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契约最大的难题，在于如何适用法律，投资型保险契约也是如此。依契约自由原则，当事人在不违反强制性规范及公序良俗的前提下，可订立任何内容的契约，称为“契约类型自由主义”。^[57]以混合契约为代表的非典型契约的大量存在，正是应现代交易的需要，但也面临着如何适用法律的难题。原则上，作为契约自由原则之产物的非典型契约，法官于解决当事人所订非典型契约纠纷时，自应先行尊重当事人约定，若当事人并无约定，或当事人约定不明确时，自可适用民法总则及债篇通则有关契约之规定；若契约内某一事项，与民法债篇各种之债所定典型契约相符合时，亦可适用有关典型契约之规定；如全无可资适用之法规，而有习惯时，应适用习惯，无习惯时应依法理解决。^[58]就投资型保险契约如何适用法律的问题，应根据是否设立专门的分离账户，将投资型保险分属不同的混合契约类型，^[59]应用不同的法律适用方式。^[60]未设立分离账户的投资型保险，实属于典型契约附其他种类的从给付，有如分红险与预定收益型产品，实际上只是在传统保险契约的基础上增加分红或其他理财功能，保险部分为主要部分，投资部分为非主要部分。对此，原则上仅适用保险契约的规范，因为非主要部分被主要部分所吸收。而设立分离账户的投资型保险，当属于类型结合契约，典型如投资连结保险以及其他设立分离账户的保险产品，应对保险账户与分离账户分别适用各部分的契约规范，并依当事人可推知的意思进行调和。但是，尽管原则上可以如此适用，仍将面临不少难题，比如在投资部分为非主要部分的情形下，投资型保险也与传统保险有所不同，故而仍应使得保险人承担更严苛的说明义务，但现行保险法并未明文规定。又如分离账户的属性显然与保险契约有所扞格，能否突破现行保险法依损失补偿原则、最大诚信原则与对价平衡原则所构建的规范，也是尚存争议的问题。

因此，对于投资型保险契约的法律适用，应当从解释论转向立法论，实现由混合契约向典型契约的转型。其实，自投资型保险产生以来并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已经形成以“投资＋保障”为基础的自有特点，我国保监会虽然也有相关政策法规专门规范投资型保险，但仅是从监管法的角度，而非从契约法的角度予以调整，故无法妥善调适契约当事人间的关系。法律在契约类型自由主义下创设典型契约，其主要机能有二：一则以任意规定补充当事人约定的不备；另一则是以强行规定保护当事人的利益。^[61]正因如此，非典型契约自产生之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当其基本内容与特点已然形成并具有成熟性与典型性时，立法应作相应调整，使之成为典型契约。所以，投资型保险的法律适用，还是依赖于我国未来的立法，而究竟将投资型保险置于何处，具体适用何种法律，关键在于对投资型保险契约的法律定位。(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