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在特别刑法中，有关受贿罪的规定也很多。如，“二战”中，为构建管制经济体制，以形成其组织基础为目的而制定的《有关整备经济关系罚则的法律》（1944年·昭和19年法律第4号），现在也承担着新的目的，针对运营铁路、电力、天然气等垄断事业的公司以及从事管制业务的公司等的职员，^[6]规定了单纯受贿罪（第1条）、事前受贿罪、加重受贿罪（第2条）及行贿罪（第4条）。

另外，为了处罚作为刑法中斡旋受贿罪的周边行为的政治家等调解（斡旋行为），2000年（平成12年）制定了《处罚有公职者基于斡旋行为而利得的法律》（2000年·平成12年法律第130号），该法一般也被称为斡旋利得处罚法。

为了应对不断增加的大规模企业的倒产，同时为了统合消费者破产中的破产程序与免责程序，作为破产、倒产法制全面修正的一个环节所制定的《破产法》（2004年·平成16年法律第75号）中也规定了破产管理人等的单纯受贿罪（第273条）、行贿罪（第274条）。作为邮政民营化的一环所制定的《日本邮政株式会法》（2005年·平成17年法律第100号）中规定了对于董事等单纯受贿罪（第19条）和行贿罪（第20条）的规定。《公司法》（2005年·平成17年法律第86号）中规定了对公司发起人、董事等的行贿、受贿罪（第967条），有关股东权利行使的行贿、受贿罪（第968条）。(www.daowen.com)

最近，随着日本的知识、技术、经验的增长，针对在海外从事通信、播放、邮政事业的人通过对他们进行资金的支援，以提高日本从业者的收益为目的而制定的《海外通信、播放、邮政事业株式会社支援机构法》（2015年·平成27年法律第35号）中也规定了董事等单纯受贿罪（第40条）及行贿罪（第41条）。

这样，在特别刑法中规定贿赂犯罪的法律增加了，意味着其射程范围被扩张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