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适度推定模式中，推定不同特定犯罪对象“明知”的基础事实存在程度差异。本文认为，选择何种类型的基础事实，取决于特定对象本身的特性及不同犯罪刑事政策的导向。基础事实的设置与经验法则息息相关。某些特定犯罪对象特征明显，在认识上不易与其他对象发生混淆。对于此类犯罪对象，司法解释在基础事实设置上通常会降低限定要求，只要存在普通的“异常情况”即可推定行为人存在“明知”。而某些特定犯罪对象在认识上可能会与其他种类对象发生混淆。为体现主客观相一致原则，给行为人适度保留出罪空间，司法解释在基础事实设置上往往会提高限定要求，必须存在明显的“异常情况”方可推定行为人存在“明知”。以相关司法解释中对于假冒烟用注册商标的烟草制品，盗窃、抢劫的机动车、恐怖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明知”的推定为例。恐怖组织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特征明显，在认知上通常不会与其他合法组织、团体发生混淆，因此，司法解释中的基础事实基本采普通“异常情况”，诸如行为人的职业、教育程度、组织规模及从事的活动等。假冒烟用注册商标的烟草制品、盗窃、抢劫的机动车外形与正品烟草制品、合法途径获取的机动车差别不大，在认知上容易混淆，即便销售或购买价格低于市场价格或是手续违反规定，也很难认定行为人对于烟草制品、机动车的非法性质、非法来源具有“明知”。因此，司法解释中的基础事实大多是明显的“异常情况”，只有存在销售或购买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手续明显违反规定等事实，司法机关才能推定行为人具有“明知”。

除犯罪对象本身的特性外，刑事政策也是影响基础事实类型的因素。推定制度中基础事实的程度会受到刑事政策的影响。对于刑事政策要求从严惩治的犯罪，司法解释通常会放宽推定标准，使犯罪认定向易于入罪的方向倾斜；对于没有特殊倾斜的犯罪，司法解释一般会收紧推定标准，使出罪和入罪趋于平衡。再以相关司法解释中对于假冒烟用注册商标的烟草制品、盗窃、抢劫的机动车、恐怖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明知”的推定为例。对于涉恐、涉黑犯罪我国奉行从严惩治的刑事政策，而对于知识产权及财产犯罪，在刑事政策方面不存在特殊倾斜。正因如此，对于涉恐、涉黑犯罪中行为人的主观“明知”，司法解释放宽了推定的标准，降低司法机关证实行为人对特定犯罪对象具有“明知”的难度；对于知识产权及财产犯罪中行为人的主观“明知”，司法解释稍稍收紧了推定的标准，略微提高了司法机关的证明难度，平衡出罪和入罪的空间。(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