解公共风险的过程，从而防止风险累积，降低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突发性系统性风险。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领域全面深化改革，即是通过系统的制度改良来防范化解公共风险，从而达到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国家治理的本质即是对冲经济社会运行中的不确定性和治理公共风险，改革的过程即是为国家治理强化公共风险理性和注入“确定性”的过程。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国家和政府自身防范和化解经济社会运行不确定性以及公共风险的风险理性水平不断提高，这个提高的过程即是国家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

三、传统文物治理思维和治理路径面临挑战(www.daowen.com)

回到文物部门治理这个角度来看改革，新时代下的文物保护利用传承，既面临着已经累积、爆发的文物安全和在土地、资金、民生等领域的风险和困局，也面临着“全域旅游”语境下的普遍、被动、无序的市场化进程所带来的潜在风险。我国现存登录的76万余处、总面积占国土面积近1%的不可移动文物，大部分叠压在城镇建成区和农村用地之中，人类生产生活活动频繁。如何有效防范化解中国文物保护利用传承中的“灰犀牛”和“黑天鹅”，进而“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 需要运用不确定性和风险思维来应对和进行制度改良。

传统的文物治理思维，是线性的和确定性的。每年批多少个文物保护规划项目以及保护工程和展示工程，中央财政支持多少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划定多少个大遗址保护片区，建设多少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等都是可计划的，这种确定性的治理思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完全可控并可以实现的。然而市场经济体制下，传统的治理思维和治理模式已不再适应，需要进行新的探索。传统文物治理的路径依赖，是“确定性思维”泛化的后果，它将文物治理视为一个“工程”来看待：无论多么复杂的工程，都必须以“确定性”为前提，按照施工图精确施工，允许有误差却不允许有不确定性存在，否则工程就会垮塌。而现实世界的文物保护利用传承，不仅仅涉及单方面的文物保护，还必然融入经济社会运行、文化传播乃至生态环境保护等方方面面所构成的复杂的巨系统，复杂系统内部必然充满着难以预测的相互依赖关系和非线性反应。自上而下的单一计划虽然确定，但自下而上的市场推力和社会推力是不确定的且越来越强，有许多未知的因素是无法通过精确计划和计算来驾驭的。依旧以“计划思维”和“工程思维”来绘制文物保护利用传承的“施工图”，在事实上是不可能实现的。

四、基于不确定性和公共风险理论的文物治理变革

在文物保护利用传承中对冲不确定性并防范化解各类公共风险，需要文物治理在理念、制度、技术各层面的变革。在理念层面，应破除文物治理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确定性思维，以风险理性系统认知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大背景下文物保护发展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和公共风险，正确看待文物经济价值并树立文物资产理念，强化文物治理的法制思维。在制度层面，应以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加快文物部门政府职能转变，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文物治理政府从大包大揽的现状，改善政府在文物治理中的缺位、越位和错位问题。通过推动政府主导的资产化改革促进文物治理主动而有序地向市场和社会分权。在厘清政府、市场与社会的职能边界基础上，重新调整文物部门中央和地方关系，完善中央和地方两级治理架构。在技术层面，应加强对文物价值计量、资产定价、资产核算、公共产权结构化、产权交易、收益分配、治理主体事权划分等资产化改革中的关键技术问题的探讨。新时代下的文物保护利用传承，需要理念、制度、技术层面的全方位系统性变革来应对和探讨新时代下文物治理的新问题与新路径，重塑文物治理改革的“市场思维”和“社会思维”。

不确定性和公共风险理论视角下的文物治理变革，是以文物面临已知的公共风险和改革不确定性可能引致的公共风险为导向，来探索新时代下文物保护利用传承的改革理念和改革路径。应对复杂的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防范化解文物保护系统性风险的唯一途径是改善文物部门治理结构、强化治理能力，通过制度创新为改革注入“确定性”，从而形成认知公共风险—创新治理方式—注入确定性—防范化解风险的治理过程。而这个治理过程也并非单一线型的，而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文物治理向市场和社会分权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调整等制度改革创新本身，也会为文物保护利用传承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并引发不可预知的风险，进而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来认知、治理、防范和化解风险。在每一轮循环中，文物部门的风险理性水平和风险治理水平将得到不断提高。这个提高的过程，也将是推进文物行业政府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