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就算没有医疗保险，也会有医院和医生，但是，如果没有介护险，能够提供的介护服务则是有限的。

前面几篇文章中，我们密切关注了日本的老龄化困境。我们更要注意到，1970年就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日本，在养老服务业也积累了大量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日本的游戏产业在全球领先，如果有人说，日本有一家养老院借鉴了游戏里的经济系统，调动起老人的活力，你会不会吃惊呢？

东京电视台就报道过这样一家养老院。

爱知县一宫市有一家能够容纳250名老人的养老院。这个规模在日本算是大规模了，因为在日本，养老院一般进行精细化运作，老人数量平均在30人左右。不过，人们好奇的并非是其规模，而是这家养老院通过各种规则设定让老人们的生活充满了活力，甚至让人觉得这是一种“青春”的气息。

他们推出了一种名叫“SEED”的虚拟货币。养老院模仿日元印刷了各种面额的纸币，材质、设计都和日元很像，容易让人产生代入感。老人入院时会得到一定额度的启动资金，在随后的日常生活中，领取各种“任务”，完成任务便会获得一定的SEED币奖励。比如，完成100米散步可拿到一笔SEED币，自己完成洗漱也能拿到SEED币，等等。SEED币可以去泡温泉，买各种各样的美食，甚至可以用来“赌博”。

很明显，这样的制度设计充满了年轻人的色彩。这个简单的虚拟币制度让养老院中的老人们似乎一下子就找到了把控生活的感觉——不再是被动地接受社会的赋予和施舍，而是自己拥有了“选择权”。这种感觉给了他们更高的幸福感和更加昂扬的生活状态，养老院整体的康复率也随之提高。

最初，这种模式会令人产生疑惑。

老人觉得自己沉浸在“劳动——赚钱——消费”的循环之中，但是这种循环只是虚拟的假象。所谓“劳动”，散步也好，自理洗漱也好，都不能为养老院提供真正的收益，他们的消费却是实打实的。换句话说，老人用SEED购买的美食、温泉、赌博娱乐等，其实都是他们在入院时用现金购买的服务，只是养老院没有把这些服务直接摆在老人面前。

人有两种基本属性，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退休之后，他们在失去收入的同时，也会逐渐脱离原来的社交圈，对社会的影响力逐渐淡化乃至消弭。这往往会令人产生恐慌和空虚的感觉。

有的人在岗位上，英姿勃发，离开岗位后，颓气尽显。所以一提养老，有些人不免有一些沮丧的心情。

但是，换一种角度来说，很多人恐怕并不关心社会属性的丧失这个真相，人们可能只想找回拥有社会属性的这种感觉。

虚拟经济系统由此产生。在这个“生态系统”下，老人通过自己的“努力”赚到了“报酬”，找到了自食其力的感觉，收获了尊严和自由。在他们的认知中，自己不再是任何人的负担，负面情绪为之一扫。

这就是这个养老院成功的奥秘。

当然，因为过于前卫，即便是在日本，这家养老院也仅是一个特例。日本还有许多家各具鲜明特点的养老院，它们共同构成了日本的养老服务体系。

日本养老服务业有着非常显著的特征。

首先是介护制度化，特别是独特的“介护险”。

介护综合了“身体照护”和“家务服务”，包括身体清洁、协助饮食起居以及家务服务等，在我国台湾地区通常翻译为“长期照护”。与之相应，日本有一种独特的保险制度——介护险。2000年，日本出台了相关法律，实施介护险制度。同一般保险不同，介护险最终的给付方式不是货币，而是介护服务。日本40岁以上的人必须缴纳介护险。

哪些人能够享受到介护服务呢？介护险制度把40岁以上的人群划分为两类：40～65岁及65岁以上。对于65岁以上的老人，当他们需要介护服务时可以提出申请，结果认定之后便可以享受介护服务；对于40～65岁之间的人群要求则比较苛刻，只有在患有癌症晚期、关节炎、风湿病等16种规定的疾病时才能享受到介护服务。

缴纳介护险之后，享受介护服务的费用相当廉价——费用的一半来自国民缴纳的保费，另一半来自国家和地方财政，由国家、都道府县政府和市政府提供。

参加介护险能够享受到的介护服务有两类：居家服务、机构养老服务。当在家中养老的老人需要时，可以申请居家服务的工作人员上门为老人提供餐饮、洗浴等养老服务；对于一些健康条件比较差，甚至生活无法自理的老人，可以提出申请入住指定的养老机构，享受医疗康养服务。

同时，为了合理规划介护资源，为老人提供精准的介护服务，相关机构将老人按照健康状况分为7个等级，提供差异化的介护服务。

日本把介护服务部分“外包”出去，由有资质的私立机构承担。当下的日本养老服务市场比较成熟，法律监管也比较到位，良性的竞争机制也已形成，这也为介护险的推行提供了条件。今天，对于介护险所带来的财政压力的质疑声音屡见不鲜，但由于目前国内尚未有类似的制度设计，它仍有借鉴价值。

其次，日本的养老机构呈现出精细化的特征。

日本是一个资源稀缺的国家。为了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日本国民生活中处处精细。一套垃圾桶一般有四五个，金属易拉罐和塑料瓶都要分类丢弃，如果没有按规定处置垃圾，严重了甚至还要承担法律后果。

当日本把这股精神用在养老服务业时，成绩同样惊人。

按照老年群体不同的健康状态、精神状态、经济状况等因素，日本的养老机构有十多种：一些小而精的养老院甚至只专注一种服务，如仅仅作为对家庭养老的补充，就有专门从事日间照料和短期入住服务的养老院。

顾名思义，从事日间照料服务的养老院早上接老人入院，白天老人在养老院中就餐、参加集体活动、做康复训练、日常洗浴等，晚上再把老人送回家休息，如此反复。日间照料就是精细化思维的体现，因为如果养老院设置大量床位，老人又有自己的住宅，就会形成资源浪费——而实际上许多身体状况较好的老人并不需要24小时照料。(www.daowen.com)

短期入住服务则是解决传统居家养老问题中的一些痛点。可能出于经济或传统观念上的考虑，许多家庭中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由子女来照护。但是这种模式有个很大的矛盾——老人高度依赖子女，日常起居都离不开家人，这样就束缚了家人的日常社会活动，比如，需要出差或者旅行的时候，就会很尴尬。“短期入住”模式瞄准这种痛点，在必要时，老人可以在养老院中接受短期照料服务。

此外，针对不同老人人群的需要，日本还有许多各具特色的养老院。如专门针对认知缺陷的养老院，从人员配置到特定服务，乃至设施，都针对老年痴呆症作了相应设计和改进。

正是这种极其精密的养老服务市场，使得日本能够最大程度地利用人才和设备资源为老人提供优质的服务。

对习惯于追求规模效应的社会来说，日本这种贪大不如做小的设计有中和作用。大小结合，参差多态，才是最好的。

日本的养老基础设施也体现出人性化的特征。

日本的制造业一向以追求“工匠精神”自诩，当“工匠精神”与养老设施相遇的时候，其化学反应值得观察。

在一些养老学家看来，养老院中的老人之所以身体和精神状态不佳，多数是因为剥离了家庭和社会关系，而简单家务能帮助老人找回这种生活上的参与感，使他们精神状态愉悦，同时还能作为康复训练手段。所以，日本许多养老院中会设置厨房，不是后勤保障部门的厨房，而是专门针对老人设计、老人可以自己动手的厨房。厨房用具也同样讲究。比如，考虑到可能会因为骨萎缩或者驼背身高比一般人矮，烹饪时一般又需要站立操作，所以养老院厨房的台面会设计得稍微矮一点。除此之外，还有厂商专门针对轮椅老人制作出适用的厨房用具。

这种适老化设计细节遍布养老院中每一个角落。盥洗池台面不能太高，要能方便老人使用；台面下的空间要大，方便坐着的老人可以舒适地放置下肢；墙面多安装扶手，以便老人行走不便时随时使用；等等。

我国的养老服务业任重道远。

以养老机构为例，首先是量不够、价格高，“公立进不去，私立住不起”。2018年11月，《工人日报》报道了记者对北京、上海的两个养老院的调查，结果颇为尴尬：北京第一社会福利院能够提供1100个床位，相比日本养老院可谓巨无霸了，但是排队登记入住的老人一度超过了10000人，几乎是床位数量的10倍；上海静安区公办民营的乐宁老年福利院能够提供167张床位，每张床位月价约4000～5000元，且仅对静安区户籍老人开放，即便如此，仍出现一个床位要等10年的局面。

宏观统计数据更能说明这个领域的紧迫性。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年末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有2.54亿。民政部《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9年年末，我国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有20.4万个，养老床位775万张。经过计算，每千名60岁以上老人拥有养老床位30.5张。

如果这样的局面不得到改变，加之未来老人的人口基数更大，将更难有养老院可供选择。

不过，这也潜藏着一个巨大的创业机会。

如果养老产业朝精细化方向发展，那么，就可以让代际间的财富通过两相情愿的经济活动转移。与其说是为老年人服务，何尝不是老年人给年轻人准备了巨大的市场空间呢？

日本养老服务业的公司也在向中国输出养老理念和养老服务，但最终结果都不是很理想。

这是为什么呢？

日本的服务业虽然发达，但是企业体量较小，不具备雄厚的资金实力和海外投资经验。因此，日本养老服务业公司向中国输出的时候，多是和本土企业进行合资，这就对日本养老服务的输出造成了诸多限制。另外，因为配套不足，日式养老服务的成本在中国相当高昂，注定只能由少数高收入老人享用。

可见，是急不得的。

日本在1970年就进入老龄化社会，养老服务业也经过了近50年的沉淀与积累才得以发展至今，整个历程包含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简单地兴建养老院、加大养老投资，问题并不能迎刃而解。

1963年，日本政府制定了《老年福祉法》，规定了老人福利设施的运营标准，致力于将老人福利制度在日本社会扎根。这条法律颁布不久，老人看护服务从以往只针对低收入老人演变为针对所有老人；1983年日本出台《老人保健法》，革新老年人保健制度；1989年，日本政府出台《改善老年人健身福利的十年计划》，推动了居家服务和养老院服务工作。

对日本养老服务业影响最大的介护险制度则是2000年出台的。

这是第一个以提供服务作为给付的保险。一个社会就算没有医疗保险，也会有医院和医生，但是，如果没有介护险，社会能够提供的介护服务是非常有限的。介护险调动了民间的力量，大大增加了介护服务的供给量。养老服务业的繁荣也使得更多人从事专业的介护服务，其社会地位和薪酬都有了保障，人才培养体系也逐渐完善，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循环。

一个好消息是，2019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9〕5号），提出：“加快实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推动形成符合国情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框架。鼓励发展商业性长期护理保险产品，为参保人提供个性化长期照护服务。”中国版的介护险正在路上。

日本服务业长时间的沉淀与积累，已经形成了包括资金募集与管理、养老服务标准规范、专业人才培养等多种要素融洽共存的局面。这正是今天中国的中、青年一代要一起努力推进的，这个领域做好了，将不仅有利于现在这一代老年人，更重要的是，当这一届年轻人变老时，才有得到更好服务的机会。

所谓未雨绸缪，大概是整个社会不同代系的人一起努力的事吧。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笔者找到了北京一些养老院的负责人访问，发现他们中许多是刚刚入行的年轻人，有的是从政府部门辞职出来的，有的直接就是以养老领域为起点，看到他们对未来充满信心的样子，我不禁对中国养老服务业充满期待，相信它可以惠泽更多人吧。