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推定制度及基础事实固然要充分考虑刑事政策因素，但是，也要把握刑事政策的界限，避免刑事政策逾越本位。刑事政策具有局限性，只能提供导向作用，不能起到替代作用。在推定制度中，刑事政策也具有局限性，即刑事政策只能对推定模式、推定制度中的基础事实起导向作用，而不能替代推定制度本身，突破推定制度的底限。

首先，刑事政策不能推翻现行司法解释的规定。虽然从司法解释应然属性的角度分析，司法解释是司法机关对法律适用所作的解释。但在实然层面上，司法解释的规定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普遍适用性，司法机关是将司法解释作为《刑法》的扩展内容加以适用的。因此，司法解释的实际作用相当于《刑法》本身。鉴于刑事政策只具有导向功能，而不能替代法律，因此，对于现行司法解释中已有的推定模式和相应的基础事实，不能根据刑事政策的变化对其作出调整；否则，司法实务中就会出现刑事政策代替法律的现象。同时，“两高”及相关部门出台司法解释的初衷，就是为了统一法律适用的标准，对各地司法机关产生约束力。若因刑事政策的变化，而对司法解释中已有的推定模式及相应的基础事实作出调整，显然有违出台司法解释的初衷。

其次，刑事政策对推定模式的调整不能无视特定犯罪对象本身的特性。虽然刑事政策可以影响司法机关对推定模式的选择，但是，鉴于刑事政策功能的局限性，在推定模式调整中，仍要对特定犯罪对象本身的特性进行判断，并在合理范围内对推定模式作出调整。不能因刑事政策加大了对某类犯罪的打击力度，就无视特定犯罪本身的特性，对不适合采用从严推定模式加以推定的特定犯罪对象，强行采用从严推定模式。《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中对幼女“明知”的推定，就反映出刑事政策在推定模式的调整中有限介入，并恪守本位。在幼女“明知”的推定中，司法解释充分考虑到了幼女本身的特性，采用了区别化的推定模式。司法解释未因刑事政策加大对性侵幼女犯罪打击力度，而不问幼女的特性，将推定模式一律调整为从严推定模式。本文认为，该司法解释充分体现了刑事政策的导向功能，严守了刑事政策的界限。(www.daowen.com)

最后，刑事政策不能突破经验法则，也不能排斥行为人的合理解释。由于推定制度的逻辑基础是经验法则，因此，刑事政策对推定制度中基础事实的设定与调整，只能在经验法则的限定范围内，而不能突破经验法则，随意设定或调整基础事实；否则，刑事政策就可能突破其固有的导向职能，使推定制度形同虚设。同理，刑事政策不能挤压行为人合理解释的空间。不能因为刑事政策从严惩治某类犯罪，就剥夺行为人作出合理解释的权利；也不能因为刑事政策对某类犯罪从宽处理，就放宽对“合理解释”的要求，即只要行为人作出解释，不论该解释是否合理、是否有相关证据证实，就推翻先前推定的事实。

综上所述，可以根据特定犯罪对象的特性、相关刑事政策的导向来具体确定推定模式。对于外形特征较为明显、不易发生混淆的犯罪对象，应采用从严推定模式；反之，应采用适度推定模式。对于刑事政策从严惩治的犯罪，应通过从严推定模式对行为人的主观认知进行推定；反之，应采用适度推定模式。同时，在适度推定模式中，也可以特定犯罪对象的特性、相关刑事政策导向的不同，设置不同的基础事实。对于外形特征较为明显、不易发生混淆的犯罪对象，宜以普通的“异常情况”作为基础事实；反之，应选择明显的“异常情况”作为基础事实。对于刑事政策从严惩治的犯罪，宜以普通的“异常情况”作为基础事实；反之，应以明显的“异常情况”作为基础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