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2008年“两高”印发的《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首次提出“财产性利益”的概念后，“两高”2016年发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再次明确贿赂犯罪中的“财物”包括货币、物品和财产性利益。但是，两次司法解释均采取列举的方式，如，提供房屋装修、含有金额的会员卡、代币卡（券）、旅游费用等，在有权解释层面，将“财产性利益”正式纳入商业贿赂的犯罪对象之中。^[6]但是，由于文字的局限性，“两高”《意见》仅仅通过列举的方式将财产性利益限定为“可以用金钱计算数额的财产性利益”。“财产性利益”的内涵和外延仍然给司法的具体适用带来困惑。对于行受贿犯罪中的“财产性利益”的不同理论解读，可以直接影响到案件的定性。

案例1中，法院认为四川禾X公司因拆借资金给付给张凯两次共36万元现金系资金占用利息，并非四川禾X公司给张凯的行贿款；成X集团虽然出借资金，但因资金及时归还，其不知道还有36万元的资金占用利息，因此，该36万元也非成X集团给张凯的行贿款。很明显，法院是按照典型的对合犯理论，受贿行为必然对应行贿行为，该36万元是四川禾X公司支付的利息款，不能构成受贿。而出借方成X集团免费出借资金，在证据意义上的出借方成X集团与张凯没有书面约定利息，“不知道”资金有利息，主客观不能相统一，故不构成行贿。实际上，行为人通过各种手段获取的财产性利益，往往以消灭他人既有权利，为自己或第三人创设新的权利为表现形式。该判决中，该36万元作为过桥资金产生的利息，可视为一种财产性利益，因法官将财产性利益理解成必须依附于行贿人所贿送的“财物”有体物。据此角度看，刑法上无法对张“空手套白狼”的行为作评价。

而在案例2中，刘明安找郑借给黄500万元，黄续贷成功后将钱以及利息还给郑，刘明安仅过手，便获得了“借款人”转汇的“利息款”。法院认为刘明安获得的“利息款”具有和相应财产性利益之间的对应关系，因此判定为受贿。(www.daowen.com)

在案例3中，于某取得了某些利益，因此，其将部分利益转化为“财物”，以维持权钱关系，才能够使其愿意利用自己手中的职权为对方谋取利益，从而达到权与利交换的效果。此时，财产性利益已经实体化，已转变为有形的形式，因此法院判定为受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